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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國寶”：山西五臺佛光寺

由 NYTtravel新視線發表于旅遊2021-12-15

佛光寺大殿五臺山建築梁思成

簡介除了宦官、武將之外，在唐代五臺山的佛寺營建背景下來看，則能夠進一步理解佛光寺大殿題記和殿前石幢銘文之中，提到的兩位“佛殿主”——上都送供（使）寧公遇、山門都檢校賜紫僧人願誠——與河東軍事政治之間的糾纏

東五臺寺開門了嗎

佛光寺東大殿阿彌陀佛南側脅侍菩薩和供養菩薩。

距 1937 年確認佛光寺為唐代遺存建構至今，

已經 80 年有餘。

而世人如今得以一窺佛光寺真容，

竟與戰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結。

任思捷

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任職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歷史與理論研究所、城市與建築遺產保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遺產管理學會。主持自然科學基金“中尼古道沿線塔廟建築研究”（2019-2021 在研）。博士論文《五臺山佛光寺的政治空間與宗教構建》（2016）關注五臺山佛光寺。

梁思成一行發現佛光寺唐代建築的訊息傳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正是 1937 年 7 月 7 日。那天早上，他們剛剛離開佛光寺，前往臺懷鎮，懷揣著滿滿的歡喜，卻全然想不到華北乃至整個中國的急變。幾天後，他們才在途中得知戰事爆發，被迫中止調查，折返北平。調查所得的圖紙資料，也是歷經磨難才得以保全。

梁思成《影象中國建築史》載佛光寺東大殿縱斷面與正立面圖

戰爭期間，學社輾轉南下，繼而西遷，稍稍在昆明落腳，又來到長江之濱的小鎮李莊。梁思成關於佛光寺的首篇論文，1941 年才得以在《亞洲》（Asia）雜誌發表，應該就是此前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在昆明寫成。至於更為詳盡的調查報告之發表，則要等到1944-1945 年在李莊復刊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 7 卷。這時雖然世人都覺得戰事已有轉機，但後方物質條件的匱乏也到了極點。梁思成的《記五臺山佛光寺的建築》長文，分載兩期手抄油印的《彙刊》。視北平中國營造學社時期精美之印刷，今日睹之仍有恍然隔世之感。

從左至右分別為：相機三腳架前的梁思成；菩薩像下的林徽因。圖片源自網路

這次唐構“發現”的公諸於世，使得佛光寺再度登上了聲聞天下的歷史舞臺。雖然佛寺曾幾經興衰沉浮，也並未曾完全湮滅於歷史之中，“發現”或可說是其“再現”的契機。1922 年，日本鎌倉光明寺的僧人學者小野玄妙來五臺山巡禮、考察，曾到過佛光寺。同年，小野回到日本，在《佛教學雜誌》發表的《五臺山記》中提到佛光寺在當地仍然聲名顯赫，尋訪毫不費力，“連馬伕都知其所在”。

佛光寺東大殿門板

不過，若非有日本遣唐僧人圓仁（793-8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指引，小野或許也無從得知那些臺懷之外遊人罕至的寺廟。出發之前，五臺巡禮歸來的人們，多言這裡的寺廟歷經修葺，早已古蹟寥寥，勸他不要抱有太大希望。早在 1902 年及 1907 年，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和德國學者恩斯特· 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就已先後到訪過五臺山，但他們因止步臺懷及諸個臺頂，都與南臺之外的佛光寺失之交臂。

佛光寺東大殿供養菩薩，體現了“胸前如雪臉如花，盛唐菩薩賽嬌娃”的唐代造像審美。

小野來到佛光寺後，注意到了大殿殿內的三十餘尊塑像，推測其為唐代遺存。他隨後發表的數篇論文，使得佛光寺的塑像先行進入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視野。因此，藝術史界的學者如瑪麗琳·M·麗艾（Marylin M。 Rhie），往往將佛光寺研究之始追溯至 1922 年小野的到訪；相較之下更加關注建築和構造的學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則認為 15 年後學社對佛光寺唐構的確認和調查，才是真正“劃時代的發現”。

在唐塑、唐構的“發現”及佛光寺的“再現”之前，佛寺命運的另一次轉折發生在唐代大中年間。彼時作為“五臺五寺”之一的佛光寺，已在武宗（814-846）毀佛期間遭到不可避免衝擊，卻又因宣宗（810-859）即位，在暗潮洶湧的大中政局之中獲得了復興的契機。

佛光寺東大殿轉角鬥拱

專治此段歷史的學者黃樓，近年發表《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爬梳因受黨爭影響而往往翻雲覆雨的史料，披露了宣宗透過宦官奪取帝位，並以陰謀手段謀求正統之爭的血雨腥風。宣武兩朝前後相繼，宣宗卻因政治原因而“務反會昌之政”，凡事都想撥亂反正。最為集中表現之一，就是在武宗“會昌滅佛”之後極力推行復佛的宗教政策。佛光寺等五臺遭毀之寺，正是在這樣的政策春風之中得以恢復。

至於佛光寺大中年間營造活動與戰亂的關聯，最為直接地反映在佛光寺大殿梁栿底面墨書《祈願文》之中，較為罕見的、祈求“干戈休息”的字句：

奉為國敬造佛殿柒間，伏願龍天歡喜，歲稔時康，雨順風調，干戈休息，十方施主，願轉法輪，法界有情，悉願成佛。

佛光寺大殿梁栿底面所見其他幾段墨書題記，羅列了與大殿修造有關的人物官職與姓氏，反映了這次晚唐重建的背後直接依靠的皇室、高僧、宦官、武將等不同利益團體和關係網路。

懸掛於東大殿的“佛光真容禪寺”匾額

先從武將說起。大殿題記中，因有河東節度使鄭涓在列，所以題記寫成的時間，必然是他在任的 855~856 年（大中九~十年）間，早於殿前石幢上的 857 年（大中十一年）紀年銘文 1~2 年。而這短短 1~2 年之間，河東節度使也已先後更易三人——宣宗歷來疑心較重，重視藩鎮移代，以免節帥在地方盤踞勢力；此外，大中初年以來，西北党項屢屢在河朔地帶爆發反叛，河東首當其衝，節帥引咎也與頻繁的轉任有關。

從左至右分別為：唐乾符四年經幢“乾符四年”題記；唐大中十一年經幢。圖源網路

五臺山所在的河東地區，一直以來處在華夷邊境，850 年（大中四年），河東節度使王宰因無力控制“雜虜犯邊”的局面，被迫轉任。李拭接任河東節度使的授命制書中，即稱河東道為唐帝國的“北門”。關於五臺山歷來的重要軍事地位，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已有精闢的描述：

五臺山、恆山位於太行山脈北段，其逶迤向東，連至燕山，東西橫亙於北緯 39°- 40° 地帶，為南北交通之阻，亦為中國早期北塞之東段。

李拭任河東節度使的同時，又兼任“招討党項使”，但也因討伐不力，很快就被另一位戰功卓越的“招討党項使”李業接替。

佛光寺東大殿瓦角屋頂套獸。

據黃樓《唐李業生平事蹟述考》，李業發跡與朝內宦官勢力干係極深。李業早年活動於京城西北地區——這裡自中唐以後，就已被神策軍透過散佈諸“行營”的觸角，牢牢納入宦官勢力的控制之中。因在西北方鎮有重大利益，宦官集團積極支援大中初年的党項討伐。無獨有偶，佛光寺大殿題記提到一位地位顯赫的“功德主”，便是位居“右軍中尉（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的宦官王元宥。

早年因史料匱乏，王元宥出任右軍中尉的情況，僅有制書等少數傳世史料。得益於近年來其妹及養女墓誌的發現，我們得知王元宥自幼被收養入太原王氏族門，其妹更是嫁入了仇氏宦官家族——仇氏雖在武宗時期遭到打壓，但因在宣宗奪位事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復歸位高權重之列。王元宥能夠出任如此位高權重之職，無疑體現了大中年間宦官集團的強大及集團之間政治聯姻的力量。

佛光寺樓閣式磚塔——祖師塔，北魏年間建造。

除了宦官、武將之外，在唐代五臺山的佛寺營建背景下來看，則能夠進一步理解佛光寺大殿題記和殿前石幢銘文之中，提到的兩位“佛殿主”——上都送供（使）寧公遇、山門都檢校賜紫僧人願誠——與河東軍事政治之間的糾纏。

代宗（726-779）在位時期，不空金剛（705-774）透過在五臺山的建造活動，將文殊塑造為護國消災、保佑戰爭勝利的神祇，並形成了透過在五臺建寺、作法來獲得文殊庇佑的傳統。五臺的文殊信仰逐漸發展成了“護國密教”，而位於北方軍事重地的五臺山，也搖身一變，成為軍事集團求戰爭勝利之祥兆的靈驗聖地。9 世紀初，劉禹錫對五臺山的佛教神通、及其受到皇室和軍人青睞的地位，有著精闢的概括：“北方之人銳以武力，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五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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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文殊殿西山牆明代壁畫。

宣宗為復興佛法，親自指任願誠為“重興佛寺山門”的首領僧人，“特許修營佛光一寺”。後來願誠因為在佛光寺出色的營建活動，還受到了朝廷特賜的紫色袈裟。《宋高僧傳》為願誠所作的傳記中，提到了他與某位信奉文殊的“李氏”將領的交情。這位李氏將領（最有可能是 851-852 年間任河東節度使的李業），在平息党項之亂後親自前來五臺朝聖，結交了僧人願誠。隨後，李氏將軍便將願誠的業績奏稟大唐天子，為願誠贏得了“山門都檢校”等封賞。

由此，五臺山佛光寺經歷武宗滅佛的劫難之後，之所以能在宣宗治下復興，可謂藉助了皇權、宦官、武將、高僧所構成的盤根錯節的利益網路。他們在党項亂邊、北疆動盪的時期，透過為國祈福、敬造佛殿的事業，共同寄託著對軍事勝利的渴望和平息戰爭的訴求。只是，時過境遷，“大中之治”正是唐朝由粗安轉向動盪的關鍵轉折，五臺山佛光寺的大中建造活動，最終也未能夠拯救李唐於虛幻太平之後相繼發生的饑民起義與地方軍亂之殤。

2017年，亦即梁思成先生帶領“營造學社調查組”初次探訪佛光寺 80 週年之際，60 餘年前由梁思成主持創刊的《建築學報》，在梁林一行抵達佛光寺的 6 月，出版了一期紀念特集，以“發現佛光寺 80 週年”為題，邀請海內外不同學術背景的作者撰文，銘刻這一極富傳奇色彩且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史事件。

2017 年 4 月的學報組稿座談會上，王駿陽老師應《建築學報》主編黃居正先生邀請到場，對佛光寺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提議也請建築師們親臨現場，於是便有了第二次實地研討，還促成了次年 80 週年紀念的“續篇”，即《建築學報》2018 年 9 月特集“80 年後再看佛光寺——當代建築師的視角”組稿。

佛光寺東大殿側立面

據系列活動的發起人、組織者之一，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的丁垚老師介紹，他在 7 月初時，邀請撰稿者前往深圳，在“有方”提供的面向公眾的交流平臺，把新近的研究進展介紹給大家。丁垚說：“我希望在這個具有紀念意義的年份之中，讓更多對此感興趣的人士，得以瞭解更多學術圈內的活動。”

丁垚將此看作是他主動選擇的一種社會服務的方式，而在各類媒體平臺上整體推動佛光寺 80 週年的紀念活動，最終還是想讓更多的人瞭解這段歷史。“歷史，作為一種跨越時空的思考，可以給人帶來很多力量，也會給當下世界帶來更多信心，增加對當下的人的關懷。這對於任何參與的個體都有益處。”

佛光寺東大殿普賢菩薩和牽象人

王駿陽在編者按中寫道，當下建築歷史研究與建築設計思想“各自為政”“相互孤立”，而他組織“80 年後再看佛光寺”特集的用意之一，是為了重新審視佛光寺具有的“當代建築學意義”。如此割裂局面的形成，丁垚說，“一方面而言是因為建築歷史研究的考慮尚且不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建築設計思想趨於封閉和狹窄。”

就建築歷史研究而言，丁垚認為本身有著太多問題沒有解決。因此，不論是對建築專業的學生，還是從事設計實踐的人士，建築歷史就成了枯燥無趣、不願瞭解的事情。此外，如今整體氛圍，包括媒體出版營造出來的壁壘，導致很多建築歷史的研究與寫作將大部分人排除在外。

丁垚回憶道，關注佛光寺的另外一個初衷，可以追溯至 2007 年以來，天津大學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柬埔寨吳哥古蹟調查研究專案上的合作。參與吳哥工作期間，因為得以瞭解和閱讀其他學者的研究，改變了看待大型的宗教建築作品的方式。他認為相比而言，由於歷史的原因，國內建築學界往往對宗教建築的深入討論還遠遠不夠，“即使涉及宗教問題，也多與建築問題較為隔離，完整性還不夠”。

對於大型宗教建築作品完整設計的認識，隨後藉由奉國寺的研究得以更進一步。至此，佛光寺的研究就非常必要了——因為它是這條線索上最早的一個“大作品”。丁垚坦言，“本來我們研究佛光寺，主要是從學術問題本身出發的，雖然初始的發現有些偶然，比如是為了觀察椽頭而注意到了‘七朱八白’，但放到更大的北朝到遼宋時期的佛教建築的背景看，從奉國寺、獨樂寺到佛光寺，也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吧。”

從左至右分別為：歷代耍頭演變圖；梁思成，歷代木構殿堂外觀演變圖，1930 年代。圖源網路

研究對保護的意義，他提到佛光寺就是典型的事例。梁思成一行人注重了佛光寺大殿的唐代藝術的“四美”，這就提供給時代一個共識，這些藝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每個人所共有的財富。今天，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可以對佛光寺有更多更細緻和深入的解讀，也就是提供給現今的時代更多的財富。而且，這就意味著，與這些新的“財富”相關的種種物質表現，比如大殿所在的唐代陸續建造而成的平臺、山崖、樹木，本身就是這些財富的一部分，這些就是保護工作的依據和目標。

“對於佛光寺大殿，以及佛光寺，我們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佛光寺不僅僅是一座大殿而已，我們對其瞭解還遠遠不夠。想要真的瞭解佛光寺，甚至限於寺廟本身都是不夠的。這裡僅僅只是一個歷史片段。我們需要了解更多——需要了解整個五臺山，瞭解大同，瞭解遼代、南北朝、宋代等等。我們要繼續尋求真相，還要在此過程之中，努力尋找自己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

不論對於中國建築歷史或其學科歷史而言，佛光寺始終佔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由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等學者幾經考察，佛光寺“幾乎一經發現，就成了一座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建築典範（icon）……時至今日，學者們如同當年的梁思成一樣，仍然痴迷地關注著這座具有傳奇色彩的佛光寺東大殿”（夏南悉，《唐代建築之“典範”與中國建築歷史的政治性層面》）。

然而，對於聚光燈下的佛光寺，我們所知的確實極少。在最近一部關於佛光寺的專著出版之際，學界前輩柴澤俊先生即在序言之中感慨，“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佛光寺及其東大殿的研究，雖有進展，但是由於條件不備，成就受限……值得進一步勘測研究的專案還很多”（《佛光寺東大殿建築勘察研究報告》“序二”）。

於此，佛光寺雖被重新發現已有八十餘載，但其匾額上所寫的“佛光真容禪寺”的真容，仍讓掩藏在悠遠的歲月中，遺留給世人一些時間的殘片去拼湊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