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紅吃鯊魚之前，有人因賣鸚鵡被判5年

圖片來源：電影《藍色星球2》

破壞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資源，該怎麼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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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一名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拍了一段吃鯊魚的美食影片。

圖片來源：科技日報

7月12日，名為「提子」的百萬粉絲網紅拍了一段吃鯊魚的美食影片，引發輿論譁然。

「提子」曾表示，自己吃的是人工養殖的鯊魚。

7月31日，警方認定，「提子」在美食影片中吃的鯊魚為大白鯊，屬於國際瀕危野生動物，也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網紅吃鯊魚，該重判嗎？

在法律界，關於破壞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爭議從未停止。

例如，在曾經轟動全國的「深圳鸚鵡案」中，當事人僅僅因為賣2只人工孵育的鸚鵡，就被法院判5年徒刑。

2016年4月，深圳的小王將自己孵育的

2只

「小太陽」鸚鵡賣給了朋友老謝。

一個月後，他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罪」，被刑事拘留。

經過一年的調查和審理，小王最後被法院判以有期徒刑五年。

網紅為拍影片吃鯊魚，引起全民憤慨；而深圳小王買賣鸚鵡被判刑5年，

卻得到輿論廣泛同情

。

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的邊界到底在哪裡？相關案件裁決的標準又是什麼？

知鴉法律通識彙集了鸚鵡案中的不同法律意見。

或許從人們關於鸚鵡案的爭論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以上問題的線索。

觀點1.

人工繁育鸚鵡，

能夠更好地保護野生動物

這樣的判決明顯不合理。

設立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罪的目的，在於保護

珍貴

、

瀕危

的野生動物。

所以，有關賣鸚鵡構不構成犯罪，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麼是「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釋出的檔案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以及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

但是，這樣的定義可以完全作為司法審判時的依據麼？

在司法實踐中，應該區分「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和人工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

某些所謂「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在市場上並不少見。

在網購平臺上，排名前幾的鸚鵡店鋪成交量最多的一家，總銷量超過6000單，其中不乏「珍貴、瀕危」的品種。

又比如，白雲金絲魚作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在自然界中瀕臨滅絕。

然而，同樣是白雲金絲魚，在花鳥市場上，每條的單價不超過10元，稍具規模的花鳥商戶就擁有上千條。

一些物種，由於自然環境變化或受自身繁育能力限制，在野外種群數量稀少。

而在一些商家的手上，卻能以較低的成本進行人工培育，擴大種群數量。

當瀕危動物變得隨手可得，還能叫做「瀕危物種」嗎？

顯然，這些對野生動物進行人工繁育的商家，不會對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以及國家的對野生動物資源管理制度，產生實質性破壞作用。

那麼為何到頭來，他們反倒成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的罪犯了？

從立法保護野生動物的目的來說，為了個人愛好繁育、交易野生動物，對保護珍貴、瀕危的動物物種有益無害。

恰恰相反，

透過野生動植物的市場交易，利用起瀕危物種的經濟價值，充分提供刺激，這其實是我們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手段。

即便再退一步，從量刑上來說，《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最高法定刑才5年。

小王僅僅將幾隻自己繁育的鸚鵡，出售給同樣身為鸚鵡愛好者的朋友，就要接受5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難道鳥命比人命還要金貴？

無論如何，法院對小王的判決是不合理的。

觀點2.

保護野生動物，

需要著眼於相關利益鏈條

本案定罪量刑合理。

首先，在市場上對珍稀物種進行買賣，與野生種群沒有關係，這是極為幼稚的想法。

所有對野生動物進行人工馴養、繁育的源頭，都會牽涉到野生種源。

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有自己完整的利益鏈條，包括：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等過程。

買賣

人工繁育

的鸚鵡，從表面看來，並沒有對

野生種群

造成影響。

但這樣的交易行為逐漸盛行之後，後來者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立足，必然會去尋找野生種源，將它們圈養、雜交。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並非一句單純的口號。

在深圳鸚鵡案中，小王養的非洲灰鸚鵡原產地不在中國，而是屬於非洲的原生鳥類。

迫使鸚鵡脫離原生環境，並運輸到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必定會有鸚鵡受到傷害，甚至大量死亡。

任何非法的買賣、走私和馴養，都可能危及整個種群。

而放任交易行為擴大，就是在增加原產地野生物種的風險。

這是野生動物保護的根本邏輯，不能任由某些「例外」將之打破。

因此，從動物保護的角度來說，本案的定罪量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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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貴陽野生動物園飼養員直播虐待老虎。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

其次，我們立法保護野生動物，目的不僅在於防止物種滅絕，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還有對野生動物自身的利益的考慮。

很多野生保護動物不適合圈養。

舉例來說，對老虎進行圈養，是對老虎的保護嗎？

1993年前，我國還沒禁止虎骨的市場交易，虎骨的年交易量可達1000公斤。

後來，我國出臺虎骨交易的禁令，老虎的處境也沒有太大改善。

圈養老虎還要在馬戲團、動物園等地方，發揮經濟價值。

然而，市場有限，很多養虎企業無力承擔養虎成本，出現老虎吃不飽，甚至餓死、自相殘殺的情況。

況且被迫表演賣藝的老虎，在遭受束縛、不得自由之外，還可能收到管理人員和遊客的虐待。

對鸚鵡進行人工繁育，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滿足賞玩鸚鵡的市場需要。

但對於鸚鵡來說，難道不會增加更多束縛和痛苦嗎？

這些鸚鵡本來可以在適合自己的生存環境中自由生活。

觀點3.

重判鸚鵡案，

是司法資源的錯誤配置

本案的判決不合理。

動物保護法律和司法實踐，非常需要具體區別對待不同的物種和案件。

美國著名法學家霍姆斯曾經說過：

「一部法律，如果懲罰了社會普通成員都不認為有過錯的行為，該法律就太苛刻了，社會將難以承受！」

深圳鸚鵡案就是典型。它體現了在動物保護方面司法資源的嚴重錯配。

很多人都覺得，小王的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對他的處罰過重。

據小王說，自己非常喜愛鸚鵡，曾經有一隻鸚鵡在深夜遭遇難產，他尋遍深圳的寵物醫院、鳥友群都無濟於事，最後連夜驅車趕到東莞，終於請一位有經驗的鳥友救活了這隻鸚鵡。

雖然小王也承認，養鸚鵡兩年多來，也有一兩隻在自己手上死去。

但與此相對，在深圳市野生動物救護中心，幾乎每天都有動物死去，僅僅鸚鵡就死過19只。

相比動物園，個體可能更能提供適合鸚鵡生存的環境。

在重罰鸚鵡案的同時，一些

野外

的野生動物正一步步走向瀕危的紅線。

在利益驅動下，類似圈養虎、養殖黑熊這樣的動物在

人工養殖狀態

下飽受折磨。

稀缺的司法資源，不應該對這些真正需要保護的動物視而不見，反而對已經形成良好的人工繁育形態的鸚鵡飼養行業重拳出擊。

對於涉及野生動物的案件，應該考慮是否人工繁育、物種的瀕危程度、野外存活狀況等相關因素，綜合評估社會危害，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對所有的野生動物進行一刀切式司法管控，結果只會是司法資源錯配，事倍功半。

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興良教授曾提出，對於某些案件完全可以「

依法入罪，以理出罪

」。

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案件中，即便某個行為完全符合法定犯罪要件，司法也可以對法律進行合理的限縮解釋，以實現個案中的

實質正義

。

小王的辯護律師

徐昕

，在談及鸚鵡案時就說：

「滯後性，是法律的固有特性。在涉野生動物刑案中，表現為舊有的司法解釋與社會實踐相脫離。」

當事人行為的實際社會影響，以及人民對正義的樸素期待，都是重要的考慮。

寶貴的司法資源，不應該被滯後、僵化的法條所綁架。

2018年3月30日，深圳鸚鵡案二審改判為兩年，並推動了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釋出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司法解釋，重新界定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範圍，區分處理了人工繁殖的野生動物。

在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的網紅吃鯊魚事件中，司法資源的投入，確實有懲前毖後的效果。

但對於像深圳鸚鵡案這類事件而言，則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審判，不應受限於因時過境遷而可能不再適宜的法條。

這樣才能在保護野生動物的同時，推動法治社會的文明進步。

參考資料：

司法有良善，「王鵬鸚鵡案」終被改判。中央廣電總檯中國之聲，2018-03-30。

「兩高」釋出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2022-04-08。

顧開貴 ， 塗俊峰。二審法官詳解“鸚鵡案”的法與情，《公民與法：法學版》2018。

深圳「鸚鵡案”一審被判 5 年，「人不如鳥」？。法治說法，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