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司馬遷何時作的《太史公書》，即所說的《史記》的問題

筆者認為，司馬遷的《太史公書》著作於前103年的太初二年至前90年的徵和三年之間。史書明確記載，司馬遷是以主持人的太史令身份與其他二十餘人共同參與制定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太初曆》。而前104年的漢武帝元封七年，就改元為“太初元年”。那麼，由此可以推斷，《太初曆》應該制定於漢武帝元封年間。司馬遷是何時出任的太史令呢？他又是何時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而著作《太史公書》的呢？

根據史載可知，司馬遷出任太史令的五年以後，漢王朝改元“太初元年”，而太初元年是前104年，同時，太初元年又被人稱之為“元封七年”。所以，如此推論上去，可以知道，司馬遷應該是在前108年的漢武帝元封三年出任的太史令；司馬遷出任太史令的三年前的前110年的元封元年，司馬談就死亡了。綜上所述可知，司馬遷出任太史令時“細史記石室金鐨之書”，不應只是“細”的人文歷史典籍，應主要是“軸”的天文曆法史料，當然，他也可能查閱收集了不少“春秋”史書。

因為，在西漢時代，“史記”是泛指一切史書，並非專指《春秋》這類人文歷史書籍。司馬遷主持和參與制定“太初曆”的元封年間，他不可能著作《太史公書》，所以，《太初曆》公佈運用之後的前103年的太初二年以降，他才可能開始著作《太史公書》。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司馬遷是在前103年的漢武帝太初二年以降，他才正式收集整理父親司馬談遺留史料和他自己收集到的史料而著作《太史公書》的。這也是《太史公書》為什麼不記載漢武帝太初年以降之人事的緣故，也就是史載所說：“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漢書·班彪傳》）

因為，太初二年以降，司馬遷就專心致志地埋頭著述《太史公書》了，他不可能再瞭解到當世的許多人事情況。而《太史公書》問世後，他又因該書觸怒漢武帝而被拘禁，他就更不可能記錄太初年以降的事情了。

關於司馬遷生卒時間和他的閱歷問題。筆者認為，司馬遷生於前150年左右，卒於前90年左右。司馬遷享年60歲左右。現今，中國一些辭典對司馬遷的生卒日期和閱歷的記載，大都很模糊，或者有明顯錯誤。一些辭典認定司馬遷出生於前145年或者前145年一前135年之間；或不知卒年，或將司馬遷卒年確定在漢武帝死亡的前87年。這種認定，是否正確呢？下面，我們來推論此問題。

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都記載判斷司馬遷出生時間、地點和青年時代閱歷的主要史料。其中，最重要的關於司馬遷年齡與歷史時空相對應的座標參照文字，是司馬遷自述自己“二十而南遊……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這段話。這就是說，只要今人搞清楚了司馬遷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年齡“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的，那麼，今人就能夠準確推論出司馬遷的出生年了。

因為司馬遷是年二十歲遊歷了長江中下游的吳楚地和黃河中下游的齊魯地之後，他才出仕郎中西征巴蜀和邛、莋、昆明等地的，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時的歲數，應該至少在二十歲以上了。這裡，我們暫且將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的年齡確定在22歲左右。既然以上已經確定了司馬遷參與西征的歲數，那麼，要搞清楚司馬遷究竟是在什麼時間“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的，就必須事先搞清楚漢武帝時代究竟發生過幾次“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的重大歷史事件！

史書明確記載漢武帝元光五年的“夏，發巴、蜀治南夷道。”（《漢書·武帝紀》）所以，今人應該確認，西漢王朝是在前130年的元光五年正式拉開西征西南夷的行動的帷幕的。再因為司馬遷是前108年的元封三年出任太史令，司馬遷出任太史令以後，他就再也不可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了。

由此可知，我們只要搞清楚了前130年至前108年這22年之間，西漢王朝一共有幾次“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及其這幾次西征的具體時間，那麼，我們就可以依據判斷出司馬遷出使西征“巴、蜀、邛、莋、昆明”時的歲數了，並依據去推證出司馬遷的準確出生年。

根據明確史載，前130年一前108年的22年，一共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西征西南夷軍政行動。一次是前130年的元光五年至前126年的元朔三年的先由唐蒙主帥，後由司馬相如主帥的西征西南夷；一次是前111年的元鼎六年的越馳義侯率軍西征西南夷；一次是前109年的元封二年的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西征西南夷。司馬遷當年是參與的以上所說的這三次西征西南夷的哪一次西征西南夷行動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了對古今四川、雲南、貴州的地理位置的知識。

之所以長期對司馬遷的歲數問題含混不清，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今人大多對西漢王朝時代的西征西南夷的情況與中國西南地理情況不太瞭解所致！前130年的漢武帝元光五年的首開西南夷的主帥是唐蒙，副帥是司馬相如，而且，當時的西征西南夷，唐蒙和司馬相如並非是西征一路，而是各自有自己的西征路線。透過以上這段史載，今人可知，前130年的首次西征西南夷，郎中將軍的唐蒙大軍是從“巴苻關”進入夜郎國的，當年的“巴苻關”，大約是在今四川西南的瀘州地區中的合江縣與貴州的赤水市交界一帶。

這條西征路線，與現今四川瀘州通往貴州大方的321國道鄰近。這裡需提及一句《史記》和《漢書》在此段史載中的“從巴苻關人”章句差異問題，其他版本均說“從巴蜀筰關人”或“從巴莋關人”，唯宋朝景祐本《史記》說“筰關”為“苻關”。後世學人大多認同景祐本《史記》此說，認為“”乃“苻”之誤。這有可能是東漢時撰《漢書》的史家對西南地理不熟悉造成的筆誤。

與唐蒙從今川南挺進今貴州始西征西南夷的同時，同樣也為郎中將軍的司馬相如率領的西征大軍則是從“邛、莋”這一今川西南地區挺進西南夷的，這條西征路線，與現今四川邛崍市通往雅安、漢源、越西、西昌直至昆明的108國道線鄰近。西漢時代的“邛、莋”，“邛”可能是指西漢王朝時代蜀郡的臨邛縣地區，即現今的四川邛崍市、蒲江縣、名山縣、滎經縣一帶，更有可能是指意現今四川西昌一帶，因為，後來的西漢“邛都”就設立在今四川西昌一帶，今四川西昌地區在歷史上一直號稱“邛”。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嶲郡。”由此可知，西漢王朝時代的“莋”，就是指現今四川的雅安市、漢源縣、越西縣一帶。西漢時代的“邛”則是指現今四川越西至四川西昌一帶的地區。由於西漢時代的“巴苻關”與“邛、莋”之間不僅相距甚遠，之間還相隔著千山萬水，不要說西漢時代，就是現今，這兩個地區的交通也甚為遙遠和艱險。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當年西漢王朝西征西南夷，唐蒙、司馬相如各自率領的兩支西征大軍根本就不在一個地區和方向上。這個問題，今人只要一察看地圖，就很清楚了。當年，唐蒙率領西征西南夷的巴蜀軍民從現今的四川瀘州一線挺進今貴州境內的夜郎國一帶，他動用了嚴酷的軍法誅殺參與西征的巴蜀軍民和本地夜郎、僰中及其巴蜀後勤運輸隊伍中的首領人物，從而引發了這路西征大軍的譁變。

漢武帝聞訊之後，立即派遣正在另一條西征路線上任統領的司馬相如前去唐蒙西征所在地中譴責唐蒙的西征政策，且撤職了唐蒙。事後，漢武帝還讓司馬相如特意撰文“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這份“諭告”，就是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其文被收錄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

但是，很遺憾，今人透過《喻巴蜀檄》看不出其發表的時間。不過，根據“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這段史載看，《喻巴蜀檄》和司馬相如後來發表的《難巴蜀父老書》兩文，都應該是在唐蒙被撤職和司馬相如被漢武帝任命為西征西南夷主帥的“中郎將”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