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賈魯治河功大於過？

賈魯（1297—1353）是河東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人。《元史》中記載說他“幼負志節，既長，謀略過人”。他官至中書左丞（副宰相），但使他名垂青史的不是因為他官職高，而是率17萬軍民治理黃河水患的歷史功績。他疏浚過的河段，後人稱之為“賈魯河”，可見對其人其事的肯定。然而，從元末明初直至當代，史學界都有人對賈魯持有異議，認為他治河“不恤民力”，由此給元朝統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治河工程是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索。那麼，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評價賈魯治河的功與過呢？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福澤綿長，孕育了中華文明，蔭庇著華夏子孫；然而她的每次決溢、改道，也給沿岸居民帶來巨大災難和創痛，使國家漕運和經濟發展遭受極大損失。元代的河患超過以往各代，在其90餘年的統治中，竟有40多個年份黃河曾發生決溢，災情慘重。因元朝的政治中心元大都（今北京）遠離黃河流域，統治者對河患重視不足，治河只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缺乏整體規劃和長遠考慮。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五月，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白茅決口，造成黃河大面積氾濫、改道，災區百姓苦不堪言。為了保證大運河漕運的順暢，保護沿海鹽場免遭洪水沖毀，緩和因洪災加劇的社會動盪局面，元政府將治河作為要務，不僅派人在黃河氾濫地區進行巡視，訪求治河方略，還在多地設立都水監，專門負責水患治理。據《元史》載，賈魯在任都水監期間，曾“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裡，備得要害”，並上書獻治河之策，但當時並未得到採納推行；直至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丞相脫脫恢復相位，落實治河的帝旨，才力排眾議，採用了賈魯“疏塞並舉”、恢復黃河故道的治河方案。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順帝下詔，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調配民夫15萬人、軍士2萬人，開始治理黃河。這一浩大工程從四月至十一月近200天，共疏浚河道280多里，堵塞大小決口107處，修築堤防770裡。當然，此次治河工程所耗民力、財力之大，也是古代治河史上少有的。

應該看到，賈魯治河是在當時落後的技術條件下進行的，工程繁重，工時短，水患情況又十分複雜。賈魯以其聰明才智，“疏”、“浚”、“堵”多法並用，並因地制宜創造了一些治河新方法，最終使為害七年的黃河水患得到了控制。後來，元政府特立“河平碑”，表彰賈魯治河功績。因為賈魯所改造和開設的河道工程質量較高，直至明清時代還有“銅幫鐵底”之譽。清人徐乾學認為：“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清代地理學家胡渭《論河》一文中稱：“賈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

既然賈魯治河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好的口碑，為何還有人詬病呢？據說在賈魯治河之前，在黃河南北便流傳著“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在工程進行過程中，果然在黃陵岡挖出了一尊獨眼石人；紅巾軍便以此為藉口，起事反元。有人認為，天下之亂是由於治河勞民動眾、過度消耗民力導致的，賈魯是元朝走向覆亡的始作俑者。這樣的說法是有失公允的。其實，元末大亂之前，元廷已顯衰頹氣象，統治階層因循守舊，綱紀廢弛，社會動盪，危機四伏，民怨日深，已無法避免其覆亡的歷史命運。除從政治角度批評賈魯有“亡元之罪”外，還有人對賈魯治水本身提出非議。例如清朝治河名臣靳輔，在肯定賈魯治水功績的同時，也指出賈魯治水犯了三忌：不恤民力、不審天時、不念國家隱憂。實際上，面對巨大而緊迫的治河責任，賈魯對時勢和利弊等不可能未作過權衡和取捨，而正因為他沒有被這些忌憚縛住手腳，才能傾盡全力治河，因而保證了工程的順利進行，最終取得了治河的成功。

賈魯故宅壁間曾有詩云：“賈魯治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放眼回望千載，如若我們站在人類文明史發展的高度，而不拘囿於一朝一代的興替得失，賈魯治河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治河史上的一段佳話，理應得到後人的公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