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古籍的海外傳播與影響

為了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國家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發展戰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陶瓷古籍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受“重經史、輕理藝”等思想的影響，中國陶瓷古籍的編撰數量十分稀少，後又經數百年的風雨洗滌，流傳至今的更是鳳毛麟角。據筆者統計，1911年以前的陶瓷古籍總共不到20種，包括《陽羨茗壺系》《陶冶圖說》《陶說》《南窯筆記》《景德鎮陶錄》《匋雅》等。這些陶瓷古籍記述了中國古代陶瓷的生產場地、製作工藝、風格特點等，還涉及與陶瓷密切相關的人物事蹟、社會習俗、經濟貿易、審美趣向等，對於梳理明晰中國古代陶瓷生產的發展脈絡、傳承保護中國傳統的陶瓷技藝、發展弘揚中國傳統的陶瓷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

中國具有兩千多年的對外貿易史，尤其是15—18世紀，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性貿易，陶瓷就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大宗商品之一。作為古代“一帶一路”上重要的商品貨物，中國陶瓷一度受到世界各國的青睞，成為他國競相追逐和崇尚的目標，在中外文化交流與世界文明互鑑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陶瓷古籍是中國陶瓷生產歷史和製作技藝的理論總結，是海外人們學習和了解中國優秀的陶瓷工藝和陶瓷文化的最好門徑，在中外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鑑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19世紀中期，中國陶瓷古籍就被譯成外文，如法國漢學家儒蓮於1856年將《景德鎮陶錄》節譯成法文，第一次將中國陶瓷古籍引介到歐洲，對歐洲陶瓷業的生產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隨後又將《陶說》節譯成法文，再一次將中國陶瓷古籍傳播到歐洲。進入20世紀後，中國陶瓷古籍的外譯本逐漸增多，如英國學者卜士禮於1910年將《陶說》全譯成英文，塞義於20世紀50年代將《景德鎮陶錄》《匋雅》全譯成英文；而在日本，早在明治時代，就有學者將《陶說》《景德鎮陶錄》全譯成日文，後來《匋雅》《飲流齋說瓷》等也被全譯成日文。這些外譯本的出現，不僅擴大了中國陶瓷古籍的傳播範圍和國際影響力，成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而且為當時世界陶瓷的生產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具體而言，海外學者針對中國陶瓷古籍的翻譯，不僅僅是對其內容所作的語言轉換，更附帶有大量的註釋、評註、長篇序言、後記等，將翻譯文字置於豐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進行“深度翻譯”。從效果論來看，深度翻譯是將翻譯與嚴謹的文化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實際上它已屬於“文化翻譯”或“學術翻譯”的範疇。這種“深度翻譯”方式在中國陶瓷古籍外譯實踐中的具體運用，不僅使中國陶瓷古籍更廣泛地得以傳播，還使海外陶瓷製作者將中國陶瓷古籍中的文字內容直接與其陶瓷生產實踐相結合，並按圖索驥，找到提高陶瓷產品質量的方法，這無疑對當時海外陶瓷業的生產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以中國陶瓷古籍的最早譯本《景德鎮陶錄》儒蓮法譯本為例。儒蓮在該譯本中增補了譯者導言、薩爾威達序言、扉頁註解、術語表、關鍵詞、文字註釋、評註、後記、日本陶瓷情況譯文以及中國陶瓷產區圖和中國陶瓷製作工藝圖等，大大拓展了《景德鎮陶錄》原本文字的內容，為海外讀者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減少了海外讀者對譯本內容的誤讀，彌補了異域文化可能帶來的理解偏差。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豐富的“副文字”可使海外陶瓷製作者直接根據文字內容進行實踐試驗，以驗證其記載的正誤，達到他們提高陶瓷產品質量的目的。如該譯本中對中國釉上彩瓷燒造時所用“明爐”“暗爐”的翻譯文字，就使海外讀者瞭解到中國絢麗多姿的釉上彩瓷的燒造工藝及其方法，這為海外彩瓷的燒製提供了直接的參照和啟示。中國陶瓷古籍的外譯本基本上都是採用這種“深度翻譯”的方式進行的，其目的性和實用性顯而易見。

作為中國“第五大發明”的瓷器，不僅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還是中國形象的符號代表。英文“CHINA”一詞，小寫指瓷器，大寫指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陶瓷古籍是海外人們學習、瞭解和認識中國傳統陶瓷工藝和陶瓷文化的最好門徑。中國陶瓷古籍的不斷外譯以及在海外的廣泛傳播，不僅大大拓展了中國陶瓷古籍的對外傳播範圍，讓世界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閱覽到中國陶瓷古籍，並以此來了解中國陶瓷製作，認識中國陶瓷文化，進一步提高了中國陶瓷的國際地位和對外影響力，這無疑有助於進一步增強國人的文化自覺，堅定國人的文化自信。同時還有效地促進了中外陶瓷技藝與文化藝術的廣泛交流，推動了世界陶瓷業的生產發展，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世界文明的互鑑作出了突出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專案“19世紀以來中國陶瓷典籍的海外傳播及其對世界陶瓷業的影響研究”（18BG14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景德鎮陶瓷大學藝術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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