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斑斑｜古代思想中的天下一家

子夏像

張載像

王陽明像

天下一家傳達了中國人對於世界大同的美好祝願。這一理念具有深厚的歷史脈絡，中國古代一批最傑出的思想家，對天下一家進行了詮釋，為後人留下一筆豐厚遺產。

子夏：四海之內皆兄弟

《論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孔子的兩位弟子司馬牛和子夏聊天，司馬牛面露憂愁地對子夏說：“哎，你們的兄弟都還健在，只有我的兄弟已經逝去，留下我孤身一人。”子夏寬慰他：“雖然你的兄弟不在人世了，但君子持己以敬、待人以禮，那麼四海之內皆兄弟，您還為沒有兄弟而擔心嗎？”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是何其寬廣的胸懷。四海之大，遠遠超越我們日常的活動範圍、我們熟悉的生活方式，儘管身處不同地域，源於不同文化，彼此甚至未曾謀面，但中國人認為可以兄弟關係視之、以兄弟之情待之。這是中國人樸素而美好的善意，這種善意生髮於對血緣、親情與家庭的高度重視與尊崇，並拓展到家庭之外，延伸到社會以及更廣闊的天下。

在儒家的另外一部經典《禮記》中，有一篇孔子和弟子言偃參加完蜡祭（臘月舉行的合祭百神的活動）後出遊時的長篇對話，即著名的“禮運篇”。這是一篇討論禮的起源、執行與作用的深奧文章，幾千年來，這篇文章最受關注的部分卻是其文字最簡易最好懂的部分，這一部分展現了中國人理想中的世界是怎樣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家。

孔子在這篇對話中，首先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大同世界的美好圖景，這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世界，“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不只是孝順自己的父母、疼愛自己的子女，也能將這份愛及於他人；這是一個人人得其所的世界，“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孔子隨後揭示了大同與小康的區別，小康之世，“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每個人為自己的家庭幸福而努力，但孔子又提出“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如同“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價值判斷一樣，孔子所說的“天下一家”也不是在描述天下的實際狀態，而是倡導一種視角、提出一種願景。視角不同，願景也就不同，當我們認為天下雖大卻可以和平共處時，我們的一切努力也都投入在化解紛爭、共促和諧上，而當有人認為天下雖大亦容不下與之不同的他者，則其努力也都投入到你死我活的爭奪中。

然而，要實現天下一家並非易事，孔子謹慎地表達對於實現天下一家的信心。他特別強調聖人的教化在此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聖人必須對於人事有細密周到的瞭解，深諳人情、人義、人利、人患。人情乃喜、怒、哀、懼、愛、惡、欲，我們今天所說的七情六慾中的七情即此；人義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調和人情、倡導人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率先做出表率，並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使他人受其感召而成為具有仁愛精神的人，如果所有人都能做到以對待家人的態度對待他人，那麼天下一家也就自然而然了。

張載：民吾胞也，物吾與也

偉大的夢想具有超越時間的力量，先秦儒家提出的天下一家的理念，長久激盪在中國人的胸中。即便在儒家學說受到挑戰的時代，天下一家的理念仍然獲得肯定。先秦儒家長於人性論的討論，卻不太重視宇宙本體論的構建，即回答宇宙的本原是什麼，這使得儒家學說在與其他思想潮流論戰時節節敗退，宋代興起的理學建構出了較為精緻的宇宙本體論，以“氣”或“理”貫通宇宙、社會、自然與自我。

在這樣的思路下，天下一家就不再只是後天的教化才能獲得的結果，它獲得了形而上學的依據。北宋早期的理學家張載，就是那位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是真正具有高遠理想之人，他的作品算不上多，但有幾篇對後世影響十分深遠，其中《西銘》可以看成宋人對天下一家的一種理解。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原是氣，包括人在內的萬物都由氣匯聚而成。《西銘》首先說天為乾、地為坤，“乾稱父，坤稱母”，宇宙便是一個大家庭，天地化育萬物，也化育出萬物之首的人。“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充塞在天地之間的陰陽二氣，化育了人和萬物的形體，而天之自強不息、地之厚德載物又化育了人和萬物的心性。既然人和萬物都是天地所化育的，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間的萬物都是我的朋友。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民胞物與”一詞就從此而來。

我們如何對待同胞？自然應以仁愛之心對待。張載在《西銘》中有更為動情的描述，他將社會也看成是一個大家庭，在大家庭中，君為宗子、臣為宗子之家相，長幼有序，“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這個家庭中的聖賢，與天地合其德，比別人更加出色，但天下之人都是天地之子，大家是平等的，“凡天下疲癃（衰老多病之人）、殘疾、惸獨（孤苦無依之人）、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些社會弱勢群體都不是外人，而是社會大家庭的成員，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愛他們是我們身為家庭成員的義務。

以仁愛對人，也以仁愛待物。與重視用工具理性對待物、對待自然的西方哲學不同，中國哲學強調“天人合一”“仁民愛物”，人與自然的關係不是前者征服後者，而是相互依靠扶持。將自然引為人的同類，這不僅是對自然規律的尊重，也拓展了人的內涵與深度。

古人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四者是循序漸進的。張載的《西銘》則是逆向推理，從宇宙層次到社會層次再到家庭層次，三個層次不是分離而是統一的，張載的立論高遠，但卻落實到一個小切口上，一個人人都可行的事上。馮友蘭說《西銘》倡導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要求在不足百年的有生之年，人盡其作為宇宙的成員和社會成員所應負的責任和義務。責任和義務雖有兩重，但人並不需要做兩種事。事雖是一種，但意義可有兩重”，這件事就是“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即在人的一輩子中持續實踐仁孝之德。

王陽明：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

宋明理學發展到明代中晚期，王陽明創立的心學體系逐漸風靡社會。王陽明也對天下一家做過論述。儒家有所謂四書五經，其中四書指的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大學》和《中庸》原本都是《禮記》中的篇章，宋代朱熹將其抽出，為其章句，並與對《論語》《孟子》的詮釋合為一書，這就是《四書章句集註》。這本書在元明清時代幾乎取得了教科書的地位，是讀書人必讀的書。

《大學》開篇揭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謂《大學》三條目。王陽明就是從這裡展開了對天下一家的論述。王陽明將“大學”定義為“大人之學”，既然有大人，就有相對應的小人。兩者之別在何處？他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能夠認識到天地萬物為一體、天下一家的人是為大人，而迷惑於外表上的不同而分別你我的人是為小人。

將天地萬物聯絡在一起、融化為一體的是人的良知，即仁。人是有良知的，不論人的具體差別有多麼大，良知潛藏在人心中，你看到有小孩子誤跌入井中，必生出惻隱之心，你聽見鳥獸發出哀鳴，必有不忍之心。王陽明進一步說：“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良知是人人都有的，但或露或隱，大人能夠體會到萬物一體、天下一家，是因為能去其私慾，而小人則為私慾矇蔽，倘若能夠扼制私慾，也能成為大人。因此他倡導要“致良知”，要“明明德”，要持之以恆為善去惡。天地萬物本為一體，都具有良知、具有仁心，將此仁心落實，則進入到“親民”的層次，由一己之仁推及家人，由家人之仁推及社會，由社會之仁推及天下萬物，也就實現了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宏偉理想，臻於至善的境界。

錢穆曾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這是中國古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就是中國文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即‘人文主義’的，亦即‘世界主義’的。”雖然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對天下一家有不同的詮釋，亦不免帶入一些偏見，但其包含的仁愛精神、和平精神、平等精神卻是不變的，歷久而彌新。今天，這樣的精神，注入到中國人穩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中，天下一家的歷史脈絡中，增添了新的篇章。（羅慕赫）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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