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個人和歷史上的“新舊更迭”

1868年，這年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起始年，也是蔡元培先生誕生的日子。在二十世紀初，蔡先生既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熱誠的支持者。今年適逢其誕辰一百五十週年，《文史知識》雜誌在開年第一期雜誌上即推出紀念專輯。紀念專輯由五篇文章構成：田正平的《蔡元培與民初教育改革》，婁岙菲的《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元培與北大的合離》，苗懷明的《蔡元培：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者》以及潘靜如的《前清翰林的側影——蔡元培的生活、趣味與舊體詩》。五篇文章，著重介紹了蔡元培先生個人的“新舊更迭”，以及其在“新秀更迭”的歷史節點上所發揮的作用。

縱觀蔡元培先生一生的履歷，最為後人所稱道的，莫過於作為教育家的他擔任北大校長這一段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新舊各派匯聚於“相容幷包”的理念之下，許多青年學子也因受到“蔡先生”和“北大精神”的感召，競相投考。那時的蔡元培校長成為引領學界的精神領袖，重塑風氣，釀成潮流，一舉開創出“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讓人感覺北大與蔡元培之間是相互成就的關係。但婁岙菲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元培與北大的合離》一文中，還原了歷史的複雜性，告訴讀者事實不止如此。

文中首先引用了蔡元培晚年回憶時的一句話：“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在這五年半時間裡，一改北大“官僚養成所”之風氣，其歷史與價值都值得不斷書寫和重估。但相對於這“五年有半”，一直以來人們很少談及蔡元培名義上擔任校長的時段。蔡元培與北大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婁岙菲先生鎖定了蔡元培與北大關係發生轉變的三個關鍵性的年份：1918年、1922年及1926年後的餘音。

具體說來，1918年是蔡元培重塑學風的關鍵之年。延聘“純粹之學問家”和“學生之模範人物”，整飭學風，將北大改造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最先受邀的是被委以文科學長之職的陳獨秀，尚在美國的胡適得以來校任教。這一年新加入北大的教師還有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新組建成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一改以往校長獨斷專行、發號施令之風，向更多人開放了北大校務的參與權和管理權。1922年，困擾已久的辦學經費問題爆發，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多次與政府交涉未果，被迫宣佈罷課，索薪運動最終爆發。蔡元培領銜參與各校聯合行動，還利用自己各種身份和影響力積極爭取各類款項。但仍未能解決經費問題，蔡元培領銜與北京國立各校校長髮出辭職通電，宣告不再負責任。蔡元培亦隨之發表與北大脫離關係的啟事。這一年，北大少數學生不滿徵收講義費，先至會計科謾罵職員，第二日又擁至校長室，蔑視他人人格。這些言行給蔡元培很大打擊。1923年至1926年，蔡元培都在歐洲各國演講、會晤和從事研究著述工作，不再過問具體校務。1926年初回國，得到訊息的北大師生喊出“非蔡不可”的口號。不過，蔡元培對北京惡劣的政治環境相當警惕，不願再與軍閥政府有任何合作，對外界的盛情邀請並不過多回應，而是取“譭譽聽之，不願與辯”的態度，選擇留在南方為北伐做準備。從躊躇滿志到心灰意冷，蔡元培十年間的心境變化，恰為此時段中國大學乃至社會劇烈變動提供了生動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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