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生活36計” ⑧|有一種生活，叫畫中三農

以下文章來源於小榮說 ，作者孫小榮工作室

小榮說

說旅遊，說品牌，說策劃，說古論今。 談讀書，談生活，談工作，談天說地。

編者按

孫小榮工作室2019年原創人文旅行圖書《有一種生活叫日照——旅遊生活36計》，已由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發行。透過尋訪日照，選取36個典型場景，將日照生活具象化；創作36篇文稿，讓日照生活場景化；記錄36個故事，讓日照生活人格化，來展現“有一種生活叫日照”的場景體驗。

“悅日照”連載系列文稿，與讀者分享36種日照生活。畫中的“三農”，在不同的地方，以各自的方式，堅守和充盈著日照生活的鄉土精神——

真正懂得旅行的人，絕不會讓自己的身體與靈魂停留於景區，而是會突破被刻意安排的空間，在城市街角、郊野鄉村自由行走，邂逅不經意的奇遇，接近一座城市或一個村莊的日常生活實質。這樣的旅行，才能擺脫千篇一律的旅遊，在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互動或凝視中，留下美好的故事和回憶。

有些人，去過的景區再多，也不過是個遊客；有些人，走了很長的路，遇見很多的人，經歷了很多的事，成了旅行家。區別就在於，遊客是浮光掠影的路過，而旅行家，深入了別處的生活。

在日照，如果你不滿足於藍天、碧海、金沙灘的浪漫享受，可以隨時抽身而退，隱身茶園做一天茶農，或者遁入山野，體驗另一種鄉土生活。每個村鎮，幾乎都能意外地相遇一些奇人，走近他們，你就會發現日照生活中豐富多彩的絕活兒。

編織快樂

在嵐山區黃墩鎮任家董旺莊村見到辛本喜時，他正一邊哼著小曲兒，一邊編織一件蓑衣。

那天下著雨，不能出門幹農活兒，辛本喜就在大門洞裡撐起支架，做起手工活兒。學會草編這門手藝已有40餘年，40餘年來，辛本喜的生活大致如此：農忙時下地幹農活兒，農閒或是雨天，就待在家裡幹手工活兒，這叫農工兩不誤。

在鄉土中國，如果一個農家希望日子過得豐盈一些，人緣好一些，除了種好地，還得學會一門手藝，做木工的，砌泥瓦的，懂風水的，會編織的，善裁縫的，掌勺的，打鐵的，磨刀的，鋦瓷的，說話的，跑腿兒的······一個村莊就是個小社會，家家有絕活兒，戶戶有分工，優勢互補，形成協作。

如果木匠得罪了鐵匠，木匠的鐵具壞了，鐵匠不給修，鐵匠要修房蓋屋，木匠請不動，木匠和鐵匠就只能捨近求遠，去別的村裡求助外人；如果裁縫和廚子鬧不和，廚子家就不能就近做衣服，裁縫家有個紅白喜事，也沒人掌勺做酒席，同樣得求助外人。而當你搞不定身邊人，為了某件事求助外人時，外人會說，你在本村活不好，即人緣不好，不會做人，才不得不捨近求遠。這樣的評價實在是有辱尊嚴。

因此，在一個聚落裡，你需要我，我需要他，他需要你，誰也離不開誰，鄰里之間就會相互謙讓著、互敬著，構建起一種穩定、和睦的相互依存關係。

農民辛本喜在20歲出頭時，學會了編織，他就是農民中的手藝人，能贏得別人的尊重。曾經的農家，少不了斗笠、蓑衣、蒲團，更少不了揹簍子、菜籃子、篩漏子、食盒子、竹筐子、簸箕子、花瓶子······這些物品形態各異，各有用途，是農家生活的必需品。

很多人知道蓑衣，或許是源於柳宗元的詩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在沒有雨具的年代，斗笠和蓑衣就是防雨的必需品，家家戶戶都得備用。蓑衣是草編，斗笠是竹編，辛本喜不僅會草編，還會竹編。可想而知，如果過去該村有人惹辛本喜不高興，下雨天可能就得淋雨，忍受冷冷的冰雨在身上胡亂地拍，暖暖的眼淚在臉上悲傷地流。

草編的蓑衣得用穇草，有野生的，也有種植的。辛本喜是草編專業戶，對穇草的需求量大，每年的春天他都會種植一塊，秋季收割，得陰乾，不能暴曬，陰乾的穇草經水浸泡之後，更具柔韌性，編織起來更輕柔溫順。

蓑衣從領口到下襬呈扇形，編織過程是從領口啟，打結需要細而密；中間需逐漸呈放射狀加寬；下襬收，收結必須寬而緊。整件蓑衣編織完成需要打上千個結釦，嚴絲合縫，密實緊湊；不僅如此，蓑衣還需美觀，打結釦要打出花兒，不管怎麼看都是整齊有序的菱形網眼。編制完成之後，還需在蓑衣上面疊壓數層穇梗，雨水才能順著穇梗往下滑，而不滲入裡層，達到密不透水的防雨功能。

每個結釦，每道工序，都是手上拿捏有度的力道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但辛本喜雙手交替翻飛，輕鬆自如，跟我們說話時，眼在別處，嘴在動，手不停，如同我們敲擊電腦鍵盤時的“盲打”，辛本喜達到了“盲編”的境界——心裡有數。

辛本喜家最大的一間房裡，堆放著他的各種竹編作品，竹筐、提盒、竹盤、魚簍、果盤、花籃、花瓶、貓籠、蒲毯、笸籮等，小巧玲瓏，做工精緻。辛本喜說，這些都是他“改良”過的，以前村裡用的比現在的大，如今生活過精緻了，工具也越來越小巧了，審美大於實用的功能，但是對手藝的要求，也越來越精細。

蓑衣則完全成了工藝收藏品，辛本喜承接的都是定製活兒，每件能賣四五千元。如果專心編蓑衣，完成一件需要四五天。如果訂單充足，辛本喜的日子充滿陽光。

當我們向辛本喜提出，讓他給我們演示一下如何削出細如線、柔如絲的竹條時，辛本喜冒著雨在屋頂找到一根一丈多長的竹竿。在院子裡，他劈竹子時，我聽到他輕聲哼唱起了歌曲，“我和我親愛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

這是個編織快樂的老頭，名字裡都帶著辛苦而喜悅的內涵——辛本喜，辛苦本可歡喜，不是嗎！

繡割幸福

如果辛本喜是從編織中享受快樂的人，那麼閆秀榮則是從繡割收穫幸福的人，她是非物質文化“割花”的傳承人，一位曾經的巧媳婦，將一門即將消逝的手工活兒，做成了一個“雙創”產業。

走進位於五蓮縣中心城區法桐小院，見到閆秀榮之前，我對她的拿手絕活兒“割花”並不瞭解，僅憑字面印象，認為“割花”應該是割出來的某種花飾。直到看到她手中的作品——一雙“割花”鞋墊時，我才發現，這門手藝我竟特別熟悉。

法桐小院——雲智造雙創中心是五蓮縣改造的一個以扶持“雙創”專案為核心的創意產業空間，院子裡有一棵粗大的法國梧桐，遮天蔽日，故取名為“法桐小院”。作為非物質文化傳承人，閆秀榮在這裡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創意工作室。

見到閆秀榮時，這位年近60歲的慈祥老人，正在忙著驗貨。加盟閆秀榮工作室的老太太、年輕媳婦們，把一包一包的作品拎進閆秀榮辦公室“交活兒”，有虎頭鞋、虎頭帽、鞋墊等，色彩豔麗，花飾圖樣栩栩如生，又充滿鄉土質感。當我看到那一雙雙的鞋墊時，記憶瞬間被喚醒。

在中國北方的鄉村，男人不僅需要有體力，還需要懂至少一門技藝；女人不僅要賢惠，也必須學會一門手藝——手工活兒，薅麻紡線、裁縫衣服、刺繡、扎花、做鞋帽和鞋墊······在物質貧乏年代，一切都需要自給自足。那些心靈手巧、技藝精美的，會被叫作“巧媳婦”，不會手工活兒的女人，找個好婆家都是比較難的。姑娘出嫁時的陪嫁，大多也是姑娘的親人自己縫製、饋贈的，大紅箱子裡壓的手工活兒越多，證明姑娘的家境越好。

這些年來，我在外求學工作，每年回家，總能收到一摞姑姨和村裡的婆婆、嬸子們送的手工鞋墊，花飾有“雙喜臨門”“龍鳳呈祥”“百花爭豔”“富貴牡丹”等，都有美好的寓意，那是她們在閒暇時一針一線繡的，也是她們認為最能拿得出手，我也最稀罕的禮物。

因這種鞋墊需要將白布用麵粉做成的糨吊消這糊一層層粘住，叫“做褙”，壓瓷實，放在土炕上烘乾，再畫樣，剪樣，扎花，鎖邊，特別結實，而待剩且吸汗、透氣，穿幾年都穿不爛。這些年來，我從來不候拆池買鞋墊，也不缺鞋墊，而且還有剩餘。我把特別精緻的挑出來，不捨得穿，存放著，就如同存放著我對故鄉的深情記憶。

去年母親去世後，父親收拾她的遺物，又從箱底發現整整齊齊的一摞鞋墊，父親說，那都是別人送的，母親攢著，還沒來得及給我。當我捧著那一摞沉甸甸的鞋墊時，心痛如割花。

因此，當我看到閆秀榮手中給我們展示的“割花”鞋墊時，這些熟悉的記憶猛然襲來，竟讓我難以承受。

“割花”與我們老家的“扎花”相同之處，都是要作“褙子”、剪樣、畫圖案、納繡、鎖邊。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老家的“扎花”雖然圖案也是對稱的，但需一隻一隻分開來扎繡，扎繡完成後，正面是非常平滑密實的圖案，背面則是凌亂的針線。

而“割花”在完成“褙子”後，需要將兩隻鞋墊對放在一起，然後再剪樣、畫圖案、納繡。納繡完成後，是割絨，即用一把薄而快的刀刃，把對放的兩隻鞋墊從中間割離，鞋墊正面就成為花色一樣對稱的圖案。

也就是說，“割花”是一次納繡出兩隻鞋墊，而我們老家的“扎花”是一次只能扎繡一隻鞋墊，顯然比“割花”多費至少一倍的工夫。

現在，也只有年紀在50歲以上的婦女，還懂得這門手藝。幾年前，臨近退休年齡的閆秀榮想把這門手藝推廣開來，傳教下去。在政府的扶持下，閆秀榮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如今有20多位婦女跟著她做“割花”，年老的70多歲，年輕的30來歲，她們在家裡就能完成活兒、掙到錢，也不影響照看孩子、操持家務。

為了讓“割花”產品更貼近市場需求，閆秀榮也在嘗試大膽改良，不僅製作傳統的虎頭鞋、虎頭帽、鞋墊等產品，還製作屏風、臉譜、QQ企鵝、奧運福娃等創意產品，花樣圖案達1000多種。

同時，有30多歲的兒子和兒媳幫助，採用電商銷售的模式，開設淘寶等專賣店，在日照東夷小鎮、趕海園、五蓮山等各大景區開設文創產品展銷店。去年暑假期間，銷售額已達到100多萬元。這無疑增強了他們將“割花”手藝發揚光大的信心。

傳統“割花”的樣式圖案都花色豔麗，寓意喜慶和幸福。“割花”的銷路越來越廣，生意越來越好，能夠重拾這門手藝的人越來越多，閆秀榮的內心也一定是喜慶和幸福的，這點，我們從她坦然、從容的言談舉止中能夠感覺得到。

“割花”也叫“割繡”，因為先繡再割，所以，我將這個故事的標題命名為“繡割幸福”，想必更順應人意。

農民的兒子，農民的畫

辛本喜編織蓑衣和閆秀榮製作“割花”的場景，如果讓莒縣的年輕小夥兒杜加濤看到，想必他會畫一幅農民畫來呈現，而不會像我這般寫數千字，也不能帶給讀者直觀的印象。

杜加濤，出生於1989年，原本是日照港港務局職工，過著一天三班倒的生活。有一次跟朋友去逛日照文博會，意外看到農民畫畫展，被那種誇張的構圖和飽滿的色彩所吸引，而且農民畫的內容呈現的都是杜加濤特別熟悉的場景——農民、漁民的生活。在那一刻，杜加濤有了自己也能畫好農民畫的衝動。

日照是中國“三大農民畫之鄉”之一，與西安戶縣、上海金山農民畫構成三種不同地域風格和流派的農民畫風，具有深厚的農民畫文化底蘊，從事農民畫的民間藝術家也很多。

想畫農民畫的杜加濤經人介紹認識了日照農民畫大師厲名雪，開始了他農民畫的學徒生涯。從師兩年後，他乾脆辭職，回老家莒縣龍山鎮開了個農民畫雲集館，召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畫農民畫，雲集館免費開放，並開展免費培訓。

日照農民畫畫家及展館，主要集中於東港區，莒縣原本並無農民畫，杜加濤的這個任性舉動，等於把農民畫引進了莒縣，填補莒縣的一個文化空白。

杜加濤認為，要學會農民畫其實並不難。農民畫主要分兩個步驟：一是鉛筆打底，二是毛筆上色，這是繪畫最基礎的功夫，小孩子都會。

農民畫難在觀察力、想象力和表現力。既然是農民畫，畫的場景就得是畫農民的生產、生活場景，這需要平日裡的留心觀察；想象力就是要有超現實的抽象構圖能力，要呈現藝術的想象空間，完全忠實於農民生產、生活場景，那就不是農民畫；表現力就是對形態、情態的把握，色彩的調配等，要表現出某種特定場景下的人物情感張力。

我看到一幅“曬糧”的農民畫。曬糧是農村秋收時的場景，把糧食攤在地上，太陽曬一陣子，得攤糧，把糧食的另一面翻過來曬。一般要用耙子或者木叉、木鍬等農具。

但畫面中的老頭為了省事，或者為了享受攤糧的樂趣，用赤腳攤糧。老農雙手倒背，手中拿著煙鍋、菸袋，菸袋上繡著兩條魚。肩上搭著一塊毛巾，頭上戴頭一頂草帽，褲管挽至膝蓋，兩隻赤腳向前移動攤糧。

在糧攤的周邊，放著老農的拖鞋、蓑衣、水壺、碗、簸箕，以及一個拴著繩索的石碾、木叉、掃帚等工具，可見他壓根兒就沒想到用工具。

畫面中，看不到老農的面容，但是從他用兩腳劃過的溝壑，以及他背影，我們能夠感知到他喜悅的心情。當我仔細盯著這幅畫時，我彷彿能看到老農的兩隻腳蹚在糧攤上在往前移動。

我甚至能夠想見，當老頭翻完糧食，返回來時，他一定會穿上拖鞋，披上蓑衣（天熱時，蓑衣也能遮陽），嘴對著茶壺咕嚕咕嚕猛喝一通，然後點一鍋煙，悠閒地守望著糧攤，在烈日下享受豐收的喜悅。

而在另一幅採茶的畫中，採茶姑娘們的兩根粗大的辮子，竟然翹了起來，頭髮是黑色的，劉海卻是藍色的。杜加濤說，這就是農民畫誇張、抽象的風格，按理說，辮子不會翹起來，劉海也不可能是藍色的，但農民畫就是用飽滿的色彩、誇張的手法，來表現農民粗獷的生產、生活場景和曠達豪放的情感，甚至呈現出一種生活場景中不曾有的幽默感，農民畫唯獨不能含蓄、優雅，隱而不露。

杜加濤出生在農村，從小就在地裡長大，對農民的生產、生活場景非常熟悉，平時走過田間地頭，看到某個場景，稍微發揮想象，一幅農民畫就出現在他腦子裡。這也是杜加濤認為自己能畫好農民畫的生活體驗和藝術直感。

在同樣的畫展上，國畫賣不動，農民畫卻賣得挺快。杜加濤認為，國畫需要有一定的藝術鑑賞能力，一般都比較貴。但農民畫不需要多高的藝術鑑賞力，因為畫面場景貼近生活，人們普遍熟悉，價格一般也不會太貴，所以很受歡迎。

從杜加濤的農民畫雲集館開館到我們訪談時，已經舉辦了兩期培訓班，總共60多人，都是比較年輕的人，利用週末業餘時間來學習。杜加濤也嘗試用農民畫的圖案，做一些文創產品，比如抱枕、馬克杯、書籤等，他希望農民畫不僅在傳承上有更多的人參與，在經濟效益上也有更多的轉化可能，這樣也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從事農民畫創作。

杜加濤也是我在日照尋訪期間，見到的最年輕的非物質文化傳承人。這個白淨微胖，性格溫順的年輕人，正在以農民畫般色彩飽滿的激情和對未來充滿無限想象力的藝術氣質，開拓著日照的文化生活空間。

三個人物，三種技藝，三種經歷，三個場景，他們看似彼此孤立，卻存在著偶然的內在聯絡。我們能在杜加濤的農民畫中，看到辛本喜編織的蓑衣，也能在閆秀榮的“割花”和杜加濤的農民畫中，尋找到同樣的鄉土元素，還能在閆秀榮和辛本喜對年輕人傳承技藝的期待中，看到年輕後生杜加濤的脫穎而出。

如果把日照比作一幅農民畫，他們就是這畫中的“三農”，在不同的地方，以各自的方式，堅守和充盈著日照生活的鄉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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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日照生活36計” ⑧|有一種生活，叫畫中三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