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心守物，浙江文博的守護者汪濟英去世，享年91歲

浙江24小時—錢江晚報記者 馬黎

6月4日凌晨，浙江省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汪濟英先生去世，享年91歲。

汪濟英先生1928年1月生，浙江開化人。1949年5月入伍，1953年10月轉入地方。歷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浙江博物館幹事、歷史組（部）副組長、陳列部主任、副館長、常務副館長。主要從事田野考古、文物保管、陳列展覽等工作。

汪先生是錢江晚報欄目《文脈》的文化老人，一位低調細心專注的學者。2013年，汪先生在家中接受了錢報記者的專訪。先生住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老房子，家裡非常簡單，客廳白牆斑駁，一面掛著沙孟海的作品，寫的是于謙的《石灰吟》。另一面牆上，掛的是唐代名畫《五牛圖》摹本，是西安博物院送的紀念品。

重讀此文，紀念先生。

汪濟英：靜心守物

［1］

人的一生，從來不是一個圓。

對汪濟英來說，他的人生，就是個不修邊幅的多邊形。“命運的轉折，太多了。”他說。

表象的轉折，體現在他“總是無法從一而終”的簡歷上。我們甚至很難用慣常的稱呼，某某家，某某學者，去定義這位84歲的老先生。

“我就是個打雜的。”汪先生扶了扶金絲邊眼鏡，笑著說。

1953年冬天，他從部隊轉業，分配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管會）調查組，負責田野考古。因為師從沙孟海、朱家濟、酈承銓等大家，他對書畫和鑑定，頗有研究。文言文、寫詩、作詞，樣樣在行，博物通史。以至於後來，書畫沒人管，他上了；行政需要人，他去做；陳列缺人手，又頂上。

評職稱時，他這樣描述自己：專注一門，我不如人；多方應對，人不如我。

話中，帶著些自嘲。

1953年，汪濟英在文管會的小院裡，種下了兩棵香樟樹，“那時夏天很熱，大鐵門被太陽烤著，像個蒸籠，所以我種了香樟，涼快很多。”

杭州環城西路20號，是文管會的門牌號碼。水磨青磚，西式洋房，這樣一座小樓裡，彙集瞭如此之多飽學之士，他們古典、雅緻，學貫中西。

如今，小樓依然，斯人已逝。當年文管會的成員，只剩下汪濟英，以及曾經上過《文脈》的牟永抗老人。龍游路上，有熱鬧的白鹿餐廳、奧斯卡電影院，繁華熱鬧。不過，兩棵香樟還在。

“一棵有點病怏怏，一棵保養得不錯。”只要坐車路過那裡，汪濟英總會看幾眼，“一看，就感覺回到了那時候。”

他自謙，說他一輩子，沒做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寧願回到60年前，在文管會，跟著沙孟海、朱家濟學書法、考古、評詩論文的日子，“很專注，很單純。”

老人的家，仍是上世紀80年代的老房子，白牆斑駁，正堂掛著一幅字，是沙孟海先生的書法——于謙的《石灰吟》。老人說，他最佩服於謙，因為氣節。

這份氣節，也留在了他的生命裡，“我還是想做學問，孤零零也不要緊。”

［2］

從一個轉業軍人到文博研究者，汪濟英說——

沙孟海等先生，對我影響至深

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湖博物館（浙江博物館前身）施昕更先生髮現良渚遺址後，汪濟英開始了對良渚文化年代的探索。

1973年，他又參與了河姆渡遺址最初試掘。初步確認了該遺址文化層的內涵，並從出土陶器、骨器的形制判斷出，這是過去未知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重要遺址。

可惜，由於服從上級安排，工作頻繁調動，他不得不退出了隨後的正式發掘，乃至整個考古生涯，“我不後悔，後來人總會做得比我更好。”

兩個小時的採訪，老人坐著，雙手緊握，擱在膝蓋上，這個姿勢，保持始終。“我這是假膝蓋。”他拍拍腿，又指指心臟，“這裡也裝了起搏器”。在這個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軍人臉上，英氣，嚴謹，甚至是紀律性，依舊顯現。

（以下記者簡稱“記”，汪濟英簡稱“汪”）

【文管會】 當年文管會里，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家

1953年冬天，轉業幹部汪濟英被分到文管會。

作為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軍人，初到這個終日與古物打交道的機構，汪濟英多少有些不適應，覺得憋氣——一般人們都認為，文管會就是搞搞古董的養老單位。

記：您從部隊轉業之後，就分到了文管會工作，會不會覺得不適應啊？

汪：我當時確實不太適應，感覺文管會死不死，活不活，步調很慢，不像部隊節奏很快，都是熱火朝天的。

記：當時文管會的情況如何，您主要做什麼？

汪：我當時分到調查組，沙孟海是組長，搞田野考古，研究組組長是朱家濟先生。保管組組長張任政，是王國維的學生。還有個圖書資料室，組長是陳訓慈，是陳布雷的弟弟。

這些老先生當時年紀並不大，50多歲，但對我來說，都是大家，長輩。

沙孟海是我的老師，但他比較嚴肅，我們不太敢親近他。其實他對年輕人很關心，我剛來時，很不安心，想調到其他單位。他就跟我說：你到其他單位去，也需要知識，沒知識不行。但你在這個單位，就能學到很多東西。

我後來想想，他說得很對。

這些老教授，都是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像主任邵裴子先生，是光緒年間的官派留美學生，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當過浙江大學校長。

人家花錢去讀書，也不一定有這麼多教授天天在你身邊教你。這樣想想，我就靜下心來了。

記：您對文管所研究的內容感興趣嗎？

汪：其實，我是很喜歡文字學的，對書法很有興趣。沙老就建議我多看看甲骨文、金石方面的書，像《甲骨學商史編》。

在文管會，野外考古是重點，解放以後，我最早參與了良渚遺址的試掘，採集了很多標本，主要是黑陶，墓葬當時還沒有發掘。

記：那為什麼後來您又從考古變成了研究書畫？

汪：當時保管組有個人走了，書畫沒人管了。領導想想，汪濟英對書畫很有興趣，而且國慶十週年時，文管會在中國美院做了個書畫展，挑畫、布展、文字說明，全是我做。他們覺得我是最合適的人選，所以就被調去了。

所以啊，這個也懂點，那個也懂點，也不是好事，都不懂，那反倒好了。當然，搞書畫，我還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把興趣，從考古轉到書畫上了。

【博物館】

當年曾呆在庫房，通宵不睡地看守

文革結束之後，汪濟英成為浙江博物館歷史組副組長。河姆渡試掘，成了他最後一個野外考古任務。

那之後，他把所有的考古筆記，全當廢紙賣了，“當時有些傷心，因為再也沒機會搞我喜歡的東西了，我想算了吧。”

1980年年底，汪濟英成為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負責展覽陳列工作。從打掃、搬櫥櫃、提展品，到展出、寫文字說明，他一人包辦。

當時的博物館，條件並不好。“還不如北方的大戶人家”，當年，國家文物局一位處長來視察時這樣說。

記：文革時，博物館經歷了哪些風雨？

汪：文革時，什麼東西都停了，也沒人工作了。很多珍貴的東西，長期關在庫房，比如我們的鎮館之寶——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剩山卷》。

還有《劫缽圖》（北宋大畫家李公麟作品）、清初六大家的作品、浙派畫、西泠八家的作品，都是全的。當時我們的書畫藏品，在全國算是比較好的。

記：庫房裡那麼多東西，怎麼在文革中儲存下來的？

汪：有一段時間，我就呆在庫房裡，通宵不睡，看房子。後來庫房搬到文一路那邊，孤零零一座房子，晚上我一個人值班，慌是有點慌的。

其實另一方面，我也想借這個機會，抄點東西。

比如商務印書館出的《歷代職官表》，有一大摞。當時外面買不到這本書，我從單位裡借出來的。因為考古、書畫研究往往會聯絡到歷代職官，當時的抄寫，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記：當年浙江博物館的條件是不是很差？據說國家文物局一位處長來視察的時候，說 “還不如北方的大戶人家”。

汪：主要是硬體設施差。

博物館是幾個破廟組成的，包括王陽明祠、聖因持羅漢堂及太乙分青室（文瀾閣的附屬建築）等幾個地方，面積很小，加上自然部，陳列面積只有1000多平方米，又那麼零碎，實在很差。

所以，陳列展覽怎麼做，我也非常頭痛。

那時候做展覽，因為條件有限，只能放櫃子裡。一個櫃子放一幅畫還行，瓶瓶罐罐就放不下了。

記：您印象比較深刻的展覽，還記得嗎？

汪：是我做的最後一個展覽，叫“杭州史蹟陳列”。

當時，胡喬木到我們館裡視察，說：浙江博物館處在杭州的西湖，卻連西湖的歷史都沒反映，算什麼博物館？

這對我們壓力很大，因為當時杭州出土的東西不多。只好把新石器時代出土的東西，老和山遺址發掘的文物，以及春秋戰國、秦漢，尤其是能反映西湖歷史的文物，全都拿了出來。比如，春秋戰國的青銅器，漢墓裡出土的一些陶器。

記：如今全國的博物館很多，陳列方式也先進，有的還可以在網上參觀，您怎麼看？

汪：二戰之後，聽說美國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一個新博物館，我們當時簡直無法想象，現在中國的博物館，也像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

觀眾來博物館看展覽，有獵奇心理。一方面想要了解過去，另一方面，他們希望瞭解人。比如於謙、岳飛，他們的故事就很容易打動人。

博物館是用實物與觀眾對話的，但實物，更需要歷史之人物去烘托。

過去，我們就注意到了這點，但因為表現手段有限，沒法做。現在的博物館，聲、光、電都具備了，更應該在這方面多思考，如何表現歷史中的人事變遷。

［3］

不加入書協也不參加活動他很低調講述人：曹錦炎，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1981年，我研究生畢業，就到浙江博物館工作，直到汪先生退休，我一直和他是同事。

他到博物館之前，在文管會工作，非常用功、好學，很快就成為浙江文博線上的業務骨幹。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四個字：謙虛勤奮。

他有個特點，就是方方面面都喜歡學，也學得快。他考古在行，研究陶器很厲害，書畫又很強，對文物又有研究。但他還有個特點：非常低調。

對於這些優勢，他常說自己，學了個皮毛而已。

事實上，他的書法是跟沙孟海先生學的，寫得非常好。他的書法功底，在工作之外擠時間練的，靠的是用功。

可是，他既不加入書協，也不參加任何活動，幾乎不太有人知道他。要是換了別人，早就成名家了，可是他呢，從來不宣傳自己。

1979年，浙江省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管會里做考古的人，都分出去了。而浙江博物館裡，熟悉這一塊的，幾乎只剩下他一個人。可是，他就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把博物館事業做得很出色，這是很不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