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爐邊論詩興味長：金性堯的暮年詩話

早年憑藉“文情俱勝的隨筆”

（周作人《文載道文抄序》，收入《立春以前》，太平書局，1945年）

在文壇嶄露頭角，隨後卻突然沉寂多年，僅以古籍整理編校為業的金性堯，從1982年開始應邀在《書林》雜誌上陸續撰文講說古典詩歌。專欄取名為“爐邊詩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清初詩論家吳喬那部有名的《圍爐詩話》，不過兩者的境況其實大相徑庭。吳著是和諸多志同道合的友朋歡談切磋的產物，眾人“圍爐取暖，噉爆慄，烹苦茶，笑言飈舉，無復畛畦”

（《圍爐詩話自序》）

，充滿了不拘形跡、往還商討的熱鬧氣氛。相形之下，金性堯就悽清落寞得多，正如他此後在將這些隨筆彙集成書時所說的那樣，“因為寫時在冬天，室內有一隻取暖的爐子，便隨手取了這個名字”；回憶起那數年撰稿的時光，他更是出人意料地感嘆，“對於去日苦多的老人來說，這六七年卻不同於少壯時代的過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張日曆，薄薄一張紙，撕一張就少一天了”

（《爐邊詩話·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竟然顯得黯然神傷而意氣消沉。

金性堯《爐邊詩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好在一旦談起詩，金性堯立刻又恢復了神定氣閒、揮灑自如的風采。這些說詩隨筆所涉甚廣，上起先秦時期的《詩經》，下至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從中固然足以展現其深厚豐贍的腹笥，而更值得反覆體味的則是那些平實通達卻屢有新意的見解。在《杜甫寫馬》中，他極力表彰前代的批評家，“凡是評論到杜詩中精采作品，這些評語也往往神采飛揚，表現出他們高超的欣賞能力，一看到杜詩中‘死不休’的名句，他們的審美敏感就一觸即發，和詩人一樣表現出他們的能動性。即使是寥寥數十字，也不失為杜甫的鐘子期”，倒是很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即便是耳熟能詳的詩篇，聽他從容不迫地娓娓道來，也同樣能引人入勝。比如在《賀知章還鄉》中論及《回鄉偶書》，他先引杜甫《遣興五首》其四中的“賀公雅吳語”，來作賀詩“鄉音無改”的註腳，筆鋒隨即順勢一轉，提到“人的鄉音是很難改變的，往往與生命相終始。想起來，他和講四川話的李白，講河南話的杜甫以及長安人談話，一定很吃力”，就這麼閒閒散散地扯出幾筆，卻涉筆成趣，大有知堂散文的餘韻。最後他又歸結全篇宗旨：“詩裡沒有流露出過多的感傷或激動情緒，而是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一個老人的今昔之感。在長安時，只能從懷念中、夢境中縈繞的故鄉的一堆土山、一條游魚，現在都重新回到了眼前。儘管時間已從他腳下脈脈地流過了幾十年，他卻還能拾起時間的殘片，讓過去和現在聯綴著；儘管時間已經改變了故鄉的許多事物，這些事物卻永遠不會在老人記憶中消失。就在回鄉這一年，老人終於和鏡湖的水色訣別了。”曲終人散而餘音嫋嫋，這種看似平淡冷靜實則低徊悵惘的思鄉之情，彷彿模糊黯淡卻又清晰明亮的記憶碎片，恐怕也是他逐漸邁入暮年以後的真切體驗。正因為掩卷冥思時感同身受，所以鋪紙落墨之際，就能指引讀者仔細品咂其中的複雜滋味。

晚年金性堯

在回顧自己的讀書經歷時，金性堯自陳“我沒有理論分析的能力，只知道作家的創作實踐”

（《夜半鐘聲到客船》，收入《不殤錄》，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

。年輕時豐富的創作經驗確實令他對箇中甘苦體會極深，所以在賞奇析疑時特別擅長從細微處著眼，仔細涵詠玩索旁人不經意的地方。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他對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所作的分析。這首詩明白如話，最後一句“風雪夜歸人”尤其膾炙人口——現代劇作家吳祖光甚至信手拈來，直接將其作為自己劇本的題名——似乎無待辭費再予深究。不過，這個“人”究竟是指誰？絕大部分讀者或許想當然地認定是那位投宿者，也就是詩人自己。當年流傳極廣的《唐詩一百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在串講時，就說是“風雪夜晚的行人像是回到家裡一樣呵！”金性堯參與過該書初版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

的編選註釋，雖然沒有承擔此後的增刪修訂，但對此類意見想來應該早有耳聞。然而他在《風雪夜歸人的“人”是誰》中卻另有設想，“夜歸人恐非指詩人自己”。最初在雜誌上發表該文時，他就質疑道：“為什麼不說風雪夜行人而說風雪夜歸人？正是一個針對性的眼子，因為旅途投宿似很難說‘歸’。”從詩人的遣詞造語來推敲琢磨，通行的意見確實有些扞格難通。而他並未就此罷休，又興致勃勃地蒐集鉤沉相關文獻，發現宋人陳師道的五律《雪》中有“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之句，應當是自劉詩脫化而來，“似也理解為犬是白屋以外之犬，‘歸’是鄰人之‘歸’”。與此同時，他還介紹了同事兼友人陳邦炎的看法，“把夜歸人解為芙蓉山主人自己”。可他並不認同此說，“我的意思不如解為不相干的村人夜歸”。稍後不久，他又讀到清人黃叔燦在《唐詩箋註》中的相關論說，儘管語意稍嫌含混，“似乎也把夜歸人理解為別人（芙蓉山主人？）而非詩人自己”。他據此進一步推論，如果這個“人”的確“是指芙蓉山主人，那麼，更有可以共語之人了”，修正了自己先前的主張。他對這篇隨筆很滿意，多年後還將其抽出，另行編入自選集《一盞錄》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內，並新增補記一則，除了徵引明人唐汝詢《唐詩解》中的評說以供讀者參考之外，再次強調：“究竟指誰，現在當然還不能肯定，能夠肯定的只有這一點：劉詩‘風雪夜歸人’的‘人’不一定指詩人自己。重複說一句，這個‘歸’字非泛語而為定語，實為歸家之歸。”前前後後雖然只是圍繞一個字研討，他自己也有些舉棋不定而左右遊移，以致最終並未做出確定無疑的判斷，卻曲徑通幽般帶領著讀者感受到詩人造境的荒寒幽渺以及落筆的深細不苟。

有時金性堯還能綜合考察各方面的因素，設身處地去探究詩人的創作主旨，由此廓清種種誤讀歧解。比如提到陶淵明，人們往往會先入為主地認為他在歸隱後便悠遊自在，彷彿不食人間煙火一般，就像魯迅曾經調侃揶揄過的那樣，“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

（《“題未定”草（六）》，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然而追根究底一番，大概並不能完全歸咎於讀者，陶淵明本人恐怕也“難辭其咎”。正是他在不少作品中反覆渲染寧靜祥和的田園生活，才導致後世逐漸形成了這種不無偏頗的印象。金性堯在《陶淵明田園詩》中對當時的社會背景多有介紹，但他並不滿足於揭示“陶淵明時代的農村當然極其殘破黑暗，天災人禍絕不會放過它”，並就此責備詩人有“美化現實”之嫌，而是緊接著追問為什麼在其創作和現實之間會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在他看來，“作為詩人的陶淵明是在寫詩，詩總是傾向美的”，“因而在寫他的周圍世界時，總是要把注意力主動地集中在能使他得到穩定、和諧的快感的物件上，並把它們馴服於自己的欣賞趣味上來完成”，“因而一些與此相反的雜質也就被剔除，如同他寫‘野老’時總是寫他淳樸可愛的一面”。他並沒有受到“文學必須反映現實”之類教條的束縛，而是深入探析詩人曲折隱秘的創作心態，對這種看似不符常情的現象就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在另一篇《杜甫與李白》中，他提到杜甫《春日憶李白》中有“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之句，用六朝詩人庾信和鮑照來比況好友，前人對此聚訟紛紜，有的甚至聯絡到詩中另兩句“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認為這是老杜的微詞婉諷，“暗示李白不要侷限於庾信、鮑照，而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對此頗不以為然，除了指出用“清新”“俊逸”來形容三人的創作風格大致適用，並沒有比擬不倫的弊病外，尤為強調“杜甫是唐代中葉的人，唐詩是從六朝詩發展過來。他要舉前代名家的榜樣，也只能舉些庾鮑、陰何、二謝之類”，“我們看看陰何之類，實在不過爾爾，但在杜甫那個時代，他舉陰何、庾鮑等，便是最高的典範了”，所以詩中所言“完全從推崇他的善意出發，沒有絲毫‘微詞’用意”。杜甫在品評時能用來比勘參照的主要是六朝詩人，在那樣一個自成統序的創作譜系中，庾信和鮑照無疑都是超邁同儕的傑出代表。後人當然可以將他們置於承傳遞嬗的詩史源流之中，透過和唐宋以降歷代名家的比較，重新評定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絕不能以這種“後見之明”來對前人求全責備，甚至以今度古而妄加評議。

歷代的詩話、筆記中有大量論詩衡藝的精彩片段，金性堯在評說中也時常引錄參酌。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各種不循常規的異見——有些甚至可以稱作偏見乃至謬見——並不輕率地鄙薄或排斥，而是體現出充分的尊重和體諒。在《陶淵明田園詩》中，他提到晚清學者錢振鍠對陶淵明的指摘，批評陶詩“美不掩惡，瑕勝於瑜，其中佳詩不過二十首耳。然其所為佳者，亦非獨得之秘，後人頗能學而似之”，措詞相當刻薄尖酸。他對此非但不以為忤，還相當欣賞，強調“他說得是否完全正確，是另一問題，但這種多少帶些‘異眾’精神的立論，卻是應該用青眼來看的。在學術上的諾諾連聲的時候，何妨有寥落的諤諤之聲呢”。他後來在《“不素餐”解》

（收入《伸腳錄》，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

中介紹過孟子對《詩經·伐檀》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兩句的解釋，也曾借題發揮道：“對孟子的說法，有的人根本不贊同，那倒不失為旗幟鮮明的態度；有的人是贊同的，卻不敢公開表達，與其諤諤，不如諾諾，倒真是學術上的素餐者了。”足見他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之輩充滿了厭棄反感，對不拘成說、另闢蹊徑者倒是刮目相看。

金性堯《伸腳錄》

當然，這種對待不同意見的異量之美絕不是毫無原則的放任縱容，終究還得看立論者究竟是在堅持獨立思考抑或僅僅為了標新立異。比如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對杜甫《古柏行》中“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兩句有過非議，認為真如詩中所言，那麼這棵參天大樹“無乃太細長乎”？胡道靜的《夢溪筆談校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輯錄過宋代以來的不少評論，對此多有斥責辯駁，異口同聲都認為不可信從。金性堯在《夔州古柏》中雖然也指出沈氏“以物理學角度來衡量藝術品”，不免有些迂闊拘泥，“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當然要注意細節，但個別細節上的真實畢竟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作品”；不過他隨後又鄭重其事地補充說，“儘管我們對沈括評杜詩這一具體論點不敢苟同，但他的科學的求實求證精神倒也未可厚非”，“常識或理性也並非完全是詩詞的蛇足，就看他們如何運用”，“如果說，他們的思想方法近乎鑽牛角尖，也還是規規矩矩地從學術的牛角里鑽去，畢竟不同於庸俗低階、譁眾取寵那種論調”。如此體貼入微的闡發商榷，毫無疑問比簡單粗暴的譏評嘲笑更能令對手心悅誠服，也更能促使讀者平心靜氣地沉思回味。同樣是圍繞杜詩的研讀，他在《杜甫與李白》中說起杜甫因關切李白安危而感慨“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指出“所謂殺，只是極言當時對李白排擠打擊的厲害，並非真要殺他”，而從杜詩來看，兩人交誼深厚，“他才是李白的死生知己”。隨後並沒有指名道姓地提到郭沫若那部因為善於揣摩上意而得以顯赫一時的大作：“可是在《李白與杜甫》中卻這樣說：‘但他（指杜甫）只憐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來，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應該殺而不殺，如此而已。’”儘管對此未著一字評議，可褒貶之意顯然已呼之欲出了。

金性堯不僅對前人的諤諤之言青睞有加，在評說詩文的過程中也身體力行，就像他後來所說的那樣，“看到古書中的話有同意的，就想附和發揮，不同意的，就想糾正評議”

（《夜半鐘聲到客船》，收入《不殤錄》）

，某些意見乍聞之下甚至還頗為刺耳。在《吳中四才子唐寅》中，他談到《紅樓夢》中有些詩詞或許受到唐寅的影響，就突然插入這麼一段：“在古典小說中，《水滸傳》中的詩遠勝於《紅樓夢》中的詩。《紅樓夢》中有好多首確使人感到庸俗，《水滸》詩卻俗得質樸自然，如宋江在潯陽樓題的‘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的反詩，就頗有草澤英雄本色。”相同的意見在另一篇隨筆《〈章太炎全集〉何時全》

（收入《不殤錄》）

中也捎帶提到過：“若就詩論詩，要推宋江的那首‘敢笑黃巢不丈夫’最有氣魄。《水滸傳》中詩的數量不及《紅樓》多，水平卻高出於《紅樓》。”可知這絕不是一時興起的隨口漫道，而是蓄積於胸不吐不快的由衷之言。紅學家們聽了這番話想必會皺眉蹙眼，其實大可不必。藝術鑑賞本就是見仁見智，言人人殊，最能夠也最應該充分彰顯批評家的獨特個性。更何況小說家替筆下的各色人等操刀代筆，自然力求惟妙惟肖，以契合各自不同的身份，其實並不能直接反映他本人詩才的高下。批評《紅樓夢》中的詩作不佳，歸根結底並不意味著貶低曹雪芹和《紅樓夢》。類似的議論在書中屢見不鮮，如指出潘岳的《悼亡詩》“落了鶼鶼鰈鰈的俗套（雖然這四個字可能出現在潘詩之後），而且近於文字技術上的賣弄。至哀極痛，雕飾過甚，反失本性”

（《潘岳悼亡》）

；批評林逋的梅花詩“結句平弱，區域性和整體不相稱，境界狹窄，筆法纖巧”，“身為高士，卻又詩多浮文俗句”

（《孤山梅花》）

；認為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部分篇章“不僅艱澀難懂，為了求奇，卻流於怪僻，缺少詩味”

（《九州生氣》）

，都直言不諱而一針見血。在他而言自然有如骨鯁在喉一吐為快，讀者從中也不難感受到脫略俗套的坦率真誠。

金性堯《不殤錄》

在修改潤飾這些隨筆時，金性堯坦言：“由於應約寫稿，只是想到就寫，所以雜，所以亂，也談不上什麼‘體系’。”

（《爐邊詩話·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當然不無謙退之意，可是有些篇目的選定確實有些不同尋常而耐人尋味。比如在《韓愈貶潮州》中，除了介紹《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題楚昭王廟》《祭鱷魚文》等歷來傳頌的名篇，他還特意講說了《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和《女挐壙銘》這樣很少受到前人關注的作品。韓愈回想起受到自己牽累而不幸早逝的女兒，忍不住痛徹心扉而老淚縱橫。金性堯在分析講解中也常常深懷悲憫而情難自已，述及韓家諸人無端遭受株連，不禁義憤填膺說“父親犯罪，卻連十二歲的患病女兒也不準留在京城”；講到數年後韓愈將女兒屍骨移葬回故鄉，忽然提及“古人結婚早，如果這時她還活著，也快到出嫁之年了”，對亡者的孤苦淒涼唏噓不已；說起韓愈去世，又自問自答道“不知這對父女能否在地下重逢？也但願他們能夠重逢”，對縹緲難憑的九泉重逢逢竟然也滿懷期盼。這篇隨筆經過剪裁修訂，又被他收入《夜闌話韓柳》

（香港中華書局，1991年）

和《閉關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兩書。前者改題為“一人做事一家當”，悲憤痛切之意更為明瞭顯豁；後者改題為“韓愈祭女”，則隱隱透露出這位正當豆蔻年華卻不幸凋零早徂的少女才是他關切的焦點。尋繹推究金性堯撰寫這篇隨筆的初衷，恐怕與其長女的含冤辭世密切相關。追溯此事的原委曲直，簡直荒誕無稽到令人毛骨悚然。僅僅因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而且“她本人通曉俄語、英語，讀了一些十九世紀的西洋文藝作品”，“對事物敢於獨立思考，努力使大腦變得有用，自然也有些鋒芒和稜角”，年輕的女孩就莫名其妙遭受到無妄之災，成了“在劫難逃的‘白專’典型”，並在懷孕兩個月的情況下，被“當作‘階級鬥爭’的反面教材來‘教育群眾’”。在縷述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時，金性堯竭力剋制著自己的情緒，然而說到女兒最終不堪受辱而服毒自盡，“席子上沾著她嘔吐過的痕跡，說明她死前經過痛苦的磨折，她也許在陰間還在掙扎”；即便如此，“都要被鞭屍”，“差一點就是咎由自取了”

（《她才二十八歲》，收入《伸腳錄》）

，他還是忍不住悲憤交加。即使時隔多年，這些事依然不能淡忘，“有好多留下了隱隱作痛的傷口”，“人們都知道黃連很苦，然而只有嘗過黃連的人才深知其苦味”

（《找尋》，收入《伸腳錄》）

。正因為有著同樣慘烈苦痛的回憶，他對韓愈筆下的瑣屑家事才會深有感觸，並藉著分析解說的機會稍抒內心的抑鬱憤懣。因此，儘管他在文中說，“這樣的事例，對今天的人來說，是萬難相信的，在韓愈時代，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韓愈貶潮州》）

，大概還是別有言外之意，未必真作如是想吧。

金性堯《夜闌話韓柳》

金性堯《閉關錄》

彙編結集後的《爐邊詩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不僅紙墨粗劣不堪，印數也只有寥寥三千冊，流傳並不廣。金性堯生前曾計劃將這部舊作“增訂一遍”，“可是紙墨攤開之後，一見老花鏡就氣沮了”

（《濫竽錄》，收入《閉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篇經過改訂潤飾，收錄在他的另幾本隨筆集中。幾年前曾見有新版《爐邊詩話》

（中西書局，2011年）

行世，在刪去部分篇章後號稱“精選本”，其實所收其餘各篇均一仍舊貌，並沒有吸收作者後來所作的修訂補正

（如上文提到過的，《風雪夜歸人的“人”是誰》在收入《一盞錄》時新增過一段附記）

。最近又見到另一新版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

付梓重印，儘管篇目並未刪減，可經作者修正過的內容仍告闕如。

金性堯《爐邊詩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不但如此，出版者還越俎代庖地替原書添加了大量註釋。比如在《前言》一開篇，金性堯自謙道：“這是一件百衲衣，也是從雜家鋪子的零縑殘帛中拾來的。”編輯就特別提醒讀者注意這個“縑”是指“細密的絹”，實在令人有些啼笑皆非。想到金性堯曾經感慨過，“一首詩、一部書的讀者的質比讀者的量要重要得多。這話原不新鮮，只是有時候便成為‘不現實’”

（《〈無題〉詩中男性的女性化》）

，真叫人不由得廢書而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