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字須熟後生”，如何理解？

董其昌論書有生、熟之說，歷來引人矚目，比如清代吳德旋便稱讚說：“董思翁雲，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然而董氏之論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卻頗有歧說。

董其昌臨米芾《天馬賦》大字本區域性

董其昌雲：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

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仿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軍臨池，池水盡黑，假令耽之若是，故當勝。餘於趙亦然。

董其昌認為自己與趙孟頫在書法方面有生、熟之別。生熟和書寫的多少是有關的，正所謂“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然而顯然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書寫的多少，否則“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就不可理解了。練得多反而有俗態，練得少反而有秀色，絕無這樣的道理。

董其昌臨《初月帖》之一

有學者將“生”解讀為風格的“生拙”，然而因生拙而“得秀色”，也不易說得通。亦有學者將“生”解讀為不拘古法而出新意，若如此，則是趙孟頫多古法而董其昌多新意，那麼董氏所云“若臨仿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與此相抵悟了。

“生”既不是生拙，又不是與古法相區別的新意，那生、熟二字究竟何謂?

事實上，理解董其昌書論中的趙、董之別與生、熟之別，不能脫離師法古人（尤其是晉人）這一語境。

董其昌說：

“趙文敏臨稧帖，無慮數百本，即餘所見亦至黔矣。餘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餘則欲絕肖，此為異耳。”

晉人書法，是趙孟頫與董其昌共同的學書宗尚。在董氏看來，趙孟順比自己練得多，其實只是運以自家筆法，而自己雖然寫得少，卻能逼肖古人。自己比趙孟順欠缺了熟練，卻比趙孟順更多了對古人筆法的心領神會。

董其昌臨《初月帖》之二

董其昌認為，

若要探得古人妙處，必當在學書的過程中有所“悟”

。他說：

“餘少時學虞書，忽於臨寫時得其用筆之訣，橫斜曲直，無不合者。他書則不爾…近代王雅宜，一生學永興書，獨於發筆不似，若其形模，已十得六七矣。固知古人長處，須悟後可學也。”

王寵終其一生學習虞世南，不可謂不熟，但是隻能得虞書之間架，筆法卻不能相合。而自己學習虞世南，是在臨寫中有所領悟——“忽於臨寫時得其用筆之訣”，並在這領悟的驅動下繼續臨寫，以至有更深入的印證——“橫斜曲直，無不合者”。

董其昌又對蘇軾與趙孟頫有所比較，他說：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辯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紙成堆，筆成家，終落狐禪耳。”

大意是說，蘇軾的書法能入晉宋（指南朝宋）格局，而趙孟頫則只能學至唐人，如果不能對書格有見地，縱然有再熟練的工夫也是徒勞。

☝ 董其昌《臨閣帖冊》（區域性）

上引董其昌的諸多議論，涉及趙孟頫與董其昌之比較、王寵與董其昌之比較、蘇軾與趙孟頫之比較，這些比較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在他的眼裡，自己能入晉人格局，而趙孟頫與王寵不能得晉人妙處，根本的區別是，自己能夠在學中悟，於悟後學，而後者則一味臨學，而乏於領悟。

追摹前賢筆法，當然需要不斷臨寫以求精熟。隨著臨寫的深入，學書者對古人的筆法會有新的領悟，自身的理解結構和書寫方式因而得到調整。當獲得一種新的理解結構和書寫方式之後，又需大量的練習去印證、鞏固、提高。

在這個練而悟、悟而練的不斷迴圈的過程中，學書者對於古賢筆法的理解和實證越來越真切深入。

每一次新的領悟都是以往之“熟”推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對以往之“熟”的打破，自可稱之為“生”。而每個階段的力求精熟的練習都發源於“生”，並且成全了“生”，猶如瓜果由生而熟一般。因為有“生”，書法的練習才能活潑而富有生機。因為有“熟”，這生機才能得到養護和光大。

☝ 董其昌《臨爭坐位帖》（區域性）

任何一個書家都是在悟與練的迴圈中趨近古法之真諦的，然而不同的書家或又有所側重。有的側重於悟，趨近古法之妙卻難免有生疏之憾；有的側重於練，下筆精熟卻難免執著於自己的書寫習慣。

“古人長處，須悟後可學”，“生”與“熟”的張力，其底蘊當是學古之途中“悟”與“練”的張力

。

在董其昌看來，不同的書家有或生或熟之不同，書畫之間亦有所不同。他說：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鬚生外熟。”

“字須熟後生”強調的是書法的“生”，“畫鬚生外熟”強調的是繪畫的“熟”。

事實上，無論書、畫，生、熟相濟的道理都是一樣的。推而擴之，這個道理又不限於書畫。董其昌的好友陳繼儒有云：“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人生修為的過程亦是生而熟、熟而生，而其義諦亦當不離領悟與實踐的相即相成吧。

崇禎九年（1636）八十二歲： 《細瑣宋法山水圖卷》，據董其昌題記自署“丙子九月重九前二日”，此卷應為目前所見傳世董其昌最晚手跡，可謂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