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哥，再見

“大喜哥”消失了。

媒體、網際網路、流量，讓曾經隱於世的“大喜哥”，真真切切地紅過，很多“熱心”的人，也不乏真誠地想幫他過上“正常的生活”。

熙熙攘攘的人們圍觀、拍照、提供幫助，可“大喜哥”需要的是，一個能懂自己的人，一個能包容自己的社會，一份安靜的、不打擾別人、也不被別人打擾的生活——這太奢侈了。

“孤獨嗎？我太懂孤獨了……”

“大喜哥”不懂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不懂他。

最近從福州回到北方後，他消失了，就像從沒紅過、從沒來過。

“大喜哥”在告別，告別格格不入的人群、告別譁眾取寵的流量，告別不堪回首的過往。

從今往後，很大機率上，“大喜哥”不會再紅了。而這，或許是一件好事。

大喜哥，再見。

前段時間，“大喜哥”從福州回到了青島，那座他此前生活了60多年的島城。

回到青島後，“大喜哥”消失了，沒人知道他住在哪兒、接下來如何生活。這座海邊城市的冬天再次來臨，而他生命裡的春天，卻似乎從未來過。

2012年，“大喜哥”因一則老房子起火的新聞，從青島紅到全國。在新聞中，年逾五十的他穿著豔麗的女裝，化著濃厚的妝容，極為狼狽地出現在鏡頭前——發生火情的正是他的住所。

那一次，雖然電視臺僅給了他幾秒鐘的鏡頭，但“大喜哥”還是因男扮女裝成為了整段新聞的焦點。最後，主持人以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結束了節目：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想問的不僅僅是火災。”

以此為開端，接下來人們開始用獵奇的眼光看待有關“大喜哥”的一切，很多“傳說”也隨之誕生。

姓名、出生地、婚姻，甚至是性別，討論與傳言以不同角度塑造出很多個“大喜哥”，好奇的人們試圖尋找到他與眾不同的理由。

或悲或喜，或好或壞，“大喜哥”的經歷開始被標記，並被賦予了一些深遠的話題。但現實卻是，他的故事遠比“標籤”豐富。

“大喜哥”劉培麟

01

名字、工作、殘疾

誤會從“大喜哥”的名字便開始了。

在日後鋪天蓋地的報道中，他的真實姓名被寫作“劉佩鱗”或“劉佩麟”，但在身份證上它被寫成“劉培麟”。

“大喜哥”劉培麟的證件

除了姓氏，他的名字被外界幾經變更。這不是誰的錯誤，畢竟就連“大喜哥”本人對於這個姓名都知之甚少。

劉培麟似乎註定是一個沒有“來處”的人。在那些他親筆寫下的日記中，他這樣描述自己最初來到人間的經歷：

父親酗酒家暴，母親一氣之下投井自盡。父親為此心灰意冷，將兒女盡數送人後便沒了音信，而自己則是被包著棉被扔到了火車站。

與親生父母分開時，劉培麟尚在襁褓，所以這些“過往”全部來自道聽途說，真實性不詳，卻是他與故人僅有的“聯絡”。

劉培麟對於“家”的理解全部來自養母。多年前，這個善良的女人在火車站發現了他。雖然家中已有7個兒子，但她還是決定將嬰兒抱回去，“本以為養不活，沒想到還是長大成人了”。

在劉培麟成長的年代，貧窮是所有人都會經歷的事情。生存成了頭等大事，於是他勉強唸完初中便被推向了社會。“我也是受過教育的人”，想起這件事劉培麟總覺得甜蜜蜜的。

離開學校後，劉培麟被分配到一家服務站“做苦力”。後來那裡變成了服裝十九廠，他的工作內容卻沒有發生變化，“拉車、搬重物”貫穿著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在當時這樣的經歷平平無奇。

然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這個平淡的故事有了轉折——劉培麟，下崗了。

“沒想到，沒想到，真的沒想到。”他連續使用三個“沒想到”來形容自己當時的意外、無奈和遺憾。時至今日，這樣的複雜情緒仍影響著他，“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想穿女裝的”。

離開服裝廠時，劉培麟不到40歲，仍算得上是“青壯勞動力”。所以他去了建築工地，預備繼續做苦力謀生，但僅是幾個月後，他便被絆倒在討薪的路上。

為了要回工資劉培麟捱了不少打。最初約定一起討說法的工友因看不到希望都放棄了，唯獨他還在堅持。

後來“爭論”變成了“群毆”，他還是沒要到一分錢，傷痛成了這份工作中他唯一的“報酬”。

做苦力沒希望了，劉培麟又去送報紙、擺地攤、當服務生，全都失敗後他開始送煤氣，終究沒能繞過憑力氣吃飯。

送煤氣時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輛破舊的摩托車，為了能在短時間內賺到更多的錢，他時常將車騎得飛快，意外發生了。

一個深夜，劉培麟遭遇了車禍。他撞上了一輛同樣飛馳的公交車，雖然大難不死，卻也落下了終生的殘疾，一種所有男人都難以啟齒的殘疾。

“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一分賠償也沒有得到。”

“我怎麼提起呢？我無法提起啊。”

劉培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感受到孤獨的。

02

養母、兄弟、房子

劉培麟上面有7個哥哥，全部都是養母親生的。他的歲數最小，一直住在家裡。“7+1”的兄弟組成讓他們自小便沒什麼共同話題，各自成家後更是老死不相往來。

養母重病時，劉培麟也找過幾個哥哥。可兄長們死的死，老的老，還有幾個失蹤了，沒有選擇，他獨自負擔起贍養老人的責任。

養母患的是胰腺癌，發現時已是晚期。醫生詢問治還是不治，他想了想，最後點了頭。從入院治療到護理，具體花了多少錢他沒統計過，只記得醫院要，他便給，兜裡沒有了便借，然後一步步地走到了賣房子的地步。

2000年之前，劉培麟住在青島老街上的一棟老樓裡，他們一家擁有其中的20平米。過去大人小孩擠在裡面，那裡並不體面，卻也實實在在承載了一些家庭溫暖，可如今都已煙消雲散。

“你以為我想嗎？千考慮，萬考慮，最後還是決定（把房子）賣了。沒辦法，真的是沒辦法了。”

因為著急用錢，劉培麟給舊屋的定價並不高，可即使如此，在正式出售時這個數字還是被一壓再壓到了20萬。因為買主是朋友介紹的，他答應了議價，這算“盡了孝道”，即使他深知這些錢改變不了什麼，很多都是“早晚的事”。

辦理房屋過戶那天，劉培麟收到了買主的10萬元，他問剩下的錢呢？對方謊稱辦完手續就給，結果從此不見了蹤影。他也想過要用訴訟手段維權，可沒有收條，沒有合同，全憑一張嘴的買賣連證據都談不上，想到這裡他又放棄了。

往後幾十年裡，劉培麟時常會到老宅看看。

那裡房價漲了，住宅也變成了景區，很多人會在這間房子前留影，他怕嚇到遊客，所以很少走近。大多時候他只是隔著馬路靜靜地望著那個曾經的家，從不說話，也從不流淚。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劉培麟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最後的證據。

劉培麟偶爾會“回家”看看

借了錢，賣了房，劉培麟拼盡全力也只延續了養母四個半月的生命，那個給了他“家”的女人還是走了。

之前杳無音信的幾位哥哥不知從哪裡得到了訊息，一個接一個地找上劉培麟。他們責怪弟弟賣了房子，質問他家裡的錢去哪兒了，他解釋了好些時日，但“兄弟們還是為此反目成仇”。

有人問他值得嗎？他回答“值不值得，我都盡力了。”說到這些他總會流淚，不是心疼房子和錢，只覺得“挺不孝的”。

母親不在了，劉培麟覺得“天塌了，地陷了”，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都格外孤獨，於是他便琢磨著成家，期盼著有個人噓寒問暖。

03

“傻妻”、女裝、矛盾

劉培麟曾經有過一段婚姻，僅維持了半年便草草收場。

當時，劉培麟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單親母親。因為智力上有些缺陷，女人說話和自理能力都有問題。

得知這些時劉培麟很猶豫，但後來他發現“對方不要彩禮，也不要房、車，就是想找個人照顧她”，這正合自己的心意——實際上，他也只是想找個伴兒罷了。

相處了一段時間，劉培麟和女人結婚了。兩人相差十歲，領證時剛好一個40歲，一個30歲，劉培麟覺得這也算是一種緣分。

結婚後，劉培麟帶著媳婦去過幾家醫院。他惦記著把她的病治好，然後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但尋了幾家醫院都說“沒得治，估計要傻一輩子”，聽到這他又猶豫了。

“不聽話，什麼都往嘴裡塞，天天往醫院跑”，就這麼湊合著過了幾個月，劉培麟漸漸覺得有點“管不住她了”，想了想他提了離婚。女方家人爽快地答應了，隔幾天就辦好了手續，這婚就算離了。

關於劉培麟的婚姻還有另一種說法：有人說他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滿，只因妻子目睹女兒車禍身亡，才精神失常失蹤了。

對此，劉培麟本人僅含糊地說過隻言片語，資訊零散到拼湊不出一段完整的故事。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無人知曉，眾人只看到劉培麟又是孤身一人了。

劉培麟與他的“家產”

如果換上女裝生活對於男人來講是一種“突破”，那擋在劉培麟和這種突破之間的最後一道閘，便是這位曾短暫帶給他希望的“傻妻”。

這之後，他徹底妥協了，又或者說以另一種形式“反抗生活了”——他開始流浪，開始拾荒，也開始以女裝示人。

劉培麟9歲那一年，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喜歡女裝。參加文藝節時，他看著身邊的小女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是羨慕。

也許是出於好奇，也許是真的渴望，成長過程中他斷斷續續地偷偷嘗試過女裝扮相，但因為在意別人的眼光，他從不穿出門，只躲在家中自己欣賞。

後來，父母不在了，兄弟鬧掰了，婚姻結束了，劉培麟覺得是時候要“撥開烏雲見太陽了”，因為沒有“別人”了，世間只剩下自己了。

只有以“不尋求意義”的角度去看待劉培麟，才能意識到他隱藏在“女裝”背後的矛盾與無奈。

“我從小便喜歡打扮，也喜歡穿女裝。”

“我以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了，如果是，我肯定堅決不穿女裝了。”

這兩句看似截然相反的話全部出自劉培麟之口。這樣的自相矛盾不能被定義為說謊，因為誰都有正常生活的權利，因為誰都可能被生活一再戲弄。

這種所謂的“正常”，既包括靈魂與肉體的一致，也包括愛好與現實的契合，但顯然無論哪一種對於劉培麟來講都太過困難。

如若能瞭解劉培麟的人生，哪怕只是丁點的片段，旁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鳴。

委屈、無奈、孤獨、冷漠、遺憾、意外……他的人生組成和所有人一樣複雜。

稍有不同的是，某些最普通的事情在他的身上都變得異常困難，“我對得起這個世界，但它總讓我難過”，劉培麟說“這或許就是命吧。”

04

啞巴、“死亡”、沒有名字的人

在劉培麟的回憶中，自己前前後後有過21個伴侶。其中印象最深的，應該是那個對他很好的啞巴。

與啞巴相識時，劉培麟已以女裝示人近12年了。那天午後，他正在住所收拾著之前撿來的廢品，忽然一個男人從後面緊緊地抱住了他。他試著掙脫，無果，便回頭與男人交流起來。

因為不能說話，二人的談話全靠“比劃”，劉培麟不懂手語，只能透過啞巴的肢體動作和寫下的紙條拼湊出對方的來意。“我很欣賞你”、“一起住吧”，這是劉培麟為數不多能“聽”懂的話，“當時就明白是什麼意思了”。

劉培麟和啞巴開始同居。印象中那個男人很顧家，“搞到錢就會往家裡買吃的喝的”，還會給劉培麟添置一些化妝品和衣服。

在此之前劉培麟的生活所需品全部靠拾荒，這種可以消費、選擇的行為隱約讓他找回了一些對生活的掌控感，他再一次開始渴望安穩。

和啞巴相處時，劉培麟還特意找人為自己和他拍過一組婚紗照。那是這段感情唯一的見證，但搬家時照片丟了，為此劉培麟耿耿於懷了很久。在稍微賺到一些錢後，他還請求過專業攝影師為自己補拍，對方拒絕了，理由是“店裡實在沒有適合的衣服”。

也就是2年的光景，啞巴失蹤了，沒有任何徵兆和理由。劉培麟只知道他是“惹了事兒，被關起來了”。至於惹了什麼事兒，被關在了哪裡，還會不會重獲自由，這些他都一概不知。

在劉培麟的世界裡，所有的離別都沒有“再見”這個說法，“我不計劃什麼了，什麼時候死，什麼時候就算結束了。”

他似乎意識到了什麼。

拾荒中的劉培麟

如果說人生的終點是遺忘，那啞巴消失的那一刻，便是劉培麟走到世界盡頭的瞬間。

這世間最後一個記得他的人不見了，劉培麟“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喜哥”。

成為“大喜哥”之前，劉培麟度過了一段沒有名字的時間。那時候他在街上拾荒，身上是顏色極為鮮豔的女裝，臉上是並不精緻的妝容。留了許久的長髮沒有打理，亂糟糟地被編成兩根粗細不一的麻花辮搭在他的肩上。

這樣的裝扮夠不上“正常”的標準，於是他成了街上的“怪物”。恐懼、厭惡、好奇，這些都是他曾收穫的目光，沒有人願意上前與他交流。

鄰居們叫他“穿女人衣服的男人”，附近居民稱其為“撿破爛的精神病”，路人則是無聲無息地觀望拍照，然後便匆匆走過。

“我倒是想交流，沒人搭理我”，直到2012年那場火災來臨。

火滅了，人火了。

快樂的劉培麟和對他很好奇的路人們

05

火災、“大喜哥”、網紅

媒體對於劉培麟最初的認識，全部來自那場突如其來的火災。

8年前，劉培麟租住的房屋內起了一場火。雖然火勢不大，但還是引來了當地民生節目的關注。由於經常在家中生火做飯，他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元兇”。面對鏡頭，鄰居們毫不客氣地指責他，此時劉培麟走進了家門。

“我是滅了火才走的，我真的滅了火。”他慌忙解釋道。

看了當年的畫面不難想象，當事人這樣的形象，會給觀眾朋友帶來多大沖擊。

2012年火災新聞中的“大喜哥”

回看當時的新聞，那天劉培麟的裝扮與平常穿女裝的他並沒有不同。但在毫無防備的看客來講，他足夠“奇葩”，也足夠引起討論。

那天之後，劉培麟有了另一個名字，“大喜哥”。網友覺得他搞笑，“看起來極為喜慶”，所以便起了這個暱稱，而這也成了他在草根網紅屆的代號。

被媒體報道之前，劉培麟沒有手機，也不通曉網路，甚至很少說話。他對這個世界所有的認知都來自回憶和書本，如今忽然站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他有些手足無措。

越來越多的人找到他，採訪他，劉培麟近乎來者不拒，並且面對提問知無不言。儘管有些交流並不禮貌，但他不牴觸，因為“我什麼都見過了”。

在劉培麟所有的故事中，最為人敬佩的莫過於他拾荒還債的事情。

多年前，劉培麟曾為此上過一檔節目。在節目中他說：

為了給母親看病，自己向一些人借了近15萬元的債務。現在，他正靠著拾荒和每月600元的低保努力還債，希望各位債主能再多給他一些時間。

從內容看來，這理應是一檔平平無奇的民生節目，但不知為何，節目組卻在最後設定了一個讓“大喜哥”迴歸男裝的環節。舞臺之上，劉培麟接受了節目組的改造。他換上了體面的男裝，戴上了帽子遮蓋自己的長髮，他看起來“正常多了”，卻沒露出半個微笑，他始終沉默。

錄製結束前，嘉賓和觀眾鼓勵他獻唱一首，劉培麟舉起話筒沒等伴奏響起，便匆匆演唱了起來。

那一刻，臺下的觀眾在笑，他卻盯著遠方，眼眶泛紅。

2012年節目中換上男裝唱歌的“大喜哥”

雖然參與了節目錄制，但劉培麟卻沒有得到任何報酬。他仍會為不斷上漲的房租發愁。從600到800再到最後的1000元，當房租已經成為“天文數字”時，他撥通了趙先生的電話。

趙先生是位富裕的好心人，聽到了“大喜哥”的遭遇，他二話不說便將人接到了賓館，還承諾幫其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唯一的條件是“剪掉長髮，換上男裝，迴歸正常的樣子”。

為了生活，劉培麟答應了。那是2016年，按照劉培麟自己說的，當時的他60歲了，已換上女裝16年。此時他沒錢，沒家，沒朋友，就連那頭長髮也要沒有了。

幾天後，劉培麟在趙先生的陪同下走進了理髮店。當兩條凌亂的辮子被剪掉時，他清楚地感受到體內有什麼東西被猛地抽離掉了，後來他才知道，那種感覺是“後悔”。

因為原來的頭髮太久沒被打理，理髮師只得將其全部“推”掉。劉培麟變成了寸頭，“大喜哥”好像也死掉了。

劉培麟男裝

06

趙先生、化妝、鏡子

按照原來的計劃，劉培麟在剪掉頭髮之後就要去辦理新的身份證件和信用卡，可趙先生卻在此時不見了。

10天后，劉培麟被公寓物業以“會嚇到孩子”為由趕了出來，一切都很突然，卻又在意料中。

日後，趙先生再也沒有出現。他跟著劉培麟的長髮一起消失了，憂愁再一次寫滿了劉培麟的臉。他再次回到了那間隱匿在青島老街衚衕裡最深處的房間，一切歸於平靜。

因為家中沒有電，劉培麟只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清晨五點半，是他起床梳洗打扮的時間。

不同於其他女孩，劉培麟的化妝手法無章可循，卻帶有極強的目的性。“我要塗得厚一點，不然遮不住（面部的男性特徵）。”

正在化妝的劉培麟

劉培麟愛美，之前還用600元錢為自己定做過一件旗袍。除此之外，他的衣裳都是撿來的，所以可供選擇的餘地不多。但他仍會用心地搭配，嘗試在鞋、裙、衣中找到一種平衡與和諧。

因為沒有洗頭的條件，劉培麟基本不打理頭髮。他將撿來的彩色卡通髮卡別到頭上，也會佩戴手鐲、項鍊等配飾，顏色大多會和那一天的衣服相配，這是他一天中笑容最多的時候。

一切準備就緒後，劉培麟會站在鏡子前仔細看看自己，確認沒有問題後，才會轉身走向門口。

摸著黑，舉著蠟燭，微弱的光亮劃過堆在房間各個角落裡的書本上。

劉培麟說自己平生只愛兩件事，讀書和打扮。文學作品中，他尤其喜歡老舍和巴金。近些年來，他只是買筆、本便花了超過3000元。他熱愛寫日記，想到什麼便會記在紙上，日積月累這些日記也塞滿十幾個紙箱子了。

“我熱愛生活，喜歡閱讀，我喜歡寫日記，我遵紀守法，我注重誠信，不做違法的事，人生應該如此吧。”

吹滅蠟燭，天空已經大亮，晨曦的光亮穿過狹長的衚衕小心翼翼地走進凌亂的屋子。陽光打在鏡子上，一行由劉培麟寫下的字清晰地浮現出來：

“新的一天開始了，加油！”

07

尾聲

公眾最後一次大範圍討論“大喜哥”大概是在2年前。就像是每一代“網紅”更迭前最後的高光時刻，“大喜哥”也站在了被遺忘的邊緣。

最後一撥找上劉培麟的人是一群志願者，他們希望給“大喜哥”做一次專訪。那之後，他們成為了朋友，志願者滿足了劉培麟出書的願望，還將其帶到福州看病，不知道什麼時候，他也還清了所有的債務。

熱心的志願者們發起過捐款，也試圖為其建立慈善基金會，但最終都因外界擔心“捐款用處不詳”而不了了之。

在這個過程中爭議成了劉培麟必須面對的事情。為了“圖清淨”，他終止了這些捐款活動，還發表了一則宣告：

“我個人喜歡女裝，更喜歡做女人，這是我一生的追求，無可指摘之處，可指摘的倒是那些小人。”

對此網友評論：“人的成見是一座山，不同就是他的原罪。”

可誰和誰又能相同呢？

去年3月，“大喜哥”決定離開青島。很多相識一場的人趕到機場和他道別，同時也斬斷了他作為“網紅”最後的流量。

這一次，“大喜哥”也消失了。

2019年，在青島流亭機場的劉培麟

不久前，劉培麟在社交平臺釋出了一些自拍照。透過定位人們得知他已回到了青島。現在劉培麟在哪裡？他還拾荒嗎？他還有錢嗎？他過得究竟如何？他怎樣面對生命中的第64個寒冬？

問題與傳說依舊存在，只是這一次已無人問津。

幾年前的一次訪談中，他與記者曾這樣對話：

“如果能重來，你還會這樣生活嗎？“

“怎麼能重來呢？我今年61歲了。已經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了。”

“這句詩歌我不太懂。”

“不懂嗎？以後你就懂了。”

也是在那一次訪談中，劉培麟對著鏡頭朗讀了一封寫給父親的家書：

“親愛的父親，我小的時候不懂事，沒事總是惹您生氣，所以我對您是有愧疚的。也許是生活對我的懲罰，使我失去了一切，但我不後悔而且生活下來了。因為我知道後悔也沒用，世間本就沒有後悔藥。我活了下來，因為我怕死。人沒有不怕死的，死對於人來說都是可怕的。鑑於此，我苟延殘喘地活到了今天，不容易。

……

爸爸，我拾荒20多年，現在電視臺一直在報道我的事情，我想出了名的生活會更好一些，唉，（可）還是像以前一樣。誰也不會因為我的出名而對我頂禮膜拜。

爸爸，我退休了。說實話生活的壓力還是沒有減少……因為房子的事他們（親戚）恨我，也不來幫助我。我一直在自食其力，沒有給劉家丟人。

只不過有一件事，我不想瞞你們二老，我喜歡上了女裝……也許這是病態，但他們也說這是對生活的釋放。好了，話已經說到這裡，這封家書我寄給你們。

希望你們地下有知，原諒我。”

讀這封信時，劉培麟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語氣也並無波瀾。

他很平靜，好像已經過完了曲折，而又悠長的一生。

生命的河流，帶著所有人向前奔流。

只是，2020年的冬天過後，屬於劉培麟的春天，會到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