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業績付薪水》，企業高管收入必然會一直充滿爭議

引言

高層收入（包括高管以及類似的其他超高收入者的工資）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態度、政治背景等“軟”因素。2004年《不看業績付薪水》一書的小編盧西恩·別布丘克和傑西·弗裡德，也許是最強烈地表達了這一見解的兩個人。

別布丘克與弗裡德認為，高管其實是在為自己制定工資，其工資和管理者的素質與人才市場均毫無實際關係。他們指出，限制高管收入的唯一因素是“憤慨約束”，即人們會擔心，過高的高管薪酬將在一向沉默的股東、工人、政治家或公眾中造成反彈。如果這一觀點正確，就可將高層收入的飆升視為一種社會與經濟現象，而不是隻侷限於經濟：

高層收入飛昇不是因為對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為各種因素使憤慨之聲沉寂。

新聞機構不再譴責收入過高的管理者，而是讚頌其商業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導公眾對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義的痛斥，而是曲意逢迎提供競選捐款的人；工會曾走上街頭抗議高額的管理層獎金，但其勢力已在工會殘破的年月裡一蹶不振。此外，由於最高邊際稅率已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現在的35%，

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動力來利用其職位謀利：他已能將多得多的超額薪水保留下來。

這就造成在收入最高的人中間，收入不均也激烈加劇。

上層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會與政治變化，而非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一看法讓一些人驚呼難以置信，它與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相差實在太大了。但這一觀點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在現代主管薪酬模式最堅定的辯護者中，就有一些人表達了幾乎相同的看法。

在談論那些辯護者之前，讓我先來展示他們的一些話，這些話來自於某位曾聽過其言談的人。

在電影《華爾街》中，戈登·科克對Teldar Paper的股東發表了一段有名的演講，其部分內容如下：眼下，在自由市場的時代，當我國是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時，存在一種對股東的責任。卡內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那些構建這個偉大工業帝國的人，確立了這一責任，因為那關乎他們的金錢。現如今，管理層在公司中毫無利益……女士們先生們，我的主旨是說，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了）就是好的，貪婪就是對的，貪婪真是呱呱叫！今天看這部電影的人也許不會意識到，奧利弗·斯通借戈登·科克之口所說的話，幾乎是直接援引當時研究高管薪酬的權威理論家的論述。

1990年，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詹森與羅切斯特大學的凱文·墨菲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文章，總結了他們對高管薪酬的看法，這些看法當時已經很有影響了。他們宣稱，美國商業界的麻煩在於“高管的報酬與業績幾乎毫無關係。美國公司給最重要領導者提供的待遇就像對待官僚。

既然這樣，如此之多的CEO像官僚一樣行事，而不是成為那種追求價值最大化、能幫助公司鞏固國際市場地位的企業家，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也就是說，貪婪是好的。

那麼當時公司為何不將報酬與業績掛鉤呢？因為有社會與政治上的壓力：董事會為何不將收入與業績更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評論者提出了許多種解釋，但我們所看到的分析幾乎都忽視了一個強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開所導致的成本。

有了政府的披露規則，高管收入必然會一直是個充滿爭議的引人注目的話題。

披露的好處顯而易見：披露可以防止經理與“被俘獲”的董事沆瀣一氣，“大肆掠奪”。但對於披露的成本，人們就沒有那麼多瞭解了，而其成本也許遠高於好處。管理勞動合同並不是僱主與僱員間的私事。

在訂約過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一些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內外運作，影響管理層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決定權的並不是股東，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組成的薪酬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股東選出來的，卻並不完全遵行他們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別有一套為其特殊利益服務的方案，公開披露“老闆掙多少”會成為他們的武器。一旦工資問題引發群情激奮，薪酬委員會通常的反應是或明或暗地限制CEO的薪酬。

換言之，詹森與墨菲認為，表現為“憤慨約束”的社會規範在壓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高管收入依當今的標準來看仍然較低。顯然他們將之視為壞事，而非好事。他們給“被俘獲的”、“大肆掠奪”加上引號，把對高管監守自盜的擔憂視為杞人憂天。

但他們預設的影響主管薪酬變化的因素，與批評高薪酬的人認為的並無二致。

他們指出，從20世紀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雖然公司規模大增，但高管的實際薪酬反而下降了。

他們斷言，其原因就是公眾壓力。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是社會與政治考慮而非純粹的經濟力量導致勞工與老闆的收入差距在戰後急劇縮小。現在如有人認為高額薪酬是一種有益體系的組成部分，可以激勵高管盡職盡責，那就相當於拿別人的痛苦開玩笑。《財富》雜誌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奪》就一針見血地嘲諷：“你也許覺得事情會是這樣，股價停滯不前，所以不應獎賞CEO。但實情卻剛好相反，股價停滯不前，所以我們要另找一些理由來獎賞CEO。”該文還引述了詹森的話，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擔心這些傢伙得到的報酬不夠，但現在就連我也困惑了。”但無所謂：倡導貪婪的信條在大行其道，推動社會與政治規範的變化。

在一代人之前會成為頭版新聞、點燃人們怒火的高薪，現在幾乎無人在意。意料之中的是，在未經歷類似規範與制度變化的歐洲國家，高管薪酬遠遠落在後面。

英國BP公司CEO的工資不到雪佛蘭CEO的一半，而雪佛蘭的規模只有BP的一半，只因雪佛蘭設在美國。正如一位歐洲薪酬顧問所說的：“羞恥因素在美國不起作用。在歐洲，對社會影響的擔心更多。”公允地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飆升的經濟精英並不只有CEO。

長期以來，有一些經濟學家稱，一些特定的科技變化，例如大眾傳媒的興起，可能使表面上資歷相同的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薪資差距。大眾傳媒的興起也許的確可以解釋各種各樣的名人為何比過去收入大增。也可以論證說，科技或許有助於以一種模糊的方式解釋，律師與其他專業人士之間的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了：也許傳真機與網際網路使那些“能人”承擔了更多需要過人本領的工作，而才幹較低的專業人士只有去做重複性的苦活。

結語

儘管如此，CEO薪資的例子還是表明，

制度與規範的變化會導致不平等的加劇，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跨國比較顯示，制度而非科技才是過去30年變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