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本社：正確的開啟方式

“大學之道，知識之美”，歡迎來到智本社經濟學社。這門課程叫《智本社經濟學框架》，是我多年專研經濟學、長期分析經濟問題的系統方法。

現有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存在嚴重缺陷，我認為有必要做一些梳理和澄清。

這門課程並不是要建立什麼“智本社經濟學

”，而是闡明智本社的經濟學分析框架。

從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開始算起，經濟學的歷史並不算太久遠。但是，經濟學的流派卻很多，觀點分歧嚴重。以至於很多學習經濟學的人並不知道何為正確、何為謬誤。

歷史上，小穆勒、馬歇爾以及薩繆爾森對經濟學做過幾次“綜合”。今天，經濟學界普遍採納了薩繆爾森的折衷主義，將經濟學分為宏觀部分與微觀部分。但實際上，薩繆爾森沒能處理好理論衝突。他的一些理論，比如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其實是反經濟學的。

理論分析框架的缺陷，讓經濟學難以應對現實問題。以通脹為例，薩繆爾森和弗裡德曼對通脹有著完全不同的界定，理論上的混亂讓很多人根本不清楚通脹是如何產生的，更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通脹；又比如，貨幣問題。很多人在貨幣政策上指出了貨幣問題，但是沒能上升到制度層面與市場競爭層面。貨幣問題表面上看是政策問題，深層次是制度問題，根本上其實是貨幣理論問題。

這些問題根本上都是經濟學理論的缺陷造成的。所以，我們這門課程將從學科框架的角度出發，探討經濟學的幾個根本性問題，主要包括學科宗旨、基本觀念、分析方法、核心理論和最後堡壘。

Part

1

學科宗旨

首先是學科宗旨，核心問題是：經濟學是否應該以帕累托最優為準則？

長期以來，經濟學被理解為一門功利主義學科。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採納了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把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科學。經濟學假設資源是有限的，追求的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帕累托最優，理論上就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狀態，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馬歇爾的區域性均衡理論都是以帕累托最優為目標的。

但這將經濟學引入了歧途，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陷入總量誤區。資源配置效率最優追求的是社會福利最大化，這是一個總量概念。這種總量概念，容易被幹預主義、計劃主義利用。

二是陷入實證主義。如何證明效率最優成了一個無解的懸案。比如，經濟學家都認為市場比政府配置資源效率更高，但政府實施產業政策促進了技術進步，如何證明政府是無效率的呢？又如，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救市延緩了市場出清及崩潰。然後，一些人就提出政府救市比自由市場更有效率，保住了社會財富。雖然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救市只是把問題延後，甚至加劇了危機，長期來說是無效率的。但凱恩斯的迴應是，“從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去”。這又該如何回答呢？由於社會實驗與自然實驗不同，它無法重新實驗、無法結果對比，所以我們沒辦法用實證去證明是政府救市更有效率，還是讓市場自然出清更有效率。事實上，我們只能透過一般性邏輯來解釋政府救市存在的問題，而不是透過實證。

三是被道德審判。功利主義是很多人攻擊經濟學的關鍵點。他們認為，經濟學只追求效率和經濟利益，漠視人性、公平與公共利益。哪怕很多支援自由市場的人也認為，自由市場只能解決效率問題，但是會帶來不公平，加大貧富差距，需要政府幹預，主持正義，兼顧效率與公平。這種觀點非常普遍，但是並不正確。

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就在功利主義價值觀上。其實，任何學科以功利主義為原則都是錯誤的。比如，當一個科學家需要做換心手術時，我們能不能把普通人的心臟換給科學家呢？這樣做看起來好像是更有效率，因為科學家對社會的貢獻好像更大，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這樣做的話，社會會陷入混亂，最終是無效率的。所以，我們應該要探尋效率的源泉——更為根本的準則。

任何學科的宗旨都是追求一般性，自然科學探尋的是自然規律的一般性，人文科學探尋的是人的行為規律的一般性。我的觀點是，遵循一般性規律才是一切效率的源泉。新技術的效率來自人類利用了科學規律，如利用力學規律發明了槓槓提高了施工效率；新制度的效率來自遵循和捍衛了正義與公平，如《物權法》、《智慧財產權法》保護了人們合法勞動成果，激勵人們努力創造與發明。

所以，經濟學應當與其它學科一樣，以遵循一般性為根本準則。只有遵循人的經濟行為規律，經濟活動才能產生效率。這就將經濟學的研究落實到人的行為，包括企業家才能，使用的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一講中會詳細分析，經濟學的宗旨，也是經濟學的價值觀。

Part 2

基本觀念

再看基本觀念，核心問題是：為什麼不能干預自由市場？

從主觀主義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是觀念創造的世界，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同樣有什麼的觀念就會有什麼樣的經濟學。所以，我們需要研究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它是經濟學的世界觀。

觀念來自哪裡？觀念來源於意識，意識來源於感知。文明的進步取決於人們感受到什麼是重要的。當人們感知到自我的存在，感知到生命是重要的，自由、人權是重要的，人類社會就開始進入人文主義時代。現實中，人們對重要性的感知不同，導致他們產生了不同的觀念，對自由市場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偏差。

很多人在討論是不是應該干預自由市場這個問題時，判斷的依據依然是上面所講到的效率問題。新古典主義曾試圖透過論證市場均衡來說明完全自由市場是效率最優的市場。但是，凱恩斯主義，不管是凱恩斯本人，還是薩繆爾森領導的新古典綜合派、羅賓遜夫人領導的新劍橋學派、抑或是斯蒂格利茨領銜的新凱恩斯主義者，他們都在幹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論證市場失靈。只要論證市場失靈，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干預市場。後來，弗裡德曼的價格理論也是從效率的角度論證干預價格會導致效率下降。

所以，干預主義的錯誤，本質上是觀念的錯誤。什麼意思？並不是說弗裡德曼的觀點不對，只是不夠根本。哈耶克透過資訊分權和自發秩序角度否定干預主義，這已經接近本質了。實際上，反對干預市場，與效率無關，只與人權有關。市場就像語言，是一種自發自生的秩序，是所有人共同參與形成的，不容許任何力量破壞它。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自然法的角度來解釋。首先，我們需要有一種自我感知，意識到自我存在的重要性，這就有了生命權。我們的生命是不是屬於我們個人所有？我們的大腦、手腳是不是我們個人所有？當然是，這就是最基本的個人產權，不容許被任何人剝奪。接著，我們的大腦、手腳獨立創造的財富是不是屬於我們個人所有？比如，獨立研發的技術，屬不屬於個人所有？當然屬於，再接著往下，你有處置、交換你的財產的自由。你將自己創造的財產與他人相互交換，透過自由協商確定價格，達成交易。這就是自發自生的市場。那麼，交換而來的財富是否屬於你？當然屬於。

所以，生命屬於人權的一部分，生命的衍生物也是屬於我們個人所有的財產，我們每個人都有處置自己財產的自由，包括用於交換。以個人產權和自由交換為核心的市場，實際上是人權的衍生。它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容許被侵犯、被消滅。所以，反對干預自由市場與效率無關，任何對自由市場的干預都是對人權的侵犯，對自由的侵犯，對生命權和財產權的侵犯，對公平與正義的競爭秩序的侵犯。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七章《論殖民地》中說的很清楚：“禁止一個偉大的人民去對他們自己產物的每一部分進行他們所能從事的一切製造，或禁止按他們認為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們的資本和勞動，這是對最神聖的人權的明顯的侵犯”。

所以，自由市場需要人權觀念，需要保護生命權、財產權與自由的觀念。這就是經濟學的世界觀。這部分我會在第二講中詳細講到。

Part

3

分析方法

接下來看分析方法，核心問題是：自利假設與理性主義是錯誤的嗎？

這個問題經濟學一直沒有解釋清楚。導致了很多誤解。凱恩斯主義抓住了這個漏洞抨擊傳統經濟學理論，普通大眾也嘲笑經濟學家為理想主義者。

我們先看自利假設。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自利假設做了生動的闡述，後世經濟學家基本上繼承了這一觀點，那就是每個人像麵包師一樣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是最有利的，也就是效率最優的。

不過，很多人將自利等同於經濟利益，很多人在道德上很難接受自利的人性假設。更要命的是，經濟學家如何證明人的決策是基於自利還是利他呢？人的動機是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這就成了一個懸案。

其實，經濟學應該跳出人的動機來討論這個問題。實際上，自利是宇宙世界的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趨利避害。在物質世界中，粒子都是往能量消耗最小的方向運動的。物理學中有個熱力學第二定律：熱不可能自發地、不付代價地從低溫物體傳至高溫物體。動物世界也是如此，具有明顯的趨利避害規律。所以，批判人是自利的，就像批判水往低處流一樣可笑。邊際革命之後，自利表述改為了效用最大化。

但是，經濟學家主張的自利原則或效用最大化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張五常說的套套邏輯。經濟學家說，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就是最有利的、效用最大化的。我此刻賣出股票，對我是最有利的；此刻不賣股票，對我也是最有利的。這顯然是錯誤的。

套套邏輯的錯誤屬於第二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經濟學家認為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人的自由決策，不管什麼決策，對自己來說都是最有利的。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原因很簡單，人不可能是絕對理性的，人的行為也不可能是絕對理性的。要命的是，經濟學家根本無法證明人的行為是受理性支配還是非理性支配，甚至無法區分理性成分與非理性成分。這就給干預主義者提供了機會，凱恩斯拿選美例子來反駁，還提出了動物精神。新凱恩斯主義者，阿克洛夫、席勒用非理性與動物精神將經濟學引入歧途。

問題來了，經濟學家難道這麼無知嗎？當然不是，但是如果否定了理性假設，經濟學的理論可能就要崩潰了。因為不管是需求理論還是價格理論，其中的邏輯推演都建立在理性行為之上。比如，價格上漲，需求量會下降。這是經濟學家面臨的難題。

我們的破解辦法是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礎上引入三個概念：

一是邊際的概念。人是在邊際上做選擇的，人尋求的是邊際效用最大化，而不是總量效用最大化，實際上總量效用是無法預期的。這是傑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開創的邊際主義的貢獻。

二是預期的概念。人的選擇，包括企業家的決策，是在預期的基礎上建立的，也就是預期邊際效用最大化，而不是“結果”的邊際效用最大化。你此刻預期股票會上漲可以獲利，因而買入股票。但這不等於購買股票一定獲利。這是小羅伯特·盧卡斯領導的理性預期學派的貢獻。

三是過程的概念。時間是世界的一個維度，市場是一個經濟過程，理性藏在經濟過程之中。人的行為未必是理性的，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場的競爭過程不斷地懲罰非理性，獎勵理性行為。這種價格獎懲機制促使人的行為趨於理性，這就是進步的源泉。所以，理性人假設雖然是錯誤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理性是一種反饋機制，是市場過程與自由競爭的結果。經濟過程的貢獻屬於奧地利學派。

到這裡，我們可以把古典主義、邊際主義、理性預期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分析方法結合在一起，形成經濟學分析方法：預期邊際效用最大化。我將在第三講中詳細講述。

Part 4

核心理論

接下來我們看核心理論，核心問題是：需求理論是否完美？

經濟學最為基本的理論之一就是馬歇爾提出的需求理論。張五常的《經濟解釋》都是圍繞著需求理論來寫的，弗裡德曼價格理論的核心也是需求理論。

為什麼需求理論如此重要呢？上面我們講到，經濟學是探索人的經濟行為規律的學說。人的經濟行為規律，就是衡量成本與收益的行為。馬歇爾總結了這種行為的規律，那就是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價格上漲，需求量下降；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這就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不過，這個理論自從提出來後就遭受了各種質疑和挑戰。與馬歇爾同一時代的經濟學家威克斯蒂德撰寫了一本書叫《政治經濟學常識》，他在書中指出，隨著價格的變化，需求方與供給方會相互轉化。比如，隨著股票下跌，空方可能會演變為多方，開始補倉或抄底。後來，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受此影響，認為需求曲線有時向上、向下、再向上、然後向下。

其實，威克斯蒂德討論的是具體的需求方與供給方，而馬歇爾討論的是抽象的需求量與供給量，並不關注需求方和供給方是誰。貝克爾的問題則在於我上面講到的，他沒有將市場過程納入進來，理性的反饋需要有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出現所謂的非理性現象是正常的，但是經濟學有一句話叫“樹不會漲到天上去”。

對需求理論的普遍質疑，還包括忽視“其它條件不變”的假設。當然，有人認為，世界是複雜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這導致需求理論脫離實際。這種觀點其實不理解學術正規化，正因為世界是複雜的，存在“多因一果”，我們才需要假設條件、控制變數，然後探索其中的因果關係。

對需求理論的普遍質疑，還包括扭曲價格的含義。需求理論的價格是“真實”的價格，而不是“名義”的價格，因為任何人都是按照真實的“價格”，也就是真實的收益來決策的。但是，凱恩斯主義者喜歡使用“名義”價格，認為人會產生貨幣幻覺，按照“幻覺”的收益來決策。比如，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採用的就是名義工資率。而弗裡德曼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問題，他說沒有人是按照名義工資來決策的，都是按照實際收入來決策的。這就捅破了貨幣幻覺長久存在的“泡沫”，也就否定了刺激性政策。

總之，需求理論經歷過無數質疑，但是依然沒有被駁倒，它很嚴謹、簡潔地表達了人的經濟行為規律。不過，深入地理解這個理論並不容易。正如張五常所說的，對這個理論的掌握程度，可以看出一個經濟學家有幾斤幾兩。很多經濟學的錯誤理論，比如流動性陷阱、逆向選擇、檸檬市場，都是對需求理論的誤解，或者刻意曲解。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在第四講中詳細解釋。

不過，需求理論並不完美。把需求理論作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還欠缺了一點什麼。需求理論表達了人的經濟行為的被動反應，卻沒有揭示人的經濟行為的主動行為。馬歇爾發現了人會根據價格的變化而決策，但是價格為什麼會變化呢？因為供需發生了變化，但是供需為何會變化呢？因為價格發生了變化，這就陷入了迴圈論證。

如果沒有揭示人的經濟行為的主動行為，那麼需求理論就沒有辦法揭示經濟為何增長。如果人僅是對價格做出被動反應，價格高時減少購買，價格低時增加購買，經濟是不會增長的。

馬歇爾一直認為，經濟學的麥加聖地是生物學，而不是牛頓的物理學。但他還是把經濟學做成了物理學正規化，探索函式關係和均衡正規化，而忽視了人的主動行為。這就導致需求理論沒有辦法深入到人的主動創造層面，沒有辦法表達知識創新、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沒有辦法解釋企業家才能，也就沒有辦法揭示經濟增長。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在需求理論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加入另外幾個理論：邊際效用遞減理論、收益遞增理論和熊彼特的創新週期理論。

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很好地解釋人的主動行為。當技術水平不變，邊際效用會遞減，這樣人們就會主動減少採購，需求量下降，進而價格下跌。這個理論解釋了需求量為何下降，價格為何下跌。問題是，馬歇爾時代就是邊際主義時代，他為什麼沒有透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深入到人的主動行為層面呢？主要原因是，邊際效用遞減理論走入了更大的誤區，它沒有解釋效用遞增。效用遞增來自人的主動行為，沒有辦法解釋效用遞增，也就無法滲透到人的主動行為這一層面，進而無法解釋經濟為何增長。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難解釋。收益遞增來自人的主動創造，主要是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和制度創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從勞動分工的角度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探討，他提出勞動分工提高了技術水平，進而產生了收益遞增。但是，他沒有深入探討下去。這個問題直到後來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才提出來。1928年，楊格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就職演說就講了《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但是，楊格的遞增理論長期被忽視。

其實，邊際效用遞減理論，能夠與收益遞增理論相結合，進而解釋人是如何主動創造的，經濟是如何增長的。經濟學家熊彼特觸控到了這個層面，經濟過程與“人的行為”是奧地利學派的貢獻，熊彼特與奧地利學派淵源頗深，他利用這些理論提出了技術週期理論。熊彼特的思路很清晰，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驅使，當需求量下降、價格下跌時，市場進入蕭條週期。這時，企業家為了降低風險、謀求利潤，不得不創新技術與產品，提高管理水平，努力推出新產品贏得消費者的青睞，於是需求量開始增加，價格上漲，經濟開始復甦。

實際上，人的主動創造行為，包括企業家的經營管理、工程師的技術創新，改變了邊際效用遞減理論的假設，那就是技術水平保持不變。技術創新推動了邊際效用遞減曲線右移，提高了邊際收益率，促進了經濟增長。這就是楊格的收益遞增理論，也是薩伊定理的邏輯。

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技術創新推動了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的移動，擴大了經濟產能與消費福利。所以，需求理論與邊際效用遞減理論是可以相結合的，但是都要深入到人的主動創造這個層面。我會在第四講詳細講這條邏輯線。

Part 5

最後堡壘

最後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解釋國家與政府？

這是經濟學的一大難題。我們經常能夠聽到一句話叫“市場的歸市場，凱撒的歸凱撒”。這說明經濟學難以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索性就強行把政府排除在市場之外。以避免這種外生的力量去幹預市場。

最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了政府的有限作用，比如國防、財產權保護以及尚可容忍的司法監管。這種論述後來被表述為“小政府主義”或者自由放任主義。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習慣於給政府設定一個邊界，告訴政府切莫越界。後來，弗裡德曼提出價格理論，指出公共用品缺乏價格機制，在資源分配上存在效率損失。這個邏輯進一步論證了斯密的“小政府主義”，同時支援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與私人用品相比，公共用品的分配效率低下，存在搭便車問題，導致租值消散，甚至淪為公地悲劇。因此，經濟學家認為，公共用品越少越好，只將市場不願意參與的具有非排他性的產品作為公共用品；而政府的工作主要就是提供這類的公共用品，以及確認、保護私人產權。

但是，這種觀點在現實中面臨很多問題：第一，把政府排除在市場之外，經濟學如何解釋政府的存在？第二，這相當於把制度界定為外生變數，經濟學如何解釋制度的內生性？第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政府，對經濟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對社會進步也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解釋政府、制度對經濟與社會的作用？

這幾個問題解釋不清楚，就會給干預主義機會。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也有效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沒有朴正熙政府，韓國會成為一個像泰國一樣的農業國家。這種觀點其實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為什麼？主要就是以上幾個問題，經濟學家沒能解釋清楚。

如何解釋國家的存在？如何解釋政府的作用？如何解釋制度的內生性？

新制度經濟學的領導者科斯富有智慧，他啟用了“交易費用”這個詞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價值，進而解釋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邊界。科斯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既然市場富有效率，為什麼還需要有企業？

他自己的解釋是，如果每一個環節都是透過市場交易來完成，就會出現無數個交易、無數個交易者，催生一大筆交易費用，企業將一些交易環節內部化，按照內部計劃的方式來完成，實際上是節省了交易費用。交易費用像一把尺子，哪裡的交易費用低，資源就流向哪裡。這就解釋了政府存在的邏輯，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節省交易費用，建設國防，制定法律，明確產權，維護良好的營商環境，從而降低交易費用。

但是，交易費用又容易成為理論的“漿糊”，讓人產生困惑。有人會提出，政府的計劃管理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在提供公共用品方面更有效率，那為什麼說公共投資、干預市場就沒有效率呢？

經濟學家做過一些解釋。比如，企業家理論、所有者缺位、代理人問題以及尋租理論。但是，這些理論都不具有說服力。經濟學家無法證明官員在經營才能上不及企業家。並且，所有者不缺位、充分競爭的國有企業，如新加坡淡馬錫，同樣富有競爭力。這該怎麼解釋？

回到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在自由競爭環境下，個人根據預期邊際效用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是最有效率的，那麼如何解釋政府按照預期邊際效用最大化的原則行事又是無效率的呢？如果經濟學家主張的是自由主義，為何又要如此嚴苛地限制政府的行為呢？

公共選擇學派領導者詹姆斯·布坎南幾乎摸索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質。他從公共選擇的角度來解釋，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國會，國會的權力來源於公眾授權。所以，政府的行為其實是公眾的公共選擇。布坎南將政治視為一種市場，將公共選擇視為一種個人的經濟行為，他認為，每個人參與公共決策，比如制定憲法、選舉總統、投票透過政府預演算法案，都是一種權衡收益與成本的經濟行為。

但是，公共選擇與市場行為存在一定的差異。在自由市場中，他人的行為不會給你帶來強制性或外部性。但是，在公共選擇中卻不同，即便你投了反對票，但是多數人投了贊成票，按照多數人原則法案透過，你的自由意志就被法案給強制了。這該怎麼辦？

布坎南為了讓公共選擇更加接近市場行為，他借用了瑞典學派創始人維克塞爾的財政原則，即一致同意原則。布坎南認為，如果所有人都自願地一致同意，這樣的公共決策就不存在強制問題，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尤其是在憲法的制定與修改上，布坎南主張越多同意越好。但是，他也知道，一致同意原則應用到所有公共選擇中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布坎南的市場邏輯已經接近完美了。但是，他還差一步，那就是沒有打破政治的壟斷性。他視公共選擇為一種個人的經濟行為，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但是這種自由是有限的。個人只能參與這個國家的公共選擇，與這個國家的公眾簽署社會契約，而無法自由地加入其它社會契約。這就是政治的壟斷性，也是國家公權力的壟斷特徵。這就好比一個人只能跟一家公司簽署合夥協議，雖然他擁有自由表決權，但是他不能放棄這個協議，加入另外一家公司。

所以，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徹底的市場思維，那就是建立“國家市場”。打破各國之間的資本、貨幣、資訊、人口的流通限制，人們根據預期邊際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加入或離開一個國家。這樣國家就成為了全球競爭的公共用品市場，稅收成為了公共用品的自由價格，競爭性政府就是公共用品的提供者，類似於物業公司。

這種國家市場的邏輯，其實是哈耶克的開放型社會思想。哈耶克認為，過去按照血緣、民族組建的公共組織，最後都會演變為按照市場原則來組建。哈耶克曾經將貨幣視為自由主義需要攻破的最後一個堡壘。他主張貨幣非國家化，認為貨幣不應該被政府壟斷，應該交給私人銀行去供應，交給自由市場去競爭。其實，他應該把範圍擴大一些，國家才是最後的堡壘。一旦國家變成了自由市場，政府就是競爭性政府，公共用品就是市場產品，稅收就是自由價格，央行就是競爭性銀行，貨幣就是自由貨幣。民眾只需要監督政府，而不需要干涉政府具體做什麼，也不需要追求公共選擇的一致同意。因為民眾會用腳投票，競爭性政府需要努力提高效率，實施競爭性稅率，提供更好的公共用品，以吸引更多的企業、資本與人口。

這或許是未來的趨勢。實際上，如今越是開放的全球化國家，他們的政府就越接近競爭性政府。這樣就能夠解釋新加坡淡馬錫為何具有競爭力。將國家、政府、央行納入市場，就解決了制度的內生性和貨幣的內生性問題。在國家市場中，制度就是市場契約，貨幣就是私人用品。在經濟學歷史上，技術、貨幣和制度的內生性是三大難題，經以上論述都能夠得到很好的解釋。

所以，經濟學主張的不應該是小政府主義，或者有為政府主義，而是全球化國家市場和競爭性政府。我將在第五講中詳細分析。

以上就是智本社經濟學的框架，也是我長期思考經濟問題的基礎性、系統性思維，主要包括學科宗旨、基本觀念、分析方法、核心理論和最後堡壘。社友們可以進入《智本社經濟學框架》這門課程中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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