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書信背後歷史細節，上海魯迅紀念館展出50多位名人書信

9月25日是魯迅誕辰141週年，即日起至2023年1月1日，上海魯迅紀念館在奔流藝苑專題展廳推出“一紙書信 萬千情懷——上海魯迅紀念館藏名人書信展”，展出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50多位名人撰寫的70多封書信。

上海魯迅紀念館設有近現代名人專庫——“朝華文庫”，內容豐富，涵蓋面廣。其中館藏書信內容涉及教育、文學、語言、美術、戲劇、出版、翻譯、學術研究等工作領域。書寫者都是行業中的佼佼者：魯迅、梅蘭芳、陳望道、葉聖陶、范文瀾、巴金、卞之琳、臧克家、蕭軍、丁玲、郭沫若等。展覽特別選取了與圖書出版、左翼文藝、解放區文藝、《辭源》修訂、現代版畫、魯迅研究等重大文化成就相關的一批書信，彰顯一代代文化人孜孜不倦、默默奉獻的精神。

展品中，郭沫若致汪靜之的一封信，寫於1925年4月24日。內容主要關於汪靜之文章投稿、創造社當時情形等，提及郁達夫、成仿吾、應修人。信中的“我前一禮拜生了一個女兒”指長女郭淑瑀。郭沫若還談到創作於1925年的愛情詩集《瓶》，該組詩發表於1926年4月《創造月刊》1卷2期。郁達夫在這一期“編輯者言”中說：“但是沫若的《瓶》，光赤和全平的小說，都是一時的力作，大約可告無罪於讀者諸君的。……沫若在近一年中，思想上起了變革，完全把方向改了過來”。

曹靖華致魯迅的一封信，寫於1934年10月10日。曹靖華是翻譯家、散文家、教育家，1927年起在蘇聯任教，從1930年年初到1933年秋回國的4年中，他為魯迅蒐集了蘇聯木刻家的木刻原拓100餘幅，魯迅把這些作品編成《引玉集》《拈花集》。當時魯迅需要蘇聯木刻家的生平，曹靖華為之一一聯絡，翻譯後寄給魯迅。《引玉集》於1934年出版，此信所涉及的是《引玉集》出版後，魯迅將此書寄給蘇聯木刻家，加強中蘇木刻藝術交流，曹靖華為之進行翻譯和聯絡的事項，記錄了魯迅對木刻事業的熱忱投入。

魯迅致楊晉豪的一封信，寫於1936年3月11日。當時，楊晉豪擔任北新書局《小學生》半月刊編輯，他致信魯迅約稿。魯迅於1936年3月11日覆函，信中對少年讀物現狀表示擔心，並坦誠地說“我向來沒有研究兒童文學”，“相識的人裡面，也沒有留心此道的人”，“曾有的一兩本童話，那是為了插畫，買來玩玩的”，“所以真是無能為力”，婉言謝絕約稿。這體現了魯迅一貫的風格：自己沒有深入瞭解，就不能誤人子弟。但他建議：“不過改進需要專家，一切幾乎都要得從新（重新）來一下”，顯示了魯迅對中國兒童文學建設的關心和重視。

曹聚仁致許廣平的一封信，寫於1937年3月31日，回覆許廣平關於魯迅書信和紀念魯迅的基金等事宜。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徵集魯迅書信，準備出版。曹聚仁將他整理粘好的23封寄給許廣平，另有17封他認為“很簡單的信”則未寄返。曹聚仁晚年回憶與魯迅相處時，曾有“天下滔滔，又有多少人可以共語”的感慨。字裡行間充溢、流淌著知己相契的欣慰和懷念之情。

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王力致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的信，寫於1963年4月14日，內容是對《辭源》修訂相關問題的回答。中國辭書文化源遠流長，從古代的《爾雅》《說文解字》《康熙字典》到近現代的《辭源》《辭海》，都是歷代學人勤勞和智慧的結晶。《辭源》是一部古漢語專門工具書，始編於1908年，續編於1931年。新中國成立以後，1958年，《辭源》修訂工作開始。由於與《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的分工，《辭源》由綜合性百科辭書，修訂為一部大型的古漢語辭書。商務印書館設定了“辭源組”，1964年，《辭源》修訂稿第一冊出版。王力的這封信就是對當時“辭源組”徵詢專家意見的回覆。

科技的日新月異帶來通訊方式的不斷髮展，手寫紙質書信逐漸淡出當下的實際生活。與此同時，名人書信引起學界、收藏界、文博行業和普通讀者的關注。今人讀書信等非虛構文學作品的目的，大致如魯迅先生所言：“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書信承載著文化內涵和情感，名人書信更是重大文化發展程序的多側面記錄。這些文化名人的書信不僅是魯迅研究的重要學術延伸，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發展中的縮影，兼具史料價值、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

本文作者：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