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柳生前互相謙讓，而他們逝世以後，宋代人卻大部分尊韓抑柳

柳宗元四十七歲時，在遙遠的異鄉去世了。他帶著憂國憂民的滿腔悲憤，帶著遺憾和委屈，離開了過於幼小的兒女，離開了人世間。在宦海風波中，他任過尚書省的禮部員外郎，又以州牧而終，然而去世時室如懸馨，連自己的喪葬費也沒有，遺孤只得託付朋友照料，可謂兩袖清風，清貧如洗。因此，在他那裡，最富足的在於精神，最眩人的要算品格，留給後人的最寶貴財富，則是他生前所寫的作品。去世後不久，患難之交劉禹錫就為他編好了文集，稱《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共三十卷。劉禹錫為文集寫了序言，又附有韓愈寫的墓誌銘。人才輩出的中唐文壇上出現的這種團結合作氣氛，與政界殘酷無情的傾軋和意氣用事的無休止黨爭，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

在中唐曾使文化界許多人傾倒的一代文宗柳宗元逝世以後，他的名字逐漸在人們記憶中淡化消失。韓愈比柳宗元晚五年（公元824年）去世。中唐古文運動由於失去這兩員主將，便逐漸走向衰落，到晚唐，只存一線淺浪餘波而已。韓愈和柳宗元開創的事業，後繼乏人。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後的國家政治情況，也很不妙。宦官擅權的囂張氣焰，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誰要去收拾，包括宰相和皇帝本人在內，最終都是自己掉腦袋。朝臣眾多，也並不缺乏有見識的能人，但朝臣間因為具體政見不同和親硫關係，形成了勢不兩立的黨派集團，從而把力量在朝廷內部消耗殆盡。黨爭之禍既十分殘酷，又多半是意氣用事，彼此都毫不留情地羅織罪名整治對方，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政界的有為之士常常是黨爭中另一派整治的目標，或者被整死，或者索性整死對手。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乾脆躲避政治。國家的一點元氣，在閹人干政和殘酷黨爭中，所存無幾。面臨國亡民窮的局面，文化自然少有人問。古文運動本已式微，所以晚唐時僅僅偶爾有人談到柳宗元，如司空圖高度揚了他的詩歌藝術，可謂知音。但柳宗元的整個文化成就，幾乎無人提及，他似乎只是以往一位尋常的騷人墨客異了。五代十國時代五六十年中，中華大地烽火連天，兵連禍結，柳宗元和韓愈的名字幾乎被人們遺忘。五代後晉時劉昫等撰修的《舊唐書》，雖然載有柳和韓的傳，但其中“經籍志”竟不列柳宗元和韓愈的文集。

歷史上的許多名人，特別是文化名人，去世後的命運，經常在漫長的時間流程中表現為一種起伏不定的曲線。連公元前六世紀的大思想家孔子，他的地位本來也與墨子、老子等人差不多，到他去世後數百年的漢代，オ被尊為聖人。從此以後，他的名聲オ日甚一日地高升。比孔子大約晚二百來年的孟子，長期被認為是儒家學派中的一位普通學者，其重要性大致與荀子不相上下。可是孟子學說的意義，在唐代被韓意、柳宗元等人重新認識，以至到孟子去世一千多年以後的宋代，他被尊為亞聖，有資格端坐廟堂於孔子身旁，同受祭祀膜拜之禮。這種現象，從文化傳播學的觀點猶可理解，後代人作為前代資訊的受傳者，總要受到親身所處環境的種種影響和制約，並抱有不盡相同的目的，因此對於前人，後人頭腦中難免形成帶有時代印記又具自己個性特點的認識。時代不同，有關前人的這類認識也不盡相同。這一點無法避免，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具體情況有所不同罷了。

柳宗元和韓愈在中國歷史上都存在不會淹沒而被重新認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這是因為地主階級要在五代十國的分裂和衰頹的基礎上，重建統一的中華帝國，就必須正視秦漢以來的經濟、政治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必須尋求與這變化了的現實相適應的思想文化，以利於鞏固統治和維繫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重視復興儒學這件大事，改造舊儒學，創造新儒學，並使新儒學逐步完善，使它在與佛、道相爭中，取得牢固的優勢。再是恢復散文傳統，創造新散文，並使新散文豐富多彩，人們樂於應用，以便完全取代陳腐的四六駢文。這兩件事，正是當時中國思想文化領域遲早應該完成的任務。古人講文治武功，這兩件事乃是當時文治中的首要問題。柳宗元和韓愈一生奔走呼號，他們所寫作品，或宏篇，或短章，幾乎都與這兩件事有關。因此，一旦宋代人從現實中意識到這一點，驚喜地奔向韓愈和柳宗元，繼承他們的未竟事業，肯定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便成為無法避免的事。所以，到北宋初年，柳宗元歷史命運的曲線，便呈現出上升趨勢。從此以後，人們從各種不同角度，或以不同觀點去評論他，意見紛紜，褒貶皆有。但是，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有意思的是，柳宗元和韓愈兩人在他們去世後的兩百來年，被宋代人同時發現，並且同時被大力宣傳。發現並宣傳他們的人，最早是北宋初年的柳開（公元947－1000年）。柳開原名肩愈，這個“愈”便指韓愈；又字紹先（一作紹元），這個“先”是指他的先祖柳宗元。他對別人講，自己取這個名和字的意思是“紹其祖（柳宗元）而肩其賢（韓愈）”。柳開熱情倡導學習韓和柳，但他並未見到韓或柳的全部作品，因為唐代的手抄本早已零落失散，當時社會上很難找到完整的抄本文集。所以，柳開的宣傳影響畢竟有限。這方面起更大作用的，是幾十年後的穆修（公元979－1032年）。穆修幾乎用畢生精力蒐集韓和柳的文集。他很早就得到了李漢編的愈文集，但他開始時只見到柳文一百餘篇，花了二十餘年工夫才覓得有劉禹錫序文的四十五卷本柳集。由於中國的造紙技術自漢代發明後不斷改進完善，中唐又發明了雕版印刷術，所以宋代的傳播媒介製作技術，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因此，穆修在刻印了韓愈文集之後，終於在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4年）秋天刊刻《唐柳先生集》。換句話說，柳宗元在逝世二百零五年後，就有了自己作品的木版印刷本。這成為中國最早的柳集刻本。

利用先進的傳播媒介製作技術，宋人在傳播柳宗元作品方面，熱情既高，成效又大。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文人在全世界可說是最幸運的。在兩宋三百餘年間，北宋人重在做柳文的收集和校訂工作，南宋人則重在對柳文作音釋註解。經北宋人收集校訂後刊刻的柳集，包括穆修的在內，共有七個不同版本。此外，南宋又出現兩個同類版本。南宋對柳文的註釋工作，規模很大。如張敦頤作《柳文音辨》、嚴有翼作《柳文音切》、童宗說作《柳文音釋》、潘緯作《柳文音義》、韓醇作《柳文訓詁》等。以後，由於社會上註釋本出現較多，所以又有鄭定作《添注》，魏仲舉作《集註》，廖瑩中作《輯注》等。其中魏仲舉的本子稱《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所列注家包括魏仲舉本人，竟達一百零二人之多，裡面只有四五位是唐代人。這些注本中所列注家，包括石介、範祖禹、王安石、蘇軾、曾鞏等在內。多數人並非專門為柳文作注，只是在自己著作中有所論及，但這一點可說明宋代人對柳文的重視程度，和柳文傳播的廣泛性。

經五代到宋代，柳宗元才華出眾的作品被廣泛傳播，他一下子成為社會上知名度極高的人物。宋代人常講的是“韓柳文章李杜詩”，柳宗元成為對宋代人影響最大的唐代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柳宗元的名字，再也不可能在歷史上抹去了。官方對他也是基本肯定的。宋微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教封他為柳州文惠侯：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又加封為文惠昭靈侯。韓愈在宋代的運氣更好。他不僅追諡“文忠”，又在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與孟子、荀子、揚雄四人同受封爵，這一次韓愈封為昌黎伯。這樣，韓愈便大模大樣地進入孔廟，跟隨孟子、荀子、揚雄之後，列於文宣王孔子之側，接受隆重祭祀。這種無上光榮，柳宗元望塵莫及，大概也是韓愈本人做夢都想不到的。韓、柳生前，兩人都互相謙讓，互相尊重，然而宋代人大都是尊韓抑柳。宋代人既承認柳宗元的歷史地位，又常常把韓和柳相比較進而抨擊柳宗元。這種事從宋代開始延續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