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挖出了署名為鄭思肖所著的奇書《心史》，有人說這是一部偽書

話說，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吳中地區大旱，城裡居民望雨如甘霖，為喝上一口水，大家買水、爭水，經常發生打架鬥毆之事。

時間推至仲冬，老天爺仍是滴雨不下，民眾度日愈發艱辛。

其中的承天寺僧眾為取水解渴，合力同心，共同動手浚疏寺內一口古井。

十一月初八（12月12日）這天，寺內僧人達始在井中揮鋤，忽聽“叮噹”聲響，訝異之餘，用腳輕捻泥塊，得一封鑄嚴密的鐵函。

達始如獲至寶，供之佛龕。

遠近街坊，睹此奇物，喧嚷吵鬧，要開啟視函中所藏。

達始推託不開，乃焚香淨手，小心破函。

函內有石灰，石灰內有錫匣，錫匣內有臘漆封裹的紙包。

包紙正中有兩行大字：

一行為：“大宋鐵函經。”

另一行為：“德祐九年佛生日封”。

“德佑”，乃是南宋恭帝趙顕的年號。

但是，德祐二年，即公元1276年，伯顏率元軍兵臨臨安，謝太皇太后眼見大勢已去，抱著五歲的宋恭帝趙顕出城跪降。

即“德佑”年號僅存兩年，並無“德祐九年”。

兩行大字之外，又另有兩行小字。

一行為：“大宋世界無窮無極。”

另一行為：“此書出日一切皆吉”。

看著“此書出日一切皆吉”幾字，眾皆大悅，均希望甘霖早降，一解枯渴。

達始小心地揭開包紙，發現裡面還有一套包紙。

這套包紙上也寫有一行字：“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

原來，原來這是大宋遺民之物。

再揭掉這層包紙，裡面是一本折迭成卷的稿本，名曰《心史》。

這，就是驚世奇作《心史》的現世過程。

《心史》共有詩250首，文30篇，前後自序5篇等。

江南士大夫詫而傳誦，以為古今所未有。

自稱“大宋孤臣”的鄭思肖，名不見經傳，估計只是南宋末年的一介布衣而已。

而且，其本名不可考。“思肖”二字，是宋亡後改的名，肖是繁體字趙的一部分。因為趙是大宋國姓，思肖即是思趙、思宋之意。

鄭思肖又給自己改字為“憶翁”，表示長憶故國，永不敢忘。

又自稱日常坐臥，必向南背北，與文文山“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永不休”意同，故號“所南”。

又稱自己居室題額為“本穴世家”，指將“本”下的“十”字移入“穴”字中間，即為“大宋世家”。

又稱自己擅畫蘭，惟因大宋已亡，所畫蘭均無土和根，意寓土地已淪喪於異族，無從紮根。

《心史》中之奇文，均是飽含血淚之作，一則謳歌南宋的愛國志士；二則痛斥奸臣佞徒；三則控訴元軍的暴行；四則充分表述抒懷錶忠。

《心史》之所以深藏古井，是迫於蒙元已得天下，無法刊行，只好密封於盒，投放於井。

遙想鄭思肖作《心史》之日，大宋已淪陷於羶腥；而當《心史》橫空出世之時，也已是民變四起，滿清覬覦，大明風雨飄搖，國家危亡在即。

以楊廷樞為首的蘇州大批士人心憂天下，激賞於《心史》的悲憤之音，競相傳抄，萬民爭閱。

楊廷樞疾呼道：“苟讀此而不泣數行下者，必非忠孝人矣！”

應天府巡撫張國維甚至捐出俸祿，交由林古度寫序付梓，於庚辰（1640年）春刻成刊行。

《心史》刊行，影響巨大。

眾多抗清志士和明遺民反覆誦讀、題詠，時時激勵自己，以身救國。

清廷定鼎中原後，視《心史》為洪水猛獸，將之列入“禁燬”書目，並御用“三通”“四庫”館臣證其為偽書。

其中，清乾隆間編修《四庫全書總目》稱：“（該書）文詞皆蹇澀難通，紀事亦多與史不合。如雜文卷中於魏徵避仁宗諱作‘證’，而李覯則不避高宗諱。又記蒲壽庚作‘蒲受耕’。原本果思肖親書，不應錯漏至此。其載二王海上事，謂少保張世傑奉祥興皇帝奔遁，或傳今駐軍離裡。衛王溺海，當時國史野乘所記皆同，思肖尤不宜為此無稽之談。此必明末好異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為眩亂其詞者。徐乾學《通鑑後編考異》以為海鹽姚士類所偽託，其言必有所據也。”一口咬定該書是“好異之徒”的“欺世”之作。

此論一出，影響巨大。

時至今日，還有學者認為，《心史》是明末義士為了激勵人心而託宋人身份所寫的偽書。

現在一些大型工具書，如修訂版《辭海》、修訂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等權威大作，也稱此書“或疑為後人假託”。

老實說，《四庫全書總目》要證《心史》為“偽”的幾條論據都非常薄弱。

首先，它說《心史》“紀事亦多與史不合”，但《心史》的本質，並非嚴格的史書，而是一段心路歷程，相當於作者的日記。每個人寫日記，記的是當日的見聞，這些“見聞”，有“見”有“聞”，有時候，眼見還不一定為實，而耳聞為虛又有什麼奇怪的了？

《四庫全書總目》說書中寫魏徵，刻意避宋仁宗趙楨之諱，殊不知“徵”無須避“楨”，書作者用力過猛，反曝其偽；寫李覯又不知避宋高宗趙構之諱，再露其偽。蒲壽庚於德祐二年降元，是個敗類，無須避諱，卻避諱寫成了“蒲受耕”，更是偽上加偽。

那麼，《四庫全書總目》說“徐乾學《通鑑後編考異》以為海鹽姚士類所偽託”的依據又是什麼呢？

徐乾學在《資治通鑑後編》中稱：“明季有《井中新史》一書，載天祥對孛羅之言頗不同。是書乃姚士類偽撰，託名宋鄭思肖。不可用。”

補充一下，徐乾學說的《井中新史》中的“新”當作“心”，他搞錯了。他所提到的“天祥對孛羅”不同，是指《心史》中《文丞相敘》寫文天祥應答忽必烈勸降之語與《宋史。文天祥傳》不同。

《文丞相敘》中，文天祥說的是：“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

而《宋史。文天祥傳》中文天祥卻是這樣說的：“國亡，吾分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

另外，《心史》中的《文丞相六歌》作於1280年，詩中有“想公骨朽化為土，生樹開花亦南向”之句，而實際上此時文天祥尚在大都被囚禁，還沒有死。

因此，徐乾學認為《心史》是明朝人的偽託之書。

徐乾學的觀點不但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盤採納，如閻若璩、全祖望、袁枚等才子也接收認可，認為《心史》屬明朝人偽作。

不過，清亡後，《心史》解禁，眾多學者要證《心史》並非偽作，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只能從文風的角度堅稱其真。

其實，這也是明末清初學者認為《心史》為真作的思路。

比如姚際恆所說：“心史言辭甚多，而且鬱勃憤懣，自是一種遺民具至性者之筆，非可偽為也！”

梁啟超認為，“此書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疾呼其不可能是偽作。

呂思勉則說：“其書語語沉痛，為民族主義放出萬丈的光焰。清朝計程車夫讀之，不知自愧，反誣為偽造，真可謂全無心肝了。”

鄭振鐸也說：“思肖生於亡國之痛，故持民族觀念至堅，主夷夏之防至嚴，一字一語，均含血淚。”“心煩意亂，語重情迫，更豈是作偽欺世之文？”

……

餘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四中倒以極豐富的史料如《桐庵年譜》、徐樹丕《識小錄》、計六奇《明季北略》、顧炎武《亭林詩集》、劉鑾《五石瓠》、陳弘緒《鴻桷集》諸書的記述力證《心史》非偽。

但他的證來證去，只能證明《心史》最早刊刻於崇禎十三年，不是明亡後的遺民所作，而不能證明是崇禎十三年前明人的“偽作”。

也就是說，時至今日，《心史》到底是南宋遺民所作，還是明末義士所作，還是存有爭議的。

1983年，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姜緯堂作《辨心史非鄭所南遺作》發表於《文史》雜誌，裡面提出一個觀點，似乎最能證實《心史》是明末義士所作——《心史》出現有“必開大明之天”一語，被明末的張國維、歸莊等人屢屢引用，張國維稱此語“似符若遍，誓開大明之天”；歸莊贊此語“似為昭代受命之讖”，“炳然開大明，史讖若有神”。

姜先生認為，如果《心史》是南宋遺民所作，他怎麼可以未卜先知元朝後來會被大明所代？因此，《心史》必是明末義士所作，用“必開大明之天”來激勵明朝軍民士氣，亦即大明必不會亡。

但是，同是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楊訥作了《（心史）真偽辨》一文時，對姜緯堂這一觀點進行了有力的辯駁。

即《心史》除了出現“必開大明之天”之句，還在《<後臣子盟檄>跋）》一文中出現有“頓復清明之天”、在《二十礪》一文中出現有“王氣光大清”等語。而在崇禎九年，皇太極已把後金的國號改為大清。如果《心史》是明末義士所作，絕不應該出現“王氣光大清”這樣的話。

楊訥先生解釋說，“必開大明之天”既不預兆由元入明；“頓復清明之天”也不暗示反清復明； “王氣光大清”更不是預兆大清取代大明，它們所表達的，只是一個“光明的未來”。

楊訥先生之外，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陳福康全力以赴地力駁斥姜緯堂之說，他先後寫了《論鄭思肖<心史> 絕非偽託與姜緯堂先生商榷》、《論心史絕非偽託之書》、《再論鄭思肖<心史>絕非偽託一駁姜緯堂先生的“再辨”》等一系列文章，還專門寫了一部專著《井中奇書考》，對《心史》和鄭思肖的生平進行了全面而詳實的辨證。

但有一個地方，似乎很多人沒有注意的。

即按照《心史》包裝紙上面的說法，《心史》裝匣投井的時間是“德祐九年”（即公元1283年）；而根據陳福康先生的考證，鄭思肖的卒年是1318年。亦即《心史》裝匣投井之後，鄭思肖尚在世間存活了三十五年。

那麼，在這漫長的三十五年時間裡，鄭思肖有沒有向自己的親朋好友提過自己著作《心史》呢？

如果有這方面的痕跡被保留或被記載下來，那麼，《心史》的真偽之爭就可以劃上句號了。

其實，餘嘉錫在清人王弘所著見聞隨筆《山記》卷一中發現這樣一句話：“鄭所南思肖著《心史》，以鐵圖譖之井中，其元本在陸孝廉履長處，予曾親見之，所言皆宋末元初事，詩文有硃筆圖點。崇禎已卯已有剌本行世矣。”

如果這裡面的“元本”指的元代刊刻本，即說明《心史》在元朝已經刊刻，在小範圍內流傳。那麼，“《心史》是明朝義士偽作”之說，自然不攻而破。

但餘嘉錫認為，這裡的“元本”是與後面的“剌本”相對，應該理解為最原始的手稿，亦即是說，王弘所見，是崇禎十一年剛剛從古井中挖出的原始手稿。

所以說，《心史》的真偽之爭，似乎還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