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文 | 斯馬林

1924年1月12日，近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申報》第三張上，以“西安通訊”為署名，發表瞭如下一段新聞：

“西安臥龍寺內，舊藏明代欽賜全部藏經，近被康有為以脅迫、搶奪手段，盡數用車拉去後，群情異常憤激……康氏則曰：‘法庭敢傳訊我乎？’隨侍康氏之弟子鄧綱重見陝人堅欲索還，憤然曰：‘此藏經如堅阻不準運，寧願付之一炬，決不璧還。’陝人聞此，情愈憤激。”

康有為

同年1月29日，北京《順天時報》報道康有為赴湖南、湖北時，用的標題是聳人聽聞的《盜經之聖人康有為僕僕往來湘鄂》，直斥康有為“盜經”。

後來，《金剛鑽》月刊在釋出康有為去世的訊息時，還要寫上一句“忽而之陝”，並附了一篇題為《聖人死，大盜止》的評論。

“聖人”在西安的短短几個月，搖身一變成了“大盜”，真是個多事之秋。

01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9月21日，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僅持續了103天即宣告失敗。10月24日，康有為由上海吳淞轉道香港，逃往日本。1913年12月，康有為終於結束了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家鄉廣東南海。次年7月，康有為到了上海，在這裡一住就是8年。

康有為在上海時的住所辛家花園

十幾年的海外流亡，已經漸漸磨平了康有為曾經的稜角。1917年，北洋軍閥“辮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率兵進京，7月1日，康有為與張勳共同擁立末代皇帝溥儀復辟，但僅僅12天后即被皖系軍閥段祺瑞的“討逆軍”擊敗。康有為被段祺瑞列入通緝“黑名單”的次席，而此次段祺瑞出兵的《討逆宣言》居然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當年曾與康同為維新旗手的梁啟超的手筆，直稱康有為是“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這讓康有為極為不爽，怒斥梁啟超是“梟獍之心”，兩人就此反目。

梁啟超

經此一事後，康有為的志氣越發消沉。1918年開始，康有為在茅山（今江蘇鎮江市一帶）等地購置土地、開辦公司。但因不善經營，虧損嚴重。加之康有為家中還有5名妻妾、6個未婚子女要養活，此外還有幾十名寄食的門客，一年下來的花銷在2萬銀元以上。而康有為當時只有賣字畫、藏品這一項較為穩定的經濟來源，自然是入不敷出。因此康有為晚年時常在各路軍閥之間遊走，與他們拉關係以謀取利益。

吳佩孚

1923年4月19日，康有為趕到洛陽，為三天後過五十大壽的吳佩孚祝壽，並獻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吳佩孚對此聯甚為滿意，向康有為三鞠躬以表謝意，並寫信給時任陝西督軍劉鎮華，介紹康有為赴陝。

02

劉鎮華原為鎮嵩軍統領，其人為人圓滑、八面玲瓏，在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等多個不同的勢力與派系之間都能左右逢源。因此仕途通意，一路高升，由一介土匪居然一直坐到了陝西省長、督軍的位子上。劉鎮華是個大老粗，卻喜附庸風雅，此番吳佩孚邀康有為來陝，又可以幫助劉振華標榜一下自己的“禮賢下士”，雙方自然是一拍即合。

劉鎮華

1923年10月，康有為先過潼關，遊覽華山之後，於30日抵達西安。劉鎮華為“康聖人”準備了最高級別的接待，入城時，劉鎮華親率各界名流在東城門外迎接，並命令沿途市民高呼“聖人”。康有為下榻的“中州會館”（故址位於五味十字中段，其中一部分現為西安市第六中學），之前已被粉刷一新。其在西安足跡所到之處，無不前呼後擁、排場十足，時人謂之“所過之地，不下前清皇差”，完全是皇家的規格。

劉鎮華的隆重款待讓康有為瞬間彷彿找回了年輕時的那種意氣風發，他在西安聊發少年狂，四處走馬燈一般地題字、演講，易俗會、青年會、孔教會、農會、旅陝粵籍同鄉會、萬國道德會……都留下了康有為的身影。而康有為在機場的演講，劉鎮華甚至親臨現場主持。康有為在西安，不是在演講，就是在去演講的路上。其間還為西北大學題寫了匾額。

西安大興善寺康有為所題“應無所住”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康有為所研究的是儒學，而那個年代魯迅、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人所發起的“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學派”的新文化運動已經興盛了好幾年。西安作為西北重鎮，在當時也是接受新鮮事物較早的地區。“康聖人”的那一套“孔學”在西安並不怎麼吃得開，很多人譏諷他的演講“非隱涉復辟之政治，即非驢非馬之科學”。加之康有為說話帶非常濃厚的廣東口音，多數人都是有聽沒有懂。甚至經常有人在康有為演講中途就跳窗戶離開，弄得現場氣氛極為尷尬。

總而言之，經歷了復辟醜劇之後，康有為在輿論界的形象一直就不怎麼正面。外加劉鎮華之前在陝西一直橫徵暴斂，不得民心，還因剋扣教育經費導致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劉運動”。西安文壇跟劉鎮華早有積怨，此時他對康有為這一“復辟狂”禮遇有加，當然也會引起文人們的不滿。

當然，無論如何，康有為在西安的這段時間，劉鎮華還是把表面文章做得很足。不出意外的話，“康聖人”的西安之旅還是可以在紙面上有一個圓滿的收場。但是他11月在臥龍寺的一次演講，卻讓這次行程整個變了味道。

03

臥龍寺位於今西安柏樹林，始建於東漢末年，隋朝時名“福應禪寺”。唐朝時“畫聖”吳道子來此拜佛，並在此畫了一幅觀音像，遂改名為“觀音寺”。到北宋時，該寺住持惟果善睡，終日長臥寺中，人稱“臥龍和尚”。久而久之，宋太宗便下旨改名為“臥龍寺”，之後漸漸發展成為西安城內從事佛事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

臥龍寺

11月29日，康有為應臥龍寺佛教會之邀演講。在僧人陪同下游覽藏經樓時，意外發現此處藏有一部明朝御賜的宋版《磧砂藏經》。

《磧砂藏經》是南宋時代私刻大藏的最後一種，從宋到元歷時整整107年才全部刻完。由於刻版地點在平江府陳湖中磧砂洲延聖院（今江蘇蘇州吳中區一帶，後改名磧砂禪寺），因此得名。全藏按《千字文》編冊號，起於”天”字，終於“終”字。共591函，收錄各種佛教典籍1532部，共計6362卷。

大約在民國初年，西安的《磧砂藏經》分別儲存在開元寺（故址位於今西安開元商場附近）和臥龍寺兩處。1915年，開元寺所藏的《磧砂藏經》也被運往臥龍寺一起收藏。然而當康有為發現這部《磧砂藏經》時，其儲存狀況卻不容樂觀：經書被隨意堆放，有些經卷殘缺不全甚至生了蛀蟲，還有部分經書內頁的天地被臥龍寺內的僧人剪去當了鞋墊。很顯然，當時的人對於這部大藏的價值缺乏足夠認識，也沒有比較深入的研究。

《磧砂藏經》書影，現藏於陝西省圖書館

康有為作為一代學人，又是藏書和版本鑑定的大家，翻閱幾卷後，便斷定這套《磧砂藏經》是海內所罕見的孤本書，價值很高。於是向時任臥龍寺住持定慧發出“此經已如斷玉，若不即刻搶救，將成齏粉”的責難。定慧坦言：臥龍寺早在清道光年間就一度荒廢，甚至成了戲班子的駐地。外行人大都不明白此套大藏的珍貴，往往隨意處置，導致散失不少。他也早有心整修這部大藏，苦於資金短缺，且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有心無力。

張扶萬

康有為見此，便提出由他負責籌集資金，整理補齊此套經書出版。西安沒有照相、製版、印刷的條件，可以先運到上海，再依據他所藏的元朝普寧本、北京松坡圖書館的宋朝思溪本、葉恭綽所藏宋朝景定陸道源本、福州湧泉氏所藏元朝亦黑迷失本以及狼山之明朝永樂本等善本補齊，影印出版，置於杭州西湖別肇。不失為一件弘揚佛學的善舉。

康有為此語一出，隨行的他的弟子張扶萬便立即隨聲附和，盛讚“恩師所言極是。此舉若能實現，實在功德無量”。康有為又提出，此次絕不白拿，而會以北京內府佛藏經、哈同園藏經、商務印書館續藏經各一部進行交換。待付印完畢後，再回贈一部新經。

面對如此優厚的條件，定慧雖然有些動心，但還是不敢擅專，召集佛教會的20多位同仁商量後，才同意下來，於是雙方簽了合同。很快，康有為即派人來把這些經書全部裝車運走。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各種陰差陽錯之下，康有為最終還是沒能把這批經書帶出西安。至於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則是說法不一，疑雲重重。

04

合同簽訂後，康有為擔心定慧反悔，於30日晚即命弟子張扶萬帶著17輛軍用卡車前往臥龍寺裝車。押車的軍人不懂佛經，把很多臥龍寺中所藏的其他經書也一起裝了車，引發在場僧人的不滿，而康有為又不在現場，導致場面十分混亂。

當時，《新秦日報》也有記者剛好在場，第二天此事就上了報紙。加上當時西安的道路條件不好，裝書的卡車一路顛簸，很多經書掉在路上，被市民拾獲。於是“康聖人盜經”之說迅速流傳開來。陝西士紳對此事感到震驚，紛紛前往臥龍寺查問，定慧如實相告，此事傳得沸沸揚揚，西安各界均對此事極為憤慨。不過，“康聖人”畢竟名聲在外，又是劉鎮華請來的貴客，考慮到督軍的面子，士紳們還是希望此事能儘量低調處理，大家臉上都好看些。

很快，陝西思想進步的開明人士在水利大師李儀祉的領導下，組織成立了“陝西文物儲存會”，李儀祉和西安紅十字會會長楊叔吉以代表身份去請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對此事給予支援，聲稱“康有為派人搬走不在簽訂合同之內的經卷，就是盜竊行為，需追究其法律責任。”馬凌甫與省議員兼法院律師陳松生都表示同意。陳松生隨即以文物儲存會的名義向地方法院起訴康有為，同時分別通知省內外有關人士，請予聲援、支援。

李儀祉

陝西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後，很快便給康有為發了傳票。但康有為對此事極為惱火，拒不出庭。不久，康有為帶著《磧砂藏經》悄悄離開陝西，結果剛走到潼關就被追上。追兵大喝：“人可以走，書得留下！”事已至此，康有為只能認栽，把所有經書交還。

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在《憶往談舊錄》中也提到此事：“在西安逗留期間，常去臥龍寺盤桓。某日與寺僧交談中，得知康有為嘗來此寺，將珍藏於寺中的部分佛典徑自攜去據為己有。康有為海內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聞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後遂為此往訪黃遠生，以依據法律維護臥龍寺權益問題請他給予指點……”

這種說法比較流行，但還有不少疑點：比如《磧砂藏經》雖然卷帙浩繁，達6300多卷，但無論如何，居然要用17輛大卡車來運，也未免太多了。再者，這部《磧砂藏經》既是“明朝御賜”，為何卻又是宋版？最後，據梁漱溟所述是“1912年事”，時間上對不上。

看來這“盜經”的真相，怕是並不簡單。

05

據時為省議會議長的馬凌甫回憶：當時康有為並沒有用“17輛卡車”來搬運經書，而是隻派了一輛轎車。而且定慧告知康有為誤裝了很多《磧砂藏經》以外的經書時，康有為也很快表示會仔細查點後歸還。只是因為走漏了風聲，加之康有為在西安時架子太大，倨傲無禮，得罪了文壇的不少人。因此不少人趁亂借題發揮，結合康有為之前在西安一系列對文物“巧取豪奪”的行徑，將其渲染為“大盜”。甚至連上海的報紙上，都刊出了醜化康有為的漫畫，題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馬凌甫

西安各界在一邊索要經書的同時，一邊還與全國各地媒體聯絡，以致此事越描越黑。康有為一度非常憤怒，命弟子鄧毅發聲：“康聖人走南闖北，對皇帝也沒寫過什麼合同，今天來西安，定合同以新換舊，還不滿足，胡鬧！我說定了，經是屬於先生了。康先生把經全燒了也不會還給你們！”

此言一出，更是點燃了西安文化界的怒火。眼看雙方僵持不下，陝西當年曾與康有為共同參與戊戌變法的維新派宋伯魯出來和稀泥。康有為當時搞維新時，因為沒有上奏權，多由宋伯魯為他幫忙傳達訊息。戊戌變法失敗後，宋伯魯也受到牽連，丟了官職。宋伯魯之於康有為，算是他的恩人，現在他來勸說康有為歸還經書，康有為實在不好不給老戰友面子。只是嘲諷了一句：“你是先恭而後鄙，是怕！”隨即怒稱“不要了！”

第二天清晨，所有經書在陝西各界人士的監督下被運回臥龍寺，清點後重新收入藏經閣。康有為也在1924年初黯然離開了西安。李儀祉後來寫了一篇《康有為盜經記》，記述了此事。

《康有為盜經記》

無論真相為何，《磧砂藏經》終於還是歸還了臥龍寺。康有為這一趟西安之行，對他而言自然是個尷尬，但之於《磧砂藏經》卻不失為一件幸事。這起一波三折的“康聖人盜經案”，引發了陝政府對文物保護的重視。1928年10月，臥龍寺的《磧砂藏經》經由陝西省教育廳之手移交給省圖書館保管。此後，這部《磧砂藏經》就一直是陝西省圖的“鎮館之寶”。

民國時期影印出版的《磧砂藏經》

康有為去世8年之後的1935年，這部《磧砂藏經》在朱慶瀾、葉恭綽、丁福保等人的大力運作下，終於得以出版，總共影印了五百部，成為當時佛教界的一大盛事。至於版本，孫伏園說了一句公道話：“雖然是宋版，但是印刷還是明朝印的。”其實也沒有很多人想的那麼珍貴。

而西安所藏的這部《磧砂藏經》因此而得以重見天日，廣為流傳，乃至推動了整個陝西的文物保護工作。倒還真不得不說是康有為這一次“歪打正著”的功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