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功罪，誰人評說——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的修築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2000多年來，眾說紛紜，有褒有貶，各抒已見。漢朝的賢良唐生、文學萬生、賈誼、司馬遷，唐朝的貫休，宋朝的鄭震等人都對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加以貶斥。他們斥責秦始皇為政暴虐，濫用民力，修築長城，勞民傷財，貽害百姓。

唐朝的貫休還把“杞梁妻”加到秦始皇的頭上，作了一首《杞梁妻》，詩中寫到：“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

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燁到東海巡視時也寫了一首詩，批評秦始皇修長城，雖然工程浩大，費盡了民力，但是仍然沒有保住天下。詩中寫道：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誇。

當時費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確實，秦始皇暴瘧無力，濫用民力，結果導致了農民起義，秦王朝也因此宣告覆滅。秦始皇修萬里長城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決不能因此而否定秦始皇修長城的積極意義。否則就無法解釋這樣一個事實：自戰國以後，長城的修築一直持續了1000多年。

實際上長城對我國曆史的發展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它的首要作用是防止北方遊牧民族統治者的入侵，隨著工程的修築和設防的需要，長城對於我國北部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保障中西交通等方面也起過重大的歷史作用。

褒揚秦始皇的也不乏其人，如漢文帝、桑弘羊、唐太宗、杜甫等，他們認為要保衛國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定，必須備戰設防，修築萬里長城是非常必要的。桑弘羊說：“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堡而御強暴也······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

故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冠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豎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道理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是根據鞏固中央集權封建制統一國家的需要所採取的一種政治軍事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秦始皇濫用民力，全國勞力不到1000萬，丁男勞力僅500萬左右，但他一年就役使了300萬人，故而激起民變。由此可見，修萬里長城並不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因素，也不能因此而抹煞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的功績。在古代只是用刀槍、劍戟、弓弩等兵器作戰的時候，高大的城牆是一種非常有力的障礙，對於騎兵部隊則更是麻煩，到此不得不駐馬不前。再加上軍隊的把守，那就更難逾越了。縱有大量兵力實施強攻，也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和較長的時間。這時防守的一方就可以在敵人進攻的時候，爭取時間，調集軍力，予以抗禦。總之，長城具有很高的軍事價值。

由於當時的長江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處於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封建社會階段。農業生產需要安定經營，長期培植，才能獲得好收成。而當時的匈奴、東胡還處於奴隸制的早期階段，過著遊牧生活，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對於這些飄忽無定的遊騎，如果派許多大部隊去追擊，他就遠走。

一旦大軍後撤以後，他們又聚成一團，返回搔擾北地邊郡，對北方邊郡的社會、生產造成嚴重的破壞。如果沒有城牆的阻擋，匈奴鐵騎就可以任意出入，所以必須修築長城，方能有效地遏止胡騎的襲擾，保護農牧業生產。即使秦始皇不修築萬里長城，他以後的統治者也不得不修築。漢朝的晁錯對此說得很清楚。

他說：“胡人往來轉徒，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在胡騎乘虛而入之時，如果朝廷不發兵救援，那麼邊的老百姓就會對朝廷產生絕望之情，而生歸附胡狄之心。

如果派兵去救援，軍隊少了就顯得不夠用，如果多了，好不容易趕到，胡騎卻早已撤走。大軍駐紮在邊境，費用十分大，如果撤回內地，那麼胡騎又重新進行騷擾。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所以他提出最好的辦法還是高城深塹，發卒以治塞，修長城，立關險，設城邑，才能解決胡人的襲擾。

以後歷朝歷代，除唐之外，遇北方遊牧民族襲擾時，都採用了修長城的辦法。直至明朝仍有人提議修長城，理由是：“胡人為遊牧為生，騎射為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艱於應敵，多則困於運輸。是故虜眾易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

由此可見，秦始皇修萬里長城是形勢所迫，不能以此作為攻擊秦始皇的理由。秦始皇固然暴虐，然而在當時情況下，沒有嚴刑酷法是無法在9年之內完成這麼宏大的工程的。在漢武帝時修長城耗盡了數十年積累的財富，但沒有人指責漢武帝修長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秦始皇給他打下基礎的緣故。我們不能認為秦始皇修萬里長城是錯誤決策，就像隋煬帝挖大運河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