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當的治河言論及賈讓的對策，如巨大的燭光，完全照亮了治水之路

賈讓和平當言治河

（總第一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讀《資治通鑑。漢紀二十五》可知：關於治理河流水患，待詔官賈讓的對策可以成為世代之“龜鑑”，他提出的“治河上、中、下策”，句句在理；而騎都尉平當兼任河堤使時關於河流治理的寥寥數言，卻是如何治水的關鍵，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據古代經書上的大意，我們可知古人治理黃河水患，只有決開河口和加深河床的選項，沒有築堤和壅塞決口的相關記載。”而他所說的，正是“鯀”之所以遭到誅殺；“大禹”卻能振興父業並治水成功的關鍵在所在。由此可見，以堯、舜二帝的聖賢，也做不到在與肆虐橫流的洪水所進行的“抗爭”中取勝。為此，賈讓得出結論：“古代君王建國，必然離開河流和湖泊交匯處，選擇洪水侵襲不到的地方。”

待詔官賈讓的對策可以成為世代之“龜鑑”，他提出的“治河上、中、下策”，句句在理

殷商前期，帝都之所以世代都遭受到黃河水患襲擾；到了盤庚時，因千方百計把城池依山而建以躲避水澇災害，沒有別的原因，區別就在於，盤庚的腦子裡，已不再是隻有如何聚集財寶貨物的念頭了。而是為了民生有了更長遠的思慮。

盤庚的腦子裡，已不再是隻有如何聚集財寶貨物的念頭了。而是為了民生有了更長遠的思慮。

見識短淺之人的心事卻不是這樣，他們擁有大量田地房產，貪圖河流附近肥沃的土地，哪怕河患威脅天下，也不能影響他們貪婪的慾望，他們就這麼等著，把水患侵害留給子子孫孫，只要自己苟且偷安，能夠享受河灘地區肥沃土地帶來的豐厚利潤就行。

這也是影響到此後世世代代的一個通病。後世的那些謀臣，只要遇到洪澇災害，就會想方設法以此挾持皇帝，違背五行相生相剋的自然規律，不惜勞民傷財，去堵塞黃河決口。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他們中間所謂的賢者，竭盡民力，不惜耗盡國庫財力，冒著可能功虧一簣的危險，築堤和壅塞決口，試圖去阻塞滔天洪水的決口。如果僥倖暫時控制了洪水氾濫，靠近河流居住的那些百姓，就會編歌謠，建廟宇，把他們這些所謂的“賢者”像神一樣地供起來。於是，他們的顯赫功勳就會讓百官敬仰，他們威名遠揚九州之野。因此，一些好事之徒，就會以他們為榜樣，一個接著一個，都想著要這樣去嘗試治理水患；

他們之中那些品行不好的人，名義上救災，卻拿著救災款用以自己揮霍，搶險救災，往往因為所要動用人力物力浩大繁瑣，稽查貪腐失職十分困難，使得他們能夠從容貪汙；所徵調的民夫，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任意指使，調去幹屬於他們私人的事情，並肆意地吞沒救災物資。他們是在利用水澇災害漁利，而那些出生在黃河邊上計程車大夫，與部分愚蠢的百姓，以及一些狡猾的地方小官小吏，還會因為他們的小恩小惠，對他們交口稱讚，用一些危言聳聽的言論來感動並混淆皇上的視聽。

自然而然也就會有了這樣的現象，自漢朝至今，一千五百餘年，天下為治理黃河水患而奔走，往來言說的人，無不是一些奢談如何治水的人物，這就忙壞了朝廷“公車”署；治水的書簡木版，塞滿了那些陳舊的府庫；而豫、兗、徐三州的百姓，卻疲於奔命，只是為了快速填塞黃河決口形成的溪谷。然而，黃河河堤一旦潰敗，所有的人也還是會像過去一樣，要成為水底魚鱉。到此時，這些所謂賢者，就會怪罪於前人的堤防築得不夠牢固，太可悲了！

古今黃河水患，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河床已經改道，河床改道有南北地域的不同的變化，但其水流的規律，以及那奔騰咆哮的氣勢，始終是一樣的。由賈讓的言論，我們可以推斷出黃河水患之所以厲害的原因：不是黃河在傷害人類，而是人類太惦記黃河河灘肥沃的土地，因為貪利而觸犯了黃河，從而導致河水的侵害。

政府貪圖河水退卻後的那些平整的土地，認為百姓為此有了便於耕作的土地，國家為此就會收到更多的稅賦，可大家就是不知道，舔舐鋒刃上的蜂蜜，有可能為此被割傷舌頭，而為了這種所謂的甜頭，屆時，人們即使會為此沒有了舌頭，也在所不惜。

假設，國家能有百年大計，考慮到天下之大，把黃河邊上的百姓全都妥善地遷往別處安居，留出足夠的蓄洪區，而不是年復一年地築高堤，形成懸河。這樣做，對於國家並無傷害。這樣做了，與為了堵塞黃河決而驅使本來就已經非常困苦貧窮的百姓服勞役，而一旦決口，他們就只能漂泊流浪，或者因水淹而斃命，哪種危害更為厲害呢？

黃河邊上的百姓全都妥善地遷往別處安居，留出足夠的蓄洪區，而不是年復一年地築高堤，形成懸河。

數千年來，人們之所以一直走不出“重蹈鯀治理不好水患之覆轍”的陰影，既因君主不夠賢明，也因那些貪功嗜利的臣民養成了難以糾正的習性。

河堤使平當的言論，待詔官賈讓的對策，就像一柄熊熊燃燒的巨大燭光，完全照亮了整個朝廷；而一些想透過治水建立功業其實很愚昧的傢伙，如同成語“擿埴索塗”所述，居然還是要像瞎子一樣，習慣性地盲目伸出柺杖，試探著點地而行。

治理黃河，人們還在探求著那條走不通的老路，不也很可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