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烏臺詩案”——開中國“文字獄”之先河

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發生於

元豐

二年（

1079

年

），時御史

何正臣

等

公報私仇，

上表

彈劾

蘇軾

，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

蒐集

出大量蘇軾詩文為證。這案件先由

監察御史

告發，後在

御史臺

獄受審。據《

漢書

·

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

烏鴉

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

“

烏臺

”

，亦稱

“

柏臺

”，“

烏臺詩案

”

由此得名。

蘇軾簡介

我們先來說說當時事情發生的背景。

熙寧

二年（

1069

年），

宋神宗

任用

王安石

為參知政事，

大刀闊斧的開始

變法改革。蘇軾

雖然支援變法，但是卻不支援過於激進的推行政策，

與變法

激進

派政見不合，遭受排擠。

蘇軾

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

1071

年）任杭州通判

，

後又分別擔任

密州

、

徐州

、

湖州

知州

。在任職上，

蘇軾

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

比如：

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

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

1076

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

，

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1069年，王安石變法

烏臺詩案的直接起因，時值北宋政治鬥爭激烈，變法的王安石起用了一批支援自己的人

與司馬光等元老重臣對抗，可惜王安石起用的人並非都是君子，有些只是為了自己的飛煌騰達，一已之私慾。御使李定，為了得官高遷，競隱瞞母親的死訊，做出大不孝的行為。而蘇軾曾經上文彈劾過他，因此他恨恨不平。蘇軾調往湖州時寫了一篇《謝湖州上表》寫道：“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蘇軾被貶，少不了文騷客的失落與鬱悶，用了一些“新進”，“生事”等詞刺痛了這些藉著變法向上爬的小人，其中流露出一些不滿情緒，他的表章引來

政敵的仇恨。

東坡志林

蘇軾

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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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監察百官的

御史臺

官員

李定

、

何正臣

、

舒亶

等人

皆是蘇軾諷刺的物件，蘇軾成了他們的

“眼中釘，肉中刺”，一個一日不除，一日難得安寧的“眾矢之的”。當年

秋七月，接連上章彈劾

蘇軾

。彈劾的導火索正是上表中的這兩句話。認為蘇軾是攻擊朝政，反對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為惱火

，

後來由神宗批示後，七月二十八日，臺吏皇甫僎攜吏卒急馳湖州勾攝蘇軾。

繼而，當時的那些小人廣泛蒐集蘇軾當時的詩作，經過各種斷章取義誣衊蘇軾“

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

。

比如：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

《山村三首》

）

一首反映了人民疾苦的憫民之作，李定竟誣為“諷刺鹽法”。又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絕》中“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良田。”原本只是為一個吳兒弄潮而死感到可惜，卻偏偏被認為是攻擊農田水利法。

王安石

蘇軾傳

張國瑞，鄧旻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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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總是有對立的，小人當道，小人得意，但總還有明智的君子。朝上的文武卻未必都怕惹禍

上身，惟恐避

之不及

，

御使李定

、

宰相王珪在宋神宗的身邊

向蘇軾求情，

宰相吳充進諫：

“

曹操那樣猜忌還容得下禰衡，而以堯舜為榜樣的陛下還容不得蘇軾嗎？

”

仁宗皇太后臨死前還留下遺言力護蘇軾

；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雲：

“

安有聖世而殺才子乎？

”。

最終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蘇軾免去死罪，卻被髮配流放，前後牽連數十人受罰。受到牽連的人中，

張方平

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

司馬光

和

範鎮

及蘇軾的十八個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尤其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

王詵

因洩露機密給

蘇軾

，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

詩文

，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

王鞏

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

蘇軾之弟

蘇轍，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被貶黃州後蘇軾寫下最悽美的千古名篇孤獨得讓人心疼

“烏臺詩案”因當時文壇引領風騷的蘇軾而起，又正值當時也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王安石變法”的政治敏感時期，牽連甚廣，是宋朝最大的“文字獄”，也開創了我國古代“文字獄”的先河。

以烏臺詩案為界，

蘇軾

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

，

蘇軾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

蘇軾

的

“

具體的政治憂患

”

，而後期的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

“

寬廣的人生憂患

”

。在風格上，蘇軾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

一瀉千里

；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

“

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

蘇軾

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

“

奮厲有當世志

”

、

“

致君堯舜

”

，轉變為

“

聊從造物遊

”

的藝術人生。案前，詩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裡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

黃州

時期．

“

蘇東坡

精神寄託的物件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

”

。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