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漢真想“替天行道”嗎？

大凡文學作品，尤其是名著，總會有一些難以道破的天機和隱語暗含其中，或是為了表達某種情感，或是告訴我們一些事實真相，或是留給我們一些思考和希望，或許還有別的一些什麼……如此等等，不一而論。

很顯然，我們有理由相信，《水滸傳》所表達出來的，也絕非打打殺殺、快意恩仇那麼簡單，在看似風風火火的故事背後，實際暗含了北宋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勢。也恰恰是如此地表現於梁山好漢的動感活力，才真正襯托出了這個朝代的死氣沉沉和窮途末路。

《水滸傳》取材於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以水泊梁山為中心，演繹了一出出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歷史大劇。或許還有別的什麼原因，亦或是寫作的時代背景決定了，施老先生總是將梁山好漢的“忠”和“義”緊密聯絡到一起，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們的宋江宋頭領。而事實卻是：梁山，興起於義，滅亡於忠。

那麼作者到底要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單就小說而言，且不說梁山好漢是不是願 意像那面大旗上寫的那樣替老百姓撐腰做主，僅從其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大環境看，顯然並不具備那個條件，更不具備那個素質。以宋江為首的眾頭領們自從佔據梁山 之後，除了為了那狹隘的兄弟義氣或是到附近官府村寨不斷“借”糧之外，就從來都沒有向外拓展過一寸土地，佔領過一座州府，這在歷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軍中是 極為罕見的。

因此，我們只能妄自猜測，蜷縮在這個根據地裡的英雄們，根本就沒有進軍全國的打算和抱負。惹急了就出去打一通，然後仍舊返回山寨中“快活”。而一旦下山到了地方，卻也是為善為惡，一應具之。官府恨之入骨，百姓畏之如虎。既不能攻城略地，也不曾造福一方，何來替天行道？

如此看來，梁山好漢並沒有想象中的胸懷大志——儘管他們的確有一面令人心潮澎湃的旗子。這類似於孫悟空自封的“齊天大聖”，痛快是痛快了，終成不了大氣 候。這是梁山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但似乎有一種解釋卻是不無道理的，那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或許，這才是作者一貫的寫作主線和真正意圖，以 至於後來《水滸傳》屢屢被禁，即便是民間也有了“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的說法。意思很明瞭，就是怕犯上作亂，擾亂社會治安。

北宋末年，整個國家實際已經是病入膏肓了。朝廷昏暗，官員腐敗，吏治混亂，民不聊生。在這種大環境下，不勞而獲，投機取巧之風也就日益盛行，道德淪喪的毒瘤更是滲透到了社會的角角落落。淪為盜賊的老百姓從最初的“仇官仇富”，繼之演變成殺官殺富，並公然對抗朝廷。

當時像宋江一樣起義的隊伍應是不在少數的，僅《水滸傳》中描述的就有“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四大寇首，這四人在當時應算是專業隊伍。 從地域分佈上看，分明已是遍佈全國了。北宋疆土本就不大，卻有如此規模和數量的起義大軍，可見當時北宋王朝局面之混亂。況且，還有那大大小小非專業的盜賊 流寇，不斷騷擾百姓，為患一方。此起彼伏的起義隊伍，就像是一茬又一茬的老韭菜，剿不盡，割不絕。對此，朝廷顯然沒有多少辦法。在那樣的環境下，老百姓上 天無路，入地無門。英雄人物起來造反，本分小民只能是默默忍受。

這是一個全面失控的社會，也是一個豺狼當道的社會。

沒人能夠真正覺醒，無論是大盜還是小匪，為的都是小集團的利益，與老百姓並不相干。替天行道，不過是施耐庵老先生基於當時和當下的政治社會環境，萌生出的一種理想主義的嚮往與呼喚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