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局勢迅速崩壞之原因

明末（非南明）局勢迅速崩盤的若干客觀原因與可能外來因素

對於明亡清興的研究，歷來研究者大多著眼於失敗方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勢力的各種個人錯誤、缺陷、責任。幾乎到了用放大鏡顯微鏡努力尋找越找越多的地步，陷入一種成王敗寇的觀察思維窠臼。失敗者承擔一切過錯、責任，研究者觀察者一旦思維陷定在這窠臼中，就難免失去了客觀中立，有失偏頗。

對於其中的很多客觀因素，“死因素”，人們往往忽略了其意義價值作用影響。對於勝利者獲利方歷史書寫者的觀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為研究者對於失敗方大明朝的各種問題，以前已有夠多乃至過多、不無誇大的檢討，這裡就不再贅述。本文僅從以前研究者較少注意的客觀因素、外來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補不足，聊備一說以資參考。

一、內因

中樞變動頻仍、政局動盪混亂不堪。

1620年一1627年，明王朝七年內，從萬曆、泰昌、天啟到崇禎，換了四個皇帝。其中，1620年七八月份，一兩個月內就換了三個皇帝。

皇帝走馬燈，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樞也就變動頻仍。統治上層架構，也因此長期不能安穩。決策者人事變動頻繁，政策方略也就難免朝令夕改，乃至動輒全盤推翻。

和平時期，這樣的局勢也會因內部頻繁爭鬥紛攘而致自相擾亂，乃至逐漸自取滅亡。面對內亂外患兩重壓力一齊來，更是極易每下愈況陷入惡性迴圈而根本無力扭轉。

本來，治大國如烹小鮮。戒急用忍，向來都是統治者決策者必須時刻提醒自己的為政之道。面對危局，尤其需要保持鎮靜心態。

但天啟嬉玩而委政閹豎（魏忠賢是文盲加流氓）、崇禎性急偏狹，這樣政治幼稚的低能青年，在太平年月裡連守成也並不容易，何況要當家做主決策應對大亂之局？

氣候異常，罕見天災接二連三。

既為反叛者提供源源動力，也讓決策者應對危局的決策餘地、騰挪空間日益縮小。最後往往明知是飲鳩止渴火上澆油，但也只能陷入決策死迴圈。左挖右補竭力支撐，最終也是讓“救時”之人前赴後繼卻無力迴天。

王恭廠軍火庫從萬曆後期到崇禎朝，一再爆炸。軍火儲備毀之殆盡，熟練工匠百不存一。

這直接造成明末軍事崩盤。

總體上由依靠火力壓制勉強支撐危局保持相對優勢，變為冷兵器對抗時步兵難以抗衡騎兵以短馭長屢戰屢敗無力挽回的格局。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對朱明王朝而言，朱元璋起兵時，面對蒙元、張士誠、陳友諒等勢力，並無優勢甚至可說是居於末位。可謂夾縫中努力乞活，一次稍大的失利便足以讓他萬劫不復為他人作嫁衣。但他最終卻剪滅群雄驅除韃虜，寫下了從乞丐到皇帝的人生傳奇。

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鄱陽湖龍王廟風生水起。

而到了朱由校朱由檢兄弟，同樣是十幾二十歲的小年青，卻攻守勢異。

運去英雄不自由，王恭廠上風雷動，二百七十年王朝轉眼間煙消雲散。

二、延申

財政

明朝滅亡是財政崩潰、銀子的分配佔有出了問題嗎？

中國古代生產力低下，長時期大面積饑荒不是變態而是常態。對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而言，正常時候，金銀貴金屬都只是經濟體系社會系統的調劑補充。說得極端一點，大多數時候，它們甚至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玩意。

明代的銀子，絕大多數長期都是埋在宮庫中、府庫裡、家宅地窖下、起義軍埋在山洞沉在江河中的死物。

對王朝穩固統治真正關鍵的東西，一是糧草，二是軍火，三是有軍事經驗有戰鬥力能掌控得住的兵馬。

靠銀子打仗，誰會撈銀子誰就是能臣？於是甚至魏忠賢都可以翻案成能人？

這種見識真地有些浮於表面、淺薄。

和平時代，皇家短期內突然聚斂大量金銀（如明武宗讓財政管家劉瑾、錢寧等人搜刮），意味著變相加稅、抽離社會流動資本擾亂銀錢市場交易秩序、擾亂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劉瑾當權四五年時間，為明武宗比正常年份多撈了幾百萬兩銀子，便足以讓弘治朝的盛世局面迅速變成正德年間的動盪不休叛亂不止。

而災荒戰亂年代，皇家不謀求兵、糧根本，再用心於金銀聚斂，那就不止是本末倒置飲鳩止渴，更是火上澆油雪上加霜了。

黨爭

明亡於黨爭？

明末黨爭嚴重，根源也正是在於君主更換太頻繁。皇綱失序，最高權力長期處於相當程度真空狀況。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或許贏者通吃，退一步卻極可能死無葬身。稍有政治頭腦的官僚，都會不由自主抱團自保、追求政治進步。於是，激烈內鬥不可避免。沒有東林黨，也會有西林黨。

皇權頻繁交替，皇帝們病衰老幼，皇權脆弱，鎮不住場面，才會有朝野黨爭。

七年換四帝，歷史上出現類似這樣的政治事故，很少有不天下大亂翻船變天的。

七年換四帝，不光是政治上造成中樞崩潰，引發內鬥激烈內耗嚴重。在整個王朝臣民心理上也造成嚴重的災難性打擊。

大明朝史無前例的在位長達四十八年的老皇帝萬曆駕崩時，大明朝全體臣民大約都有天塌了的感覺。

然後，春秋正盛的新君上臺，搞了一把新氣象。大赦天下，大發賞錢，大施恩典，人心漸漸安定下來。

然而一個月後，他又死了！

大明朝臣民們心中的恐慌翻了一倍。

再然後，更年青的少年天子上臺了。幾年下來，宮廷、朝堂閹黨東林唱大戲，狠狠地折騰了幾把。當然，一番內鬥激鬥雖是犧牲很大，但最後總算坐穩了江山。臣民雖然各種憂慮，但也漸漸又安定下來。

然後，他也又死了！

短短七年，祖孫三人全死了！

無數臣民心中，大明的天這回真的徹底塌了。不知多少人在心中盤算起來：大明朝怕是氣數到頭了。

王恭廠爆炸、接二連三的天災，更加劇無數人心理上的崩潰：大明朝藥丸啊！

當承天意而登位的天啟帝死了時，大明朝祖孫三帝接連駕崩時，妄定年號為天命、天聰的建虜頭子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卻始終活蹦亂跳、春秋正盛，地盤越弄越大，家裡頭還不斷添丁進口。

許多時務學校畢業的俊傑，不少研究天意的文武大臣、社會賢達，只怕都在心中敲鼓：莫非天命在彼？

七年換四帝，也不僅是造成人心動盪，心理崩潰。

七年換四帝，還直接造成明末財政上的破產。

許多研究明末財政的人，總弄不明白大明朝國庫銀子哪裡去了。

封建時代財政支出的最大專案，莫過於先帝發喪修陵、新帝登基大賞軍民。這種事兒花錢，沒有量入為出湊合著辦的。從來都是每辦一回，就得堆出一大筆驚天爛帳。

這種花錢海了去了的事兒，七年內辦了三輪。萬曆的喪事、泰昌的登基，或許還有點章法。後面那兩場大喪、登基大典，朱由校、由檢哥倆，懂什麼？管什麼用？都是無底洞。

三、外因

把觀察眼光從中國地理範圍內、中華文明發展程序自身，擴充套件到大航海之後全球範圍人類文明程序。從這個角度來考察觀察，就會看清發現另外一些“客觀”事實。

明亡清興，失敗者並非只有朱明王朝、大順大西以及三藩這些漢族勢力，而是包括滿族在內整個中華民族。因為，從大航海全球時代眼光看，由於明亡清興，中華民族還整體喪失了一次壓過西方率先進入近代的最好機會。

明亡清興，勝利方獲利方並不止是滿清。因為若從大航海全球時代眼光觀察，更大的獲利者勝利方是整個西方世界。它們毀掉了一個可怕的潛在對手，讓西方在主導全球近現代化程序中居於中心地位不受威脅再無敵手。

看明亡清興，總結大明敗亡之因。不能總是在失敗者身上找尋越找越多的原因責任，有時候也可以睜眼看看當時的世界，想想這場歷史鉅變中，獲利方勝利者歷史書寫者們做了些什麼？掩蓋了哪些東西？不能總是在勝利者留下的成王敗寇思維窠臼中打圈圈。

利瑪竇等羅馬傳教士，從中國澳門廣東一路北上經過南直江浙到北京，他們看到了什麼？怎麼想？

他們看到了一個遠超西方任何一個近代萌芽小城小國規模、人口眾多、富裕繁華、統一強大的龐大帝國。其東南地區紡織工場、鐵器工場、商業規模都超過西歐總和。東南地區中下層社會識字率、文教發達文明開化程度也遠超歐洲。商業化市民化計程車大夫們，對於西方新科技知識的開放吸納能力極其驚人。規模龐大的東南海盜海船縱橫東南洋，西班牙荷蘭殖民先鋒與之相比，也全都無法佔據上風優勢。

到北京後，他們看到的又是一個幾千人數萬人規模的龐大近代軍工生產體系，數十萬軍隊，超百萬人口大城市。任何一個西歐國家都無法與之相比，不在一個量級。

對他們這些有新全球視野的開拓者來說，這一切都會讓他們極其震驚乃至恐懼。 這根本不是新大陸印第安土著、千萬人口印加帝國，見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視為神靈跪拜的皮薩羅開局模式！

他們唯一慶幸的，當時這些中國人對他們真正目的一無所知，對新全球時代一無所知。很多人對他們十分友好樂於交往交流。

當他們發現有機會一擊致命，毀掉這個上帝子民們西方各國潛在可怕對手、億計人口異教徒生活的龐大帝國時，他們會怎麼做？尤其是這個帝國大多數人對這潛在致命一擊、最大死穴尚末足夠重視，還不知其真正價值份量，還忙於應付各種內憂外患、朝野紛爭沒完沒了之時？

他們會幫這個帝國一把，努力把它從內憂外患中拯救出來，讓它從此更加不可戰勝？這個帝國就會從此感恩他們的努力幫助而敞開對上帝使徒的懷抱？

金尼閣1613年羅馬彙報之行，1621年帶新指令重返中國，背後究竟有沒有，有什麼秘檔？五年之後，就發生了王恭廠爆炸。真地是巧合？

歷史不能假設，但從客觀條件而論，也許，明末中國曾有過比之於明治維新、洋務運動時代更好的一次率先進入近代文明的機會。然而，這次機會也許恰恰是被人蓄意策劃給陰掉了，而並非是某個意外或失敗者自身的某些這樣那樣數之不盡的過錯、責任所導致。

勝利者獲利者在收取鉅額回報之時，還把失敗者失敗的所有責任原因全推給了失敗者。讓失敗者的後人們至今還在“成王敗寇“的思維窠臼中，用放大鏡顯微鏡繼續努力地尋找自己身上那越找越多的錯誤、缺陷乃至醜陋、愚昧，徹底抹掉他們身上的自信自豪。

讓一個有著五千年燦爛文明史的民族，把各種《醜陋的xx人》當作醒世教材解愁良藥，在不斷自虐中苦思、尋找出路，難道不更有趣嗎？

王恭廠爆炸後果、影響究竟大不大？

王恭廠爆炸前，明軍早已有薩爾滸大敗。在遼東戰場已屢戰屢敗、大量府鎮州縣早已丟失。

王恭廠爆炸對於明亡清興大局的影響還能有多大？

也許，仍然要站得更高、要有更廣闊視野，才能觀察得更清楚。

王恭廠爆炸前，明王朝在關外遼東戰場確實已有諸多失利似乎幾近崩壞，但整體而論，局面其實並不嚴重。

王恭廠爆炸前，明廷在關外遼東面對的局面形勢，與宋代方臘初起時席捲東南幾十個府州縣，性質大體等同。與萬曆三大徵時期，每次都是當地官方武裝先吃一場大敗，丟掉大量州縣軍鎮，性質也大體等同。

在當時明廷朝野多數人認知中，這只是叛逆反賊初起時攻勢旺盛，而地方軍隊朽爛防守不力屢見叛降的基本套路操作而已。一旦朝廷真正重視起來，正規大軍通常很快便可撲滅反叛。

事實上，薩爾滸戰役後，王恭廠爆炸前，明朝遼東戰場在孫承宗等人努力下，就已有極大緩解。

嚴格來說，楊鎬、熊廷弼、孫承宗直至袁崇煥，主要都依賴薊遼遼東軍鎮越來越有限原有力量，文臣宦官帶糧草軍需督陣就地徵兵調將。 真正舉國調兵遣將，洪承疇松山之役才是。

戰略上言，直至崇禎早中期，大明王朝對遼東建虜仍是攻剿戰略，是三年五年還是更多幾年才平遼。

然而，王恭廠爆炸了，明朝中樞又經歷了史上罕見的七年換四帝、內廷內閣為首的大批不同派系文官將帥走馬燈換人、決策中樞亂套，上述多數人的戰略認知也就只能落空。

無論是盛壯年泰昌帝還是青少年天啟帝，但凡多活幾年而不是即位一月、七年就死，決策中樞能維持最低限度基本穩定。王恭廠沒爆炸，軍備充足的明軍退到戰線已不是過長的寧錦戰場，打出一場消耗戰乃至殲滅戰。從而遏止住遼東建虜上升擴張勢頭，穩住遼東乃至逐步削平建虜收復遼東，這類戰略構想並非難以達成。

然而，王恭廠爆炸導致明王朝軍備軍儲一掃光。這一嚴峻後果從軍事技術上，客觀上就讓上述戰略構想不具備可行性。

而同時期明王朝決策中樞又因為七年內換四帝，徹底大亂套。更從政治上使得明廷的遼東戰略混亂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