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魏了翁為例看南宋士大夫詩歌的政治主題

魏了翁畫像

南宋中後期的文學史描述歷程中往往都忽略了當時存在計程車大夫文學，這些士大夫深受理學思想影響，其詩歌創作與江湖派有極大的不同，如果忽略了他們的存在，文學史的敘述就是不完整的。這些士大夫如樓鈅、魏了翁、真德秀、洪諮夔、吳澄等，都有大量的詩歌作品傳世。尤其是魏了翁，其詩歌創作數量在理學家中僅次於朱熹和邵雍，具有鮮明的創作特點。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魏了翁的一生經歷了兩次與權相的鬥爭，獨特的時代背景影響使魏了翁的詩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深刻的內涵和豐富的底蘊。

一、第一次政爭：與韓侂冑的鬥爭

在南宋慶元年間，韓侂冑專權，禁錮道學，史稱“慶元黨禁”。這是道學派和官僚集團之間鬥爭達到頂峰的標誌。韓侂冑與趙汝愚的政爭成為黨禁的直接原因，韓侂冑出於獨攬大權的目的打擊與趙汝愚聯絡緊密的道學派。對於韓侂冑的專權、跋扈，任逢直言進諫，終至被貶，魏了翁有《歌詩三十五韻送前知隆慶任侯逢赴召九月》稱：“向來虎豹蹲天關，啄噉人命無敢幹。任侯於時外小官，有筆如刀剚權奸。權奸未夷骨先寒，有開天誅亂旋刊。”任逢，字千載，眉州青神（今四川省青神縣）人。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進士，因正直敢言見稱於後世。《鶴山集》卷五十九《跋黃尚書與任千載書後》也記載：“今嘉定通守任君當孽韓用事，時由西充丞考瀘川貢士，發策援漢王鳳事，頗切時政。任君踈遠小吏，何預朝廷末議，亦非有賣直要譽，特發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鷹犬於韓者遂欲摘此以為奇貨，幾為所抨擊。”讚揚了任逢的忠正剛勇。在這首詩中，魏了翁把權相韓侂冑比作“虎豹”，把持大權排斥異己。

嘉泰四年（1204），韓侂冑獨攬大權後，為鞏固權位，決定伐金。開禧二年（1206）韓侂冑請下伐金詔，這次貿然進行的對金的軍事鬥爭史稱“開禧北伐”，最終以失敗告終。魏了翁開禧元年時召試學士院，因諫開邊事忤韓侂冑。在魏了翁的詩中多次提到這次進諫，如《再和顛字韻時方議開邊》：“鼎象亨調戒在顛，或捐常饌美時鮮。鷙形不匿麏投麓，劍影虛張蛟繞船。壯觀要還全盛日，圖回須似中興年。掩關雷雹驚春夢，憂國丹心只自憐。”野心勃勃的金和蒙古在窺伺著南宋，如兇猛的鷙鳥，如繞船之惡蛟，而開禧年間南宋民心不比中興時，已經消極怠惰了，所以貿然北伐只會以失敗告終。事情過去30年後，魏了翁回憶起此次進諫，仍然感嘆不已，《夜直玉堂》：“金鑾坡上疏開邊，夢也非與三十年。世事煙埃緣手盡，正邪兩字在遺編。”詩下有自注：“開禧元年正月，予召試館職，於摛文堂上以力遏開邊之議，大忤韓氏。”這次進諫，是魏了翁與權相的第一次正面的衝突，而且是在魏了翁步入仕途不久，官微言輕，但魏了翁不顧這些，毅然直言進諫，表現出極大的勇氣。

魏了翁生父為高孝壔，因魏家無後遂將魏了翁過繼給魏上行。高、魏兩家世代互相過繼，所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家族。《跋先表叔留題鐘山西湖二詩後》：“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開禧二年補郡去，同產兄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遊，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文中所說的大夫即其生父高孝嶹。從高孝嶹的詩中也可看出他的政治傾向。上面引文中有高孝嶹所作《題臨安西湖》一詩：“朱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檥夕陽。今日懽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詩中諷刺南宋朝廷苟安現狀，全不顧祖宗蒙羞，中原淪陷。魏了翁生父的忠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魏了翁。魏了翁也以自己的行為鼓勵和教育他的兄弟，如《送二兄三兄赴廷對》提到開禧元年的進諫，並且頗為自豪地說：“天子龍飛春，了翁對軒陛。柄臣方擅朝，黨論如鼎沸。軋軋不能休，一揮三千字。”《次韻□丞兄聞丁卯十一月三日朝報》組詩是魏了翁與其兄弟在韓侂冑殞命後所作，組詩共四首，其一為：

龍章晨下九重關，帝敕元兇出羽山。

揭日行空破昏暗，乘風縱燎絕神奸。

這幾首詩的寫作年代也是開禧年間，事見魏了翁《跋晏元獻公帖》：“開禧三年冬，聞權臣就殛，餘表兄高東叔為詩誌喜，餘兄弟相率偕賦。大抵以去兇為快，尚以函首請和為國體慮也。”可以說魏了翁與其家族兄弟都是反對韓侂冑專權的，並且互相勉勵以盡忠報國。

蘇大璋、趙大全、範子長三位理學人士也是反對韓侂冑專權的，魏了翁與他們都有詩歌唱和。《送蘇大著大璋知吉州分韻得章字》：“平生蘇太史，清姿秀球琅。異時玉堂對，歷歷漢興亡。直作根本慮，不懷棄捐傷。脩名望蓬島，軼軌抹扶桑。中道忽回薄，飲馬以相羊。昔為同年友，今為同舍郎。不肯三日別，況各天一方。我乞漢嘉綬，君懷廬陵章。我無百何闕，君亦千里翔。懷賢慨時事，百憂結中腸。願言保嘉猷，不愧歐公鄉。”蘇大璋為閩中理學家蒙谷先生邵整門人，《宋元學案》卷三十二：“（蘇大璋）慶元進士，為道州教官，以闡揚正學為己任。召試館職，除正字，遷著作郎。力言禁錮道學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吉州。”蘇大璋為閩中理學人士，是魏了翁的同年，他因反對韓侂冑禁錮道學而不容於朝中，遂自求為地方官。這首詩語詞和章法都有模仿漢魏五言古詩的痕跡，“直作根本慮，不懷棄捐傷”，勉勵蘇大璋堅持操守，不為得失所惑。“根本”指士大夫立身之德，並稱贊蘇大璋的行為不愧其鄉先賢歐陽修。另外兩首為《送趙編修大全知眉州分韻得登字》：“炎煒爍穹昊，火雲助其烝。冠巾拂塵土，庭戶喧蟁蠅。便面不停舉，況欲填吾膺。其間寂寞人，隨念生涼冰。涼意方未透，一夕三四興。造物解人意，如叫呼得譍。越鄉萬里回，令名作先登。固知棲棲者，得喪初何曾。賢者於本朝，曉宿垂觚稜。今日送樞椽，明日辭禮丞。采采不盈掬，引去何如陵。百憂結中腸，坐挑短檠燈。”《送範吏部子長知崇慶分韻行兮字》：“陽明迪性分，陰濁生塵泥。蛟龍薄九空，高逝縹縹兮。使可縶而豢，何異犬與雞。長安有狹邪，曲曲復低低。主人笑延客，雲棧登作梯。客辭以未能，所憂困多蹊。乞麾下霄漢，萬里騎青霓。去留本常事，渠不喪所齎。秋風鏘珮環，家在天之西。歸來拜三祖，歸路幸不迷。”趙大全、範子長和魏了翁在開禧年間上書一事還見於《宋元學案》卷七二《二江諸儒學案》。二範為南軒門人，與魏了翁有師生之誼。魏了翁在寫給趙大全的詩中勉勵他樹立名節，保全士大夫的政治操守，稱“越鄉萬里回，令名作先登。固知棲棲者，得喪初何曾。”所喪者不過官位利祿，是不須多慮的，士大夫的名節操守才是立身之本。在寫給範子長的詩中魏了翁譽範為“蛟龍”，表達了對師長的崇敬，並讚頌了範子長堅守儒道、獨立不屈的精神。

魏了翁在開禧年間反對韓侂冑的原因首先是基於現實政治的利弊考慮，他的見解是在對南宋政局形勢做出正確分析和判斷的基礎上形成的。開禧年間，魏了翁逐漸接觸到理學，並與理學人士有所交往，在政治活動中也與理學人士站在一起，共同反對權相，他的行為也深深影響了家族中人。詩歌，是魏了翁與反韓官員、家族中人和理學人士之間交流思想的一條紐帶，起到了不小的政治作用。

二、第二次政爭：與史彌遠的鬥爭

開禧三年（1207），韓侂冑伐金失敗，史彌遠發動政變殺韓侂冑於玉津園，結束了韓侂冑的專權並取代之。直到湖州之變發生之前，史彌遠基本上與道學派官員相安無事。湖州之變是道學派反對史彌遠專權的導火線。此次事件是史彌遠權力膨脹造成的極端惡果，引起士大夫官員的強烈反對並相繼為濟王鳴冤。張忠恕就是其中之一。事變之後，張忠恕上書皇帝，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極大震動。《鶴山集》卷七七《故秘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公墓誌銘》敘述了此次上書並轉引了張忠恕的奏章，《宋史》張忠恕傳也有張忠恕所上奏摺。這篇奏摺共論八事，最關鍵的兩事是關於濟王，現據《宋史》卷四百九引文如下：

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卹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

對於濟王之事張忠恕認為理宗沒有全其兄弟之義，無所作為。理宗的即位是在史彌遠的扶持下得以成功的，對於本來應當繼承皇位的濟王，理宗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默許了史彌遠的行為，對於大臣的鳴冤，理宗自然是站在史彌遠一邊了。魏了翁和真德秀雖然沒有上書，但對張忠恕和胡夢昱的行為表示支援。前引張忠恕傳中還記載了魏了翁稱忠恕：“植立名節，無聵家聲。”寶慶元年八月張忠恕出知贛州，了翁有詩送行，詩為《送張匠監忠恕秘閣知贛州》：

西南間氣忠獻公，一生心事天與通。

才高志廣無處著，獨倚衡疑望關洛。

九州風露方漫漫，捲回殘夢歸餘幹。

惟將一念遺孫子，長與世間立人紀。

宣公端明今在無，我生不識慚非夫。

寧知中歲遇行甫，歷歷典刑猶父祖。

試從微處覘經綸，中邊玉潔無纖塵。

大河滔滔恣群飲，逡巡獨惜障泥錦。

曉庭戒仗喑無聲，掣纓振鬣時時鳴。

京師邸吏自相語，張公立朝我良苦。

不知書疏何所言，每一論奏人爭傳。

好名之人能遜國，而與豆羹見詞色。

反覆耐看不可瑕，此事無素能然邪。

我從同朝一千日，見公造次皆是物。

寄聲為賀贛州民，朝廷為汝輟爭臣。

卻須更問蕭太傅，中朝外郡誰當慮。

魏了翁讚頌了張忠恕忠義之舉，稱：“反覆耐看不可瑕，此事無素能然邪。”與上述讚揚蘇大璋“直作根本慮”之語極相似。由“每一論奏人爭傳”一句可以看出當時在士大夫階層張忠恕的行為引起了普遍的讚譽。

在這兩次與權相的鬥爭中，魏了翁與三類人物有詩作往來，一類是道學人士，如蘇大璋、範子才、趙大全、程叔運等；第二類是普通官員，如張忠恕、任逢；第三類是家族內親屬。魏了翁透過詩歌表明他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同道互相激勵、支援，反對權相專權。魏了翁等人與史彌遠之間有沒有其他路可走呢王夫之《宋論》卷十三稱：“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持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為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縈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為小人。”王夫之似乎認為道學派的政治選擇還可以是承認現狀，不作無謂的鬥爭，可以避免陷於黨爭之窠臼。確實，真、魏等人根本不可能扳倒史彌遠，鬥爭註定了道學家們的失敗。湖州之變前真、魏及道學中人與史彌遠並非勢不兩立，從《宋史》魏了翁傳魏了翁在湖州之變前官職一直在不斷升遷可以看出這一點。史彌遠在倒韓之後希望拉攏被韓侂冑打擊的道學派，可以更加鞏固其權位。那麼，真、魏等人在此情況下做出這樣的選擇，其根本原因何在呢？魏了翁詩《次韻範少才在峽中寄李季允》：“朝綱人為諸公喜，國體誰知志士愁。”《將入靖州界適值肩吾生日為詩以壽之》：“道亨初不關窮達，身健何須問去留。但願王明天地泰，此生長共國同休。”可見魏了翁所關注的是國體。如果權臣的勢力過於膨脹，造成的結果往往是朝政混亂，君不能行其權，臣不安於臣位，國體就不存在了，滅亡指日可待。前舉張忠恕奏疏就指出：“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饋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迨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朝政腐敗的原因很多，權臣專權納賄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理學士大夫的理想統治秩序是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一點在北宋慶曆時期已經形成政治文化傳統，並且在南宋還延續著。如與魏了翁同時代的曹彥約（1157—1229）《應求言詔上封事》稱士大夫為“天下之共治者”，並說君主如能與賢士大夫“爭辨於是非之際，疑似於從違之末，則致治之效無時而可望矣。”而權相之勢大，使君主權力被架空，則為士大夫所不能允許，這正是他們反對韓侂冑以及史彌遠的根本原因。正是由於這種共同的政治理念，魏了翁與範、趙二人才自覺地站在反對權相專制的統一戰線上。

從魏了翁的政治詩主題來看，其一生的政治鬥爭經歷及思想都在詩歌寫作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記。魏了翁曾任南宋朝廷的高官，是當時士大夫中的重要人物。宋代文學史對南宋詩文創作的敘述主要提及江湖派詩歌和永嘉四靈，而當時的一批士大夫如魏了翁、真德秀、樓鑰等都有大量的詩文作品傳世，不應被忽視。士大夫的詩歌與江湖派和永嘉四靈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政治主題方面。如果以南宋中後期的江湖派詩歌為參照物，江湖派由於社會地位低下，很少參與朝廷重要政策的制定，對朝廷中權力更迭和重要事件缺乏瞭解，所以江湖派的詩歌於政治類的主題往往較少涉及，因此政治主題詩歌不但是士大夫詩歌中區別與江湖派詩歌的特質之一，也是士大夫文學中的應有之義。魏了翁與道學派人士的交往十分頻繁，而與道學派人士的詩歌交往使其政治主題類詩歌有了特殊的意義：不僅是簡單的詩歌唱和和文學交往，還往往起到了使道學派人士互通聲氣、互相勉勵支援的作用，成為道學派之間相互團結的方式之一。總而言之，以魏了翁為代表的南宋士大夫的詩歌在政治主題的選擇上有鮮明的特色，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簡介：馬建平，北京大學。

文//來自於《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05期。

（來源：巴蜀全書微信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