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須“忘言”

天地蒼生，終有一理。人活一世，無非究理聞道，否則就難免不被罵作昏昏噩噩的畜生。所以才有“朝聞道，夕死可也”的渴望。宇宙的大道大理，非一言一論所能極盡。語言面對浩瀚無際、深邃無底的大道理，顯得無處下嘴、無以言表。意義無疆，語言有界。語言往往成為一種界定，一種限制，試圖給所描述的物件畫出一個意義的邊界。一旦邊界畫出來了，它的意義就被切割了一塊下來、圈定死了。那麼這個被圈定的意義，就不是原來那個“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恆常之意義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是當你說出來的時候，意義已經在褪色、簡化、變味，減肥、演繹為殘缺不全的另一種有限意義了。言與意是一對永恆矛盾。意義要表達，必須藉助語言。一旦進入語言，意義就不是原來的意義。有人說，“語言是思想的物質外殼”。這句話，當用俄語說出來的時候，就已經背離了思想意義本身。裝進語言外殼裡的思想、意義、道理，是被切割整齊劃一了的，失去思維觸角的章魚，語言不是加給思想的一個蝸牛的外殼。這個外殼太小，裝不下無盡的思想。讓思想揹著這個沉重的角質化外殼，像蝸牛一樣一步一步地往前爬，早已是氣喘如牛了。

所以，偉大的智者，他們的工作目標就是試圖打碎思想的這個蝸牛式的外殼。讓思想飛濺、意義流淌。在他們那裡，語言無非是博大浩瀚的思想無意間抖落的滄海一滴。這一滴，寄存著海的氣息，輝映出潮起潮落的萬千氣象。一旦思想枯竭，水滴便瞬間蒸發。語言，在他們那裡，不再是捆綁意義的拮抗性力量，而是天籟之音。此音只能天上有，所以顯得特別珍惜。惜字如金。每個字元都是思想飛出的妙音，既便精而又精，還是惟恐妙音叛離了思想的樂章。就像天使再美，也無法與創造她的上帝媲美。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出天使的時候，天使已經背離了上帝，只不過比人背離的距離稍短一些。所以，思想流淌出語言的同時，語言已經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思想了。思想一旦結晶，再晶瑩剔透，也不是液態的思想本身。言，當且僅當還是言，不管多麼精微，就無法盡意。盡意的言、得道的言，最終必是“無言”、“忘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道不稱”、“大辯不言”，語言最終消融、沉積在所有的“大”之中。“道常無名”。面對無盡的意義世界，對於“得意”、“悟道”的思想者來說，任何理論都是多餘的贅疣，無非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讀的理論越多，思想的負擔越重，離道就越遠。“為學日益，為道日孫”。得意須忘言、忘形、忘我。忘言是得意的第一標誌。據說，兩個得道的真人相見，“目擊而道存矣”，不用說話，看一眼就心領神會、擊節而歌了。好比熱戀的情人，或當年的地下工作者，眼睛比語言更接近真理。

忘言，不是刻意追求來的忘。當你還琢磨著“忘”字的時候，那一定是裝出來的忘。那樣的“得意”也一定是若有所得的假得意。大學裡每年製造出的那些洋洋灑灑、動輒數以萬計的長篇大論，越論離樸與真就越遠，那些術語和理論編製成一個封閉結實的金絲網，自己坐在裡面像一隻只金絲鳥，早就失去了和生命的樸與真親近的能力。莊子說：“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齊物論》）。越用理論昭彰真理、越用學術雄辯真理，理論與學術就越發退行性病變，逐步喪失切入現實、燭照真理的機能。所以，尼采不用術語呻吟，而是用思想“裸奔”。在上個世紀末的黑暗裡狂奔吶喊，震跨了黑格爾主義，迎來了新世紀的黎明。本雅明，放棄了大學學術論文的寫作方式，廢棄了概念思維，廢棄了所有精神梳理出的確定性以及引申、決斷和推導，透過思想的“短路”去激發出被概念抑制住的事實思維，即面對事實、聽命於經驗而進行思維的能力，那是思維的本真形態，是“驚顫而來的澄明”。在這個方面，我們的學術、理論和主義，已經無法照亮經驗世界，只有驚詫於自己編造技藝的高超了。不過，好歹我們還有真正的詩人、小說家依然手持火炬，照亮人類前行的夜路。理論，惟有“短路”，才能“忘言”，才能“得意”，才能發現生活世界，才能與莎士比亞、與塞萬提斯、與米蘭。昆德拉結伴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