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服運動的第一境界：文化復興

第一個階段的關鍵詞是“文化復興”，這一階段的漢服運動能夠給社會帶來的貢獻是“文化繁榮和身份認同”。

“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漢文化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環境可以說非常嚴峻。一方面是我們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多年以來一直處於優勢地位，因為時間在不斷向前推移而不是停滯在當下這個節點上，未來世界文明全球化只可能加強而不可能後退；另一方面，華夏文明本身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就經歷了無數場劫難，加上滿清三百年的閹割和汙染，很多人把近代中國的落後錯誤的歸咎於儒家思想。

復興漢文化可謂困難重重，曾經的輝煌、失落的傳統、令人失望的現代社會種種方面促成了懷舊的悲情渲染，然而這種悲情主義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渲染悲情不僅是重構現代漢服體系的合法性來源，更為漢文化的復興在一個更廣泛的層面提供了原動力。

文化復興需要兩個方面共同的努力：一則在於“維護”，即維護漢族文化本身；二則在於“區分”，即讓漢文化與外來文化劃分出明顯的區別。

我們漢服運動身上穿的這最為明顯的服飾文化，就是在維護和復興由於異族侵略而斷代的民族服飾。除漢服以外，像古琴、茶道、書法、太極等等以及各種漢族傳統和復古的生活方式，它們不應該只是被存放在博物館裡蒙塵，而是我們漢族人日常生活中鮮活的一部分。在這些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實踐當中，我們拉近了自己與祖先之間的關係，被真切的賦予了“漢族人”這個集體身份，踐行身為“華夏兒女、炎黃子孫”的內涵和實質。也就是說，找到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這個問題的答案。

與此同時，

“維護”漢族文化是在維護漢文化的延續性，使之擁有持久的生命力；那麼“區分”漢文化與外來文化，則是在保持漢文化的純潔性。

兩者就如同一塊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是實現文化復興互相依存的兩個至關重要的步驟。

為什麼要維護漢文化的純潔性、進行文化上的華夷之辨呢？我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明白了：

“三跪九叩”禮是我們經常在古裝電視劇上看到的禮制，並且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認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是所謂的“君主專制制度”下皇權發展到頂峰的標誌，像《清會典》就明確記載道：“

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禮，其他朝儀亦如是

”。

然而，明代的習慣則是皇帝稱呼大臣為“先生”，大臣不僅不需要自稱“奴才”，更不會像滿清朝臣那樣跪地奏對，在朝堂上侍坐於前（侍坐，就是恭敬的坐著）。《明史·禮志》記載，“

凡百官於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畢，復坐

。”

同樣是禮儀，我漢人禮儀一招一式皆暗合天道、意在

秩序

和

尊重

，滿清禮儀則讓人不斷重複毫無意義的繁文縟節、意在

控制

和

奴化

。

另一個例子，對於“孝悌”這個基本立身原則的詮釋，華夏與蠻夷也同樣存在很大區別。《孝經》是儒家十三經之一，《孝經》中記載了孔子和曾子的這樣一段問答：曾子問孝的含義是否就是聽從父親的命令，他問：“

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孔子聽了連連否認：“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

他解釋道，“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同樣的道理，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

孔子眼中的“孝”應該怎樣體現，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也就是“當不義，則爭之”。然而滿清出品的兒童啟蒙讀物《弟子規》卻寫著這樣一段話：“

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需靜聽；父母責，須順承

”。

其實如果單講這段話的字面意思的話，可以說它沒有任何錯誤，但是它壞也就壞在這裡：《弟子規》全文通篇都是像這樣的“

正確的廢話

”——它每一句話單獨來看都是對的，這話說了跟沒說一樣，都沒有什麼反駁的必要，把衝突和爭議降到了最小，而沒有透過辯論就能輕易取得的“共識”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真理越辯越明”，真正有進步意義的社會共識，既不是消滅了一切反對意見的千人一面絕對統一、也不是無原則無門檻的堆砌褒義詞，而是經過不同意見交鋒、質疑、思辨、完善之後產生的各方認可的共同之處。

沒有自由辯論只是一方對另一方的觀點灌輸叫做

說教

，並不是

德育

，我摘取的這段話短短二十四個字裡面，共出現了五處“需”“應”“勿”等帶有明確指示性的字眼，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華夏文明講“君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而滿清給孩子的啟蒙讀物，卻是

教條主義

的道德灌輸，因為它不存在什麼思辨和探討的餘地，這種“德育”形式也就剝奪了孩子本身獨立思考的空間，孩子要做的僅僅是背誦和服從，那麼長大之後要他接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種奇怪的邏輯也就不足為奇了，相較孔子所推崇的“當不義，則爭之”，滿清的“孝文化”無疑是異化為了控制社會和培養奴才的洗腦工具。

此外，除了擠佔獨立思考的空間，“正確的廢話”還有一個壞處就是因為標準模糊且抽象，就容易給這些口號留下隨意解釋和定義它的空白，讓人根本防不勝防。

人非聖賢，想要一個活生生還有七情六慾的人時時刻刻做到無論以什麼樣的標準、怎樣去解釋它都挑不出一點毛病，根本就是反人性的，何況是尚不諳世事的童蒙呢！那麼為了能最大限度的順從這些彈性標準，學會虛偽就成了唯一的生存之術，時間長了，大家都成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人”。

再比如，要說“應該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這個誰都認可，但是當我們穿起漢服、復原漢禮、讀起經書，就總有人跳出來說我們這是搞封建復辟、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退；要說“大學生應該胸懷大志、關心社會民生”這個誰都贊同，但是真的當一群大學生開始聲援工人維權、曝光高校的性侵醜聞時，各種指責、質疑甚至五花八門的陰謀論就應聲而起。

所以說，

如果“社會共識”只是一條條毫無思辨價值的大話空話，那麼解釋它們的話語權在誰的手裡，誰就有了控制這個社會的權力。

總而言之，要復興漢文化，保持文化的延續性與維護文化的純潔性乃是同等重要的兩件事。同袍們自發興漢一片赤誠，不能反倒為他人作嫁衣裳。華夷之辨，為

正本清源

，為去粗取精；華夷之辨，為讓當今的漢族人，在“我是誰”這個試題中交出一份令祖先滿意、讓子孫自豪的答卷。

古人的華夷之辨思想本就是文化之別而非血統之別。

清末思想家王韜在他的《華夷辨》中說道：“

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繫於禮之有無也明矣。苟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苟無禮也，華則變為夷

。”唐朝一位進士陳黯寫了一篇文章叫《華心》，明確辨別道：“

華夷者，辨在乎心……有生於中洲，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於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

。”

同為唐朝人的程晏在他的文章《內夷檄》中也闡述了相同的觀點：“

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是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

”。值得注意的是，“檄”這個字是戰書的意思，古人在打仗前也會寫一篇討伐敵人的檄文作為正式的宣戰書，在這裡程晏將他的文章題目定為《

內夷檄

》，其深意不言自明。

每一個新生兒來到這個世間時都是純潔的，是後天的教養而非先天的血統在定義他究竟屬於華夏還是蠻夷。總而言之，古人闡釋華夷之辨的著作不勝列舉，但都是在尊我

華夏文化

為辨別的核心。

孔子說過：

“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

孔子認為，行禮作樂的本義並不在於這鐘鼓玉帛，而是透過這禮樂精神傳達出來的人文教化。我們的漢服復興事業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是僅僅為了復原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而已。

物質文化的復興僅僅是器物層面的繁榮，它是“術”而不是“道”、是“用”而不是“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2017年1月，漢界廣泛轉發了一部檔案，題為《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文中提到了多達幾十種傳統文化，服飾、民樂、舞蹈、書法、繪畫、戲曲、節氣、生肖、飲食、武術等等，這些都是“器物”層面文化的絕佳範例。

“漢服復興，始於衣冠、達於博遠”，這句口號如果還能夠被同袍們廣泛認可，就意味著漢服運動要復興的不僅僅是上述那幾十種傳統文化類別中的一類，漢服復興運動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器物層面附庸風雅、止步不前。風花雪月、才子佳人實數黃粱一夢；琴棋書畫、詩詞舞蹈不過視聽之娛。

僅僅停留在娛樂和觀賞層面的文化復古，不但背離了前輩們發起漢服復興運動的初衷、更無長久生命力可言。

由於篇幅較長，敬請關注下文！

作者：黎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