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為之志：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四為之志：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胡立根

四為之志，由宋代哲學家張載（字橫渠）提出。語出黃宗羲、黃百家父子編纂的《宋元學案》：“先生（張載）嘗語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任自重如此。”今人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教”。

一、 中國文人的政治熱情

上世紀法國文藝評論家朱利安·班達，寫過一本書叫《知識分子的背叛》。他認為現代知識分子背叛了古代傳統知識分子。為什麼呢？因為現代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熱情越來越高漲，其政治態度越來越具有情緒化的因素。他認為古代知識分子是這樣一群人，“其活動不是追求實際目的，而是從事藝術、學問及形而上學的思維”，主要從事的是知識與文化的創造、更新與傳播，其追求是超越現實的。

但朱利安·班達這純粹是從西方古代的情況來定義知識分子的。西方的古代知識分子也許的確是這樣，比如古希臘哲學家，他們崇尚純粹的知識，他們為知識而求知識，為真理而求真理，赫拉克利特說過：“我寧肯找到一個因果性的解釋，也不願獲得一個波斯王位。”

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則是另一番面貌。中國知識分子，從春秋戰國開始，就不是以純粹的學術為追求，而是甘當時代的弄潮兒，似乎有著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

這種政治熱情，始於春秋戰國。歷史上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說，意思是，孔子墨子，總是席子來不及坐暖，煙囪來不及燻黑，棲棲遑遑奔走於諸侯間。因為孔子總是駕著車，載著禮，奔走於諸侯間以求仕用。在儒家看來，“不仕無義”（子路），不做官，不合道義；“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孟子）；所以，“學而優則仕”（子夏）。於是他們的人生理想便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在封建國家權力結構中發揮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國君，替天行道，成為中國傳統士大夫最為理想和最為規範的自我角色認同。墨家本質上是中國最早的民間政治團體，他們摩頂放踵，日夜不休，興利除弊，造福大眾，甚至直接參與反侵略戰爭。法家更是熱衷政治，精研管理，他們是熱情的社會改革者，多是各國諸侯政務的實際參與者，著名的政治家如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都是法家。縱橫家以政治外交為其基本活動內容，縱橫捭闔，以布衣之身說諸侯，以三寸之舌退雄師，或一身而掛六國印，或片言得地六百里。唯有老莊似乎遠離政治，莊子將官位比作腐鼠，楚威王曾想請莊子輔佐朝政，莊子卻願“曳尾塗中”。但實際上，老莊是因為被黑暗的政治傷透了心，他們實際是人在江湖，心存魏闕，老子《道德經》談的多是治國用兵之道。

孟子曾自信豪邁地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屈原是“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

東漢末的著名“黨人”陳蕃豪氣地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範滂則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唐代書生不管有沒有真正的政治才能，總有澆不滅的政治熱情：書生李白，有詩才無干才，政治理想卻很狂傲，他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區宇大定，海縣清一”，於是他“遍幹諸侯”，以求仕進。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

孟浩然因無緣政治而傷感：“欲濟無舟楫， 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 徒有羨魚情。”

宋代知識分子更是如此。范仲淹對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元明清三代，政治動盪，但並沒有泯滅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有四句名言可以為證：一句是明末東林書院對聯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第二句是明代中晚期思想家呂坤的名言，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呻吟語·應務》）；第三句最有名，是麥孟華改寫顧炎武的名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第四句是著名畫家鄭板橋的詩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上舉名言，大多不是出自政治家，而是出自典型的文人，這些名句之所以成為名言，不僅僅因為它們反映了說話者的政治追求，更重要的是它們代表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心聲，所以才為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

歷史上也有一些看似政治熱情不高的知識分子，如歷史上大量的隱士以及魏晉時期的所謂名士。但這些名士、隱士，卻並沒有過多地去弄學術，而是消沉，而是瀟灑，而是放誕，而是追求所謂名士風流。政治熱情的反面，可以有兩條路。一條是學術，這一條路中國知識分子總是有些不屑，中國知識分子的清高不是表現在政治上，而是表現在對待純粹的知識與技術上。另一條是中國隱士、名士們的或消沉或放誕之路，他們寄情山水，詩酒自娛，或者故意狂怪。這條路本質上不是政治熱情的反面，恰恰是因為政治傷透了心，而採取的極端表現。

正因為中國士子有高度的政治熱情，所以其人生的基本理想便是政治理想，而不是學術理想，就是學優則仕，投身官場，為民請命，是修齊治平。中國知識分子有所謂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序，頗有意思，立德居首，立功居次，立言是不得已而為之，或者述而不作，其思想由弟子整理；或者著書而不留名，藏之名山。並不像古希臘學者那樣專注於著書立說，探尋真理。

如果僅從學術看，則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也主要是政治倫理學術。

作為知識分子，當然有做學問的興趣，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興趣集中在政治倫理，或者說，所有學術，都要附加政治功利性，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迷戀純粹的學術與智慧。中國人喜歡談道，抽象的說，“道”可以理解為“本質”“規律”等，似乎是一個純理論純知識的東西，但是在中國知識分子這裡，“道”實際上更多強調的是人倫之道，而非自然之道。文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文以載道”，所載實際是儒家之道，多為政治倫理的說教。如本書在分析“格物致知”時所說，格物致知，本來是可以走向“研究觀察外物而獲取知識”的純知識純學術方向的，但是，它卻長期徘徊在“格除心中汙物而呈現心中良知”的倫理層面，其理性求真之路，走得十分艱難。戰國時期具有純知識氣象的名家與墨家，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土壤。名家的“離堅白”“白馬非馬”，頗為後世文人所不齒；以邏輯著稱的墨家，終至於衰微。至於技術，則更為大多數文人所不齒，甚至視之為“奇技淫巧”，所謂“君子不器”；如果沉迷於純粹的知識研究，往往會被貶斥為“玩物尚志”。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以政治為軸心，而不是以知識為軸心。

二、 不懈追求的內在動因

中國知識分子何以如此鍾情於政治與倫理？應該是有原因的。

1。中國知識分子的起源，本身就有很強的政治依附性。

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在古代最早的叫法叫做“士”。“士”最先本指在田地裡勞作的農夫。到了西周時期，成為宗法制度中處於卿大夫與庶人之間的一個階層，卿大夫的兒子，嫡長子世襲為卿大夫，其餘則為士；士的兒子，嫡長子世襲為士，其餘叫做庶人。此時的“士”是負責具體事務的最低一級的貴族，或者說，他們是卿大夫與庶民的溝通者。西周時期，學在官府，文化壟斷在貴族手中。周室東遷，周王室式微，貴族地位逐漸下降，文化壟斷局面被突破，“學在四夷”，文化重心逐漸下移，平民中能力突出者也可以上升到“士”的階層，“士”不再與血緣相關，而成為知識技能人群的代稱，併成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這時的“士”，其中既有沒落貴族的子弟，也有平民乃至奴隸中的知識分子。

這其中尤當注意“儒”這一概念。“儒”最早是指專門負責某種禮儀的專職人員，大概屬於朝廷層面的就叫“司徒”，掌管全國的禮儀教化；一般社會層面的司儀，就叫做“儒”，在魯國一帶叫做“鄒魯縉紳先生”。作為司儀之類的職業，主要要背誦古訓，所以，後來逐漸演變成負責傳承西周文化、傳播“詩書禮樂”的一種職業。

於是，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上，實際上有三個稱呼，士、士大夫、儒生。士起源於負責具體事務的低階貴族，他們生活在社會實務的層面，本來就不具有形而上的性質，是一種形上形下的中介並略偏形下的層面。無論士還是儒，他們都不是知識的創造者、研究者，而是用知識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人群、尤其是服務於政治的人，是依附於政治現實的一群人。尤其儒，起於禮，既有其專業性，更有其政治依附性。至於士大夫之稱，強調了士的貴族性質，本身就有很強的政治意味。

2.中國社會的文治化特點。

中國歷史具有很強的文治化因素，中國歷史大致走的是文治路線。

從商代到西周，中國政治無疑是貴族政治，但是隨著周王室東遷，社會產生鉅變，舊貴族的地位不斷下降，平民地位開始上升，士階層逐漸擴大，知識階層逐漸擴大，中下層知識分子逐漸參與到政治中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爭鳴，不是為了為學術而學術的爭鳴，主要是政治主張的爭鳴，是治國路線的爭鳴，雖然各諸侯國，仍然是以貴族政治為主，但平民知識分子已經參與到了政治之中，孔子、蘇秦、張儀、商鞅等等，在各諸侯國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戰國甚至興起了一股“養士”的熱潮，諸侯與卿大夫紛紛養士，最著名的是戰國四公子，而孟嘗君田文更是號稱門客三千。“士”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

秦代，依然是貴族政治，但至漢代，社會逐漸平民化，士人化。錢穆先生曾說，“中國社會自春秋戰國以下，當稱為‘四民社會’。”所謂四民，就是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以士人為中心，以農民為底層，而商人只成旁枝。”“於農、工、商、兵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會與政治之領導中心”；“中國社會有士之一階層，掌握政治教育之領導中心。”（《國史新論》）漢代士子的傑出代表如陸賈、賈誼、東方朔、董仲舒、韓嬰、劉向等，已經進入到政治領導的核心。西漢末年，王莽掌權，奏請朝廷建立“辟雍”（相當於國立大學），興建千萬間廣廈，頒佈求賢令，只要精通六經之一，甚至只要藏有大篆文書，即可乘坐官方專車前來長安，住廣廈，吃美食，由此籠絡了大批知識分子。

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確立，門閥大族興起，中國歷史重回貴族時代，雖然當時形成了所謂計程車族集團，有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代表王謝士族，“馬”指司馬帝室。但這“士族”，實際上是累世居官的家族。此時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遭到打擊。於是知識分子們由清議而清談，由儒入道，由道入玄，他們鄙棄功名富貴，或蔑視禮法，放縱飲酒，率性怪誕，或寄情山水，隱逸山林。開始的清議，議的還是時政，後來便完全脫離時政了。晉朝的葛洪在《抱朴子·逸民》篇中，提出“士之所貴，立德立言”，將三不朽中的“立功”徹底拋棄。其實，此時的知識分子不是沒有政治熱情，實在是因為政治冷淡了少年心。像陶淵明，年少時還抱有“大濟蒼生”、建功立業的雄心，“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qiānhé，展翅高飛）思遠翥（zhǔ，飛翔）。”（《雜詩》其五）清龔自珍曾這樣評價：“陶潛恰似臥龍豪，千古潯陽松菊高，莫道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陶淵明兼具孔明與屈子關心時政又對現實憤鬱不平的思想感情。

隨著隋唐科舉制度的實施，大批知識分子終於能魚躍龍門，唐朝政治開始從世襲與半世襲的貴族精英政治向大眾知識精英的政治轉變。唐宋政治經歷了由重武輕文，到文武合一，再到文武分途，最後到重文輕武的過程。據歷史學家研究，公元七世紀控制中國的是高門大族，是貴族精英，公元十世紀、十一世紀為地方精英，唐朝便是其間的過渡形態。這便極大地激發了唐宋文人的政治熱情。

3.官本位的價值取向。

古代選拔人才，也只是選拔從政的人才，極少選拔專業技術或者學術人才。商朝的鄉舉，周朝的取士，戰國的選賢，漢文漢武和曹操的求賢，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乃至後來的科舉，都是選拔官員。於是知識分子人生價值實現的唯一標準，就是官位標準。中國古代有一種特殊建築，叫做牌坊，是專門用來表彰人物的建築，任何人只要能立牌坊，那便是莫大的榮耀，但中國的牌坊除了寺廟山門之類的牌坊，表彰性牌坊，只有兩類，一類是表彰忠孝節義的德行，所謂貞節牌坊即屬此類；一類是科舉牌坊和功勳德政牌坊，如狀元牌坊，以及朝廷為嘉許功臣而建的許許多多牌坊。可見中國衡量人的標準就是德行與官位。而德行難以有明確的標準，所以德行牌坊多是貞潔烈女牌坊，與知識分子沒有本質的聯絡，衡量知識分子價值的唯一標準就是官位。於是，知識分子要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與人生價值，唯有當官從政，而且一旦當官，名、利、權、勢便什麼都有了。不妨關注一下“士”與“仕”這兩個字，便能發現，士人活得像個人樣，便是“仕”了。所以古人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當官是士人的天職；“學而優則仕”，當官是知識分子的終極追求。古代知識分子，只有三條路，一條是當官從政；當不了官，退而求其次，是幕僚，是門客，是師爺，這是依附於政治。如果這兩條路都走不通，那就只能開館授徒，當私塾先生。而這是知識分子們極不願意的，所謂家有一斗糧，不當孩子王。中國文人是無法以學術為生的。所以政治幾乎成為了中國文人實現自己“生存、生活、價值實現”各個層次的理想的唯一途徑。北宋汪洙有著名的《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其實衡量人才成功的標準至少可以有三個方面：權位、財富、學術技藝。在中國，權位似乎是唯一標準，即使萬貫家財，也要捐個員外郎當當。而學術技藝從來不是標準。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們，除非如歐陽修之類官居高位，否則，他們即使創造了再多的精神財富、發現了再多的知識真理，也不會意識到自己巨大的歷史價值。所以， 即使文辭詩賦、書畫學問皆臻化境的蘇東坡，他所歆羨的是建功立業的三國周郎。其實，就歷史價值而言，周郎與東坡豈可同日而語？

4。儒家思想的影響。

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一直獨居中華文化的正宗，對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一種長期的薰陶。儒家為知識分子設計的人生之路就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處世準則是 “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

正是這多種因素，促成了中國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結。

三、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

中國政治走到宋朝，完全變成了一種文人政治。中國歷史的十至十三世紀的三百多年，完全是文人的舞臺。

1.文人官僚完全取代了貴族世襲官僚。

宋太祖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之後，完全開啟了文人政治。宋代完全是科舉文人掌權的時代。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有宋一朝，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 大都由文士組成。例如，宋仁宗在位41年，23名宰相有 22名進士出身；65名參知政事、樞密院正副使等高官， 55人進士出身。整個北宋71名宰相，只有3名不是科舉出身。有不少著名政治人物都是寒門及第，如范仲淹、歐陽修、陳亮。宋代將中國古代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極致， 以致宋代文人十分霸氣，宋神宗之時，名臣文彥博提出“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從漢代出現的、延續了一千餘年的 “皇權—士大夫”政治形態，至此最終確立起來了。

2.宋代文人備受優待

有四件事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備受優待。

一是進士錄取量擴大。宋代每屆錄取進士三五百名不等，是唐代錄取數量的十倍以上，這大大擴大了知識分子的晉升之路。

二是進士待遇優厚。宋代進士錄取之後，往往視不同等第賜予官職，並賜予20萬錢（約200貫，約6萬元人民幣）的車馬費，約以500名進士計算，每屆進士的車馬費就達3000萬。

三是知識分子晉升快。例如晏殊，14歲參加科舉，被賜予同進士出身，42歲任副宰相，52歲任宰相；呂蒙正，32歲中狀元，十年左右就升到了宰相；寇準19歲中進士，不到30歲就當上了副宰相；王安石，21歲中進士，48歲任副宰相，49歲任宰相主持變法；陸秀夫，24歲中進士，41歲任宰相。

四是有“免死金牌”。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曾在祖廟的石碑上刻下神秘的遺言，碑上蒙著輕紗，外人包括宰相都不許觀看，但歷任皇帝即位，必須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陪同前去默讀遺言。後來金朝滅北宋、佔領皇宮時，才發現這份遺言，涉及兩點，其中一點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並立下重誓：“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以宋代知識分子也敢於抗爭，敢於言事。據說寇準還沒做宰相時，與宋太宗討論政事，意見不合，起了爭執，皇帝很生氣，卻又不便發作，只好藉故暫離現場，可是寇準卻不依不饒，硬是直接拉住皇帝龍袍，強迫皇帝迴歸座位，事情沒完，不讓皇帝走。皇帝氣惱不得，只得老老實實重新商量政事。事後，皇帝還表揚了寇準。

王安石給宋神宗講課，不僅堅持自己坐著給皇帝講課，還堅持要皇帝站著聽課，皇帝也只得答應。

可見宋代統治者對文人的器重、敬重與優待。

3.宋代文化的全面自覺

宋朝倡導文教，重視文化整理，廣開科舉，書院、私學大量出現，形成了空前的文化繁榮景象。

在《格物致知》一章，我們曾分析宋代文化矗立的五座高峰，一是文學的高峰，詩詞文賦，南戲、話本，全面豐收。二是政治上迎來了一個改革的時代，先是范仲淹等主導的慶曆新政，接著有王安石的改革。三是史學上產生了偉大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四是哲學思辨的高峰。產生了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象山等一大批哲學鉅子，產生了影響深遠的理學、心學。五是科技的高峰。中國科技在宋代進入到史無前例的嶄新時代，宋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當時幾乎達到了世界科學中心的高度。尤其是後面兩座高峰，中國文化的哲學思考一直貧弱，科技長期沉寂，到宋代卻出現了井噴。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全面崛起的時代，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大有作為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知識分子砥礪德行，尊崇氣節，研究學術、開宗立派，參與政治、建功立業，產生了偉大的文化自信和莊嚴而神聖的政治、文化、歷史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這樣，便有了張載的“四為之志”。

四、傳統士子的使命意識

張載，北宋學者，人稱“橫渠先生”。在《民胞物與》一章中，我們提到，張載從小天資穎悟，才華橫溢，品格超常，喜談兵事，渴望建功立業，很受范仲淹器重，後來他得范仲淹指點，潛心學術，精研儒學，遍讀儒釋道典籍，融會貫通，建立了自己龐大的思想體系，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思想家。

張載提出了廣為傳誦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自南宋以來一直流傳。文天祥在科舉考試的殿試對策卷中曾這樣引用橫渠四句：“聖人出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並以此立意，被欽點為狀元。今人馮友蘭先生將其拈出，稱之為“橫渠四句”。

這四句話，後兩句比較好理解，前兩句尤其是第一句，理解起來有難度，也有分歧。

“為天地立心”，最初人們的解釋是在天底下確立仁者之心，聖人之心，這是拘泥於儒家和理學的解釋，而且什麼是“聖人之心”，也不好理解。

句中的“天地之心”，源於《周易·復卦·彖傳》：“‘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天行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的意思是，從《復卦》可以看出天道的用心。張載的“為天地立心”，就是見天地之心，就是尋找天道執行之心，也就是天地自然乃至社會的執行規律，或者準則，使人心合於天心，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為天下立下天人合一之道，要天人合一，則需先知天道，是人合於天道。天地之心，在道家是道，在儒家也是道，道家是自然之道，儒家是人世之道。天地無口不能言，作為知識分子，要代天地立言。這是知識分子的創造使命。所以，馮友蘭說，“為天地立心”是指文化創造。

為生民立命，傳統的解釋是透過修身，使自己的生命個體能夠安身立命，即孟子的修身立命。這個理解可能偏狹了，說“安身立命”是對的，但是誰安身立命？應該是“民”，是大眾，為生民立命，應該是為大眾尋找安身立命之所，這個安身立命之所，就是精神的家園，所以，作為知識分子，不僅要能獨善其身，更應自覺承擔起為普羅大眾尋找並確立精神家園、安頓其靈魂的歷史使命，要自覺為民眾提供精神營養，確立人生信仰和行為準則，不斷修正其人生觀、價值觀，引導其構建真善美的心靈世界，即所謂正三觀。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至於為往聖繼絕學，這是指文化的傳承與發揚，這是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為萬世開太平，這是知識分子的政治使命。從孔子開始，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政治境界。

四為之志，這氣象，這氣魄，這胸襟，也只有宋代才能產生。

張載四為之志的價值在哪裡？這要將其與中國歷史上的立志名言做些比較。

中國歷史上，關於人生抱負有許多名言，我們不妨先做些梳理。

如果按照時間順序，最先提出的是“三不朽”：

公元前549年（魯襄公二十四年），魯國的叔孫豹與晉國的範宣子曾就何為“死而不朽”展開討論，範宣子認為他的祖先從虞、夏、商、周以來世代為貴族，家世顯赫，香火不絕，這就是“不朽”。叔孫豹則不以為然，他認為範宣子說的這種家世顯赫，香火不絕，只是世代享有俸祿而已，不能叫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指道德品行為世人垂範，文治武功能澤被蒼生，真知灼見可傳於後世。

緊接著，是孔子提出了“君子之道”。《論語》一書，主要是在闡述君子精神。君子精神，實際上是周時代的貴族精神。君子意志堅強、品德高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懷德，成人之美，和而不同，泰而不驕，胸懷坦蕩，不憂不懼，問心無愧。君子勤學好問、見賢思齊、博學多能。君子儀表堂堂，文質彬彬。君子勇於擔當，任重道遠。

接著，公元前三世紀，莊子提出了“內聖外王”之說，並認為是當時各個學派研究的共同內容，後來演變為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指內具有聖人的才德，對外施行王道，即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兩者的結合。

與“內聖外王”幾乎同時，由孟子提出了“獨善兼濟”。《孟子·盡心上》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說的是知識分子如果運途通達，能有幸參與政治，就應以蒼生為念，為民謀福祉；如果時運不濟，沒有機會一展宏圖，也應退而修身，潔身自好。

也可能是在孟子這個時代，《大學》提出了“修齊治平”：“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將人生目標由小到大設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齊家”，即治理好家庭、領地；第二層次是“治國”，治理好諸侯國；第三層次，就是“明明德於天下”也即“平天下”。而三者又都必須以“修身”即自我修養為前提。

到北宋的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要求知識分子以民為同胞，以萬物為同類。基於孟子的“親親仁民愛物”，又超越孟子思想，進入到平等博愛的人生理想層次。

到明清易代，民族危亡，顧炎武等知識分子，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救亡圖存，建設家國，是每一個人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與此同時，還有“經世致用”等。

這八種說法，“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在強調一個公民的基本責任；“民胞物與”，強調的是人生態度；“經世致用”是指治學的價值取向；“君子之風”，強調的是人格的正規化與要求，而且含義是籠統模糊的。嚴格地說，這四者都不能進入到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的層面。剩下的四個，“內聖外王”、“獨善兼濟”“修齊治平”三個意思差不多，可以歸為一類，都是在說“內聖”與“外王”兩個方面：“修齊治平”是內聖外王的階梯與層級，“修”是 內聖，“齊治平”是外王；“獨善兼濟”是內聖外王前提下的窮通守則，窮時偏內聖，達時要“外王”。這三者指的都是知識分子的修身與治國，缺少知識分子的“知識”因素。

比較而言，“三不朽”最具有知識的價值。最先提出的“三不朽”，涉及知識分子“倫理、政治、學術”的三重理想，學術的因素雖在後，但畢竟有，守住了知識分子的根本。而隨後的獨善兼濟、修齊治平，只指向了倫理與政治，丟卻了知識分子的學術的根本，甚至可以說，其他的四個關涉理想的概念“君子之風、民胞物與、匹夫之責、經世致用”，也都是“內聖外王”的不同版本而已。這充分反映了自儒家始，中國知識分子濃厚的政治倫理情結和對學術的輕視。

于右任手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的“四為之志”則不同，它不僅迴歸到春秋前期的“三不朽”，而且又遠遠高於“三不朽”。

其一，其出發點高。三不朽的立足點在於個體生命的“不朽”，是從個體生命出發，是從小我立意，目的在“我”。“四為之志”，則是從社會、人類、歷史的角度出發，是從大我立意，目的在“天地、生民、文化、歷史”。

其二，維度更全面。“四為之志”從四個維度確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這四個維度就是，知識的創造維度，精神的引領維度，文化的傳承維度，政治的實踐維度。這中間，尤其增加了“精神引領維度”，與“三不朽”的立德、“獨善其身”的樹榜樣比，“四為之志”更有其幫助民眾尋找精神家園，確立人生信仰，安頓個體靈魂的價值。

其三，三不朽並非純粹的知識分子的理想與使命，立德、立功，都可以不是知識分子。 而“四為之志”，則基本上是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精神引領、文化傳承，非知識分子莫屬。

其四，也是最重要之點，那就是“四為之志”強調了知識分子的根本。與“三不朽”比較，它不僅重提學術，並將其作為首位與前提，回覆知識分子的本來的面目。四者的順序很有講究，為天地立心是知識分子的最大的和最根本的價值，也是後面“三為”的前提和基礎，“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是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為萬世開太平”是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也就是說，在張載看來，理性的求真，知識的創造，思想的啟蒙和文化的傳承，才是知識分子的最基本的責任，作為知識分子，理性求真、知識創造才是其命脈所在。但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角色定位上往往是近期政治功利向度的單向認同，忽視了非功利的學術向度。中國知識分子歷來追求的是構建兩個世界，即人類真善美的心靈世界和真善美的社會秩序，缺少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對知識的痴迷精神不夠，學術獨立的因素始終不濃，最終導致學術成為了政治的附庸。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也有重視知識的一面的話，那麼我們重視的是知識傳承，而不是創造，這就是我們文化的“經學傳統”。所以，中華民族在文明之初，給人類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有許許多多領先世界的創造發明，可是隨著歷史的發展，我們死守著經學傳統，只是“為往聖繼絕學”，這恐怕是導致李約瑟之問的根本原因。其實知識分子最應該重視的是科學求真、構建純粹的知識的世界，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忽視甚至鄙棄的。這恐怕也是導致長期誤讀張載“為天地立心”的重要原因。

張載所處的時代，是知識分子自我意識全面覺醒的時代，有宋一代，不僅是知識分子全面參政的時代，更是知識分子重建中國學術的時代，從哲學到史學到科技，都重新構建了龐大的知識體系，宋代，是知識創造的黃金時代，是學術構建的黃金時代。這是張載確立知識分子的角色意識的時代原因，而張載自身龐大的思想體系的構建，則是他知識分子自我意識覺醒的結果。

附錄、名言成語積累

1。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春秋·叔孫豹）

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春秋·孔子）

3。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戰國·孟子）

4。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戰國·屈原）

5。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東漢·陳蕃）

6。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唐·杜甫）

7。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宋·范仲淹）

8。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張載）

9。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清·鄭板橋）

10。陶潛恰似臥龍豪，千古潯陽松菊高，莫道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清·龔自珍）

11。成語：

心馳魏闕：指臣民心在朝廷，關心國事。

創業垂統：創立功業，傳給後代子孫。

立人達人：指幫助人建立功業，提高地位。

任重道遠：責任重大，要經歷長期的奮鬥。

蹈厲之志：本形容舞蹈的動作威武有力。比喻奮發向上的志向。

安身立命：指生活有著落，精神有所寄託。

（原文見《中國智慧》叢書之《寫給中學生的18堂國學修身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