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莉散文：那些需要票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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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了好幾次家，家用的東西不管是大件或小件，被扔掉或送人的東西可以說是無法計算了。如果從自己結婚成家立業那天算起，屬於自己的東西至今還儲存著的除了書信，應該沒其他的了。然而，夾在筆記本里的幾張泛了黃的小小的全國糧票，我卻一直捨不得丟棄。儘管這東西早已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可每當看到它，就會使我回想起那個“票證年代”。小小的票證，記錄了時代的生活滄桑，也是艱難歲月灰暗的見證。

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沒有票證就意味著沒有生活的保障。而城市居民之所以比農民處於優勢地位，也就是因為擁有了這些小小的票證。小時候，特別是在農村，糧票就是稀罕物，因為那是城裡人的專利。記得在讀小學時，有一次學校到中山公園春遊，看到饅頭店裡的饅頭，饞得直流口水。雖然口袋裡有母親給的幾毛零錢，但沒有糧票就不給買。那時麵包、饅頭等糕點還有餛飩麵條什麼的都要附收一兩或半兩的糧票，沒有糧票就別想買到吃的。身邊帶著小小的糧票，心裡就踏實，感覺比帶著錢還踏實。糧票又分本地和全國的。如果要到外地出差，必須去買全國糧票，否則寸步難行。

十九世紀60年代初（那時我還很小，是後來從年長者那裡瞭解到的），手錶、腳踏車、縫紉機等工業品成為居民嚮往的“三大件”，這些東西都要憑票證購買。於是，擁有這些票證的人就特別“吃香”。我在讀師範時已經是高考恢復後的七十年代末了，手上戴的那隻30元錢買的“鐘山”（不知道對不對，都忘了。）牌手錶，就是母親好不容易從一位親戚那裡弄到計劃票證買的。

考上師範學校，把原來的農村戶口變成了城市居民戶口，終於可以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了！那份欣喜和自豪不可言狀：感覺自己好像一下子高大起來了，再也不必受那些自以為是的城市戶口人的鄙視了。

學校發給我們每人每月的十八斤糧票，我非常珍惜地省吃儉用，把多餘出來的糧票留給家裡人使用，兩年積累下來也不少，足夠讓家裡購買需要糧票的食品之類的東西了。

畢業之後，領取了結婚證落實了城市戶口。每到年底，居委會就會有人上門憑我們的戶口本給我們發各種各樣的票證。有糧票、油票、肉票、糖票、煤球票、香菸票、商品票（這種票是按數字代號而購買指定的東西如魚、桂圓、紅棗、粉絲、黃酒、豆腐製品等生活緊俏品的）等，票證分別以各種顏色和數碼代表各自的作用，一家人合起來都有一大把呢。

這些票證發到手後，我們就按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不過，雖是憑票購買，大家還得經常排隊的。特別是有些東西市場上缺貨，一到貨，大家就爭先恐後地購買，排起長龍是常有的事。最忙碌的是過年時買糯米、鰻魚、年糕等東西，大家都趕在那幾天，有時就不得不起大早頂著寒風排上幾個小時的隊了。最氣人的是，有時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在佇列中向前靠近時，東西卻被賣光了，你只能悻悻地打道回府改日再來。

這些票證原本僅僅是“計劃”票證，可是由於沒有票證就買不到這些東西或者價格要高出許多，於是出現了一群專門上門收購票證的小販。他們從賣家買進，再轉手賣給要買的人，從中賺到一些利潤，據說收入還不錯呢。那時，大街小巷每天從早到晚都能聽到“糧票油票香菸票煤球票酒票賣否？”的叫買聲。有些人家人口多，票據多自己用不了的，或者不抽菸的煙票就多餘出來了，賣出些也是一份收入。這些交易一般都在家門口的討價還價中進行。

不知不覺的，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也變得越來越豐富，市場的繁榮迫使那些曾經“紅極多年”的票證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後來由於許多東西隨時都可以購買，再也不需要票證供應了，抽屜裡遺留下來的各種各樣的票證都被送進了垃圾桶，唯有這幾張全國糧票因為藏在一個筆記本的塑膠夾裡，才被保持了下來。由於糧票給我的記憶太深刻太有感觸了，所以我就捨不得遺棄，一直儲存到現在而且我還想一直儲存下去——-它會使我記住當年生活的窘迫，從而更加珍惜如今美好幸福的生活。當然，小小票證也是共和國的歷史見證，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

票證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的日子是越來越過得富足、舒適。然而，翻身不能忘本，富裕也不能隨意浪費與奢侈，那是我們的治國、持家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