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島千古之謎：“雷州換鼓探究”連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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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換鼓”文獻記錄考證

為了更好地理清古代文人筆下對“雷州換鼓”的理解，現按照文獻記錄的時間順序，逐條分析史料中關於“雷州換鼓”和“雷州布鼓”的相關記錄：

1。南宋•石正倫《郯溪石正倫埋藏記》

石正倫，生卒年不詳。南宋詩人。紹定六年（1233），其父知廣德軍，正倫侍其父也居於廣德。這篇《郯溪石正倫埋藏記》最早收錄在成書於南宋嘉熙三年（1239）的《祠山事要指掌集》中，後又被明朝濮陽春的《祠山志》收錄。《郯溪石正倫埋藏記》主要講的是“廣德埋藏”，“雷州上鼓”只在篇首提了一句，相關文字如下：

正倫外大父，姑孰陳公好奇事，手疏成編。以雷州上鼓、廣德瘞祭為天下第一。每歲瘞藏，既涓吉日，乃立旗卜地於獻殿之廷，或於廟東門樓內、碑亭之左右，穿治方深各五尺。是日也，烹太牢，潔粢豐盛，嘉慄旨酒，列位三百六十具祭器，髹制瓷缶，何啻千數。其夕，邑宰監其事。既竣，悉力士舁幾，凡飲食器皿動用，就坎而瘞之焉，不遺毫末。一啜之飲、一臠之肉、一箸之器，無敢竊取者。瘞已，幕以太牢之皮，覆箔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其羸或加縮於初。今觀廷下之地，與夫廟東門樓左右之地廣各不踰十丈。姑以耆舊所見，一甲子之年，一年之內瘞者或一或再，至於三四，雖倍徒其地十之百之而不足及，夫越一年，越二三年，卜地有得於已穴之處者，即之空空，然無所有，計所給坎千之而有餘，借日牲羞熟物易敗也，器出析木亦易敗也，舜陶殷髀者豈反其真若是之速耶？正倫周行堂陛，顧瞻威嚴，視廷下如龜灼者偏為書，以告後之君子［1］。

文中的“廣德瘞祭”，“瘞”是“埋藏”之意，即是“廣德祠山埋藏”，也就是常說的“廣德埋藏”。在古人的文獻中，“廣德埋藏”指的是一種神奇的祭祀活動：傳說祭祀時，把作為祭品的牛殺死後，和器皿一同埋入庭院中，第二天發現牛和隨葬器皿全部消失不見。這篇《郯溪石正倫埋藏記》中的“廣德瘞祭”指的也是一種祭祀活動，全篇文章主要是講祭祀活動的具體過程。“雷州上鼓”只在開篇提及，後文沒有再描述。

按照本文的說法，“廣德埋藏”並非現代人所說的廣德太極洞之自然景觀。“雷州上鼓”和“廣德埋藏”同為“天下第一”。這說明馮夢龍認為“雷州換鼓”和“廣德埋藏”可以並列、同稱為“天下四絕”的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本文雖然沒有正面描寫“雷州上鼓”，但透過本文認為“廣德埋藏”是一種祭祀活動的觀點，可以推測，作者認為“雷州上鼓”也是和“廣德埋藏”類似的祭祀活動。

2、明•周琦《東溪日談錄》

周琦，生卒年不詳，字廷璽，別號東溪，柳州府馬平縣（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柳北區）人，明代學者，被稱為“柳州八賢”之一（永瑢《四庫全書總目》：“琦，字廷璽，馬平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員外郎。琦之學出於薛瑄。”［2］ ）。《東溪日談錄》是周琦講述其儒學思想的學術著作（永瑢《四庫全書總目》：“琦為人以端直謹厚，見重鄉里，其書亦一本濂、洛之說。不失醇正。蓋河東之學雖或失之拘謹，而篤實近理，故數傳之後，尚能恪守師說，不至放言無忌也。”［3］ ）。

《東溪日談錄》的成書時間為明弘治八年（1495年）。記錄“雷州布鼓”的是《闢異談》一篇。《闢異談》列舉了一些作者覺得荒謬的觀點並加以批駁。

《闢異談》一篇的前半部分是這樣的：

世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按《三五曆紀》曰：“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乃為三皇。”以愚觀之，開闢之初未有文字，孰從而記之邪？其說與煉石補天、斷鰲立極、聚蘆止水者同荒唐也！何足憑哉？

兩間之物，日月、風雨、雷電、晝夜、山嶽、江海、淮瀆、草木，皆陰陽之氣執行披拂，激薄晦明，流峙發榮，如此固非物於物者也。《歷年紀》謂盤古之生而噓以為風雨，吹以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死而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左手為東嶽，右手為西嶽，腹為中嶽，首為南嶽，足為北嶽，骨節為山林，腸為江海，血為淮瀆，毛髮為草木者，皆《歷年紀》之謬也。世人之說凡類此者，當斥之，不可以亂吾道也。世謂雷為有形之鬼神雷氣也，豈有形邪？按《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雷之為物乃陽氣自下奮上者也。羲、文、周、孔皆本是以作《易》矣，未嘗謂為有形之鬼神也。是故，雷之震驚者，氣激薄也，遺屑者，氣隕墜也，雷氣也，非形也。謂有形者，巫氏愚人以禍福祭祀也，與雷州布鼓同荒唐也［4］。

和“雷州布鼓”相關的一段，是在批駁“世謂雷為有形之鬼神”的觀點。“謂有形者，巫氏愚人以禍福祭祀也，與雷州布鼓同荒唐也。”作者周琦認為雷沒有具體的形態，那些把雷當成有形之物，甚至當成神靈祭拜的行為，是祈福祭祀的巫師用來騙人的，這事和“雷州布鼓”是一樣荒唐的。

雖然周琦沒有正面說“雷州布鼓”是什麼，但從上下文可以推測，當時社會流傳的“雷州布鼓”是祭祀雷神之類的宗教活動，周琦本人認為這種活動是荒唐的。

3、明•黃佐《廣東通志》

黃佐（1490—1566年）。字才伯，號希齋，晚號泰泉。嶺南著名學者，學者稱泰泉先生。廣東香山縣（今中山）人，明代文學家（永瑢《四庫全書總目》：“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餘卷，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底。”）祖籍江西人，明初定居廣東香山，書香世家。明正德五年（1510年）中解元，嘉靖元年（1522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黃佐主纂的《廣東通志》對研究廣東地區變革、社會經濟與嶺南文化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

《廣東通志》成書時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歷時三載，成書70卷。記錄“雷州布鼓”是《廣東通志》第五十四卷《列傳•人物•陳文玉傳》（1388頁）一篇，文章先是敘說陳文玉誕生事蹟，後黃佐引用宋人紀輔的文字帶出“雷州布鼓”。全文如下：

陳文玉，雷州海康人，生而靈異，叱聲震庭，世傳其家出獵，得巨卵，異之，歸置諸庭中，忽一日，雷震乃拆，得一男子焉，即文玉也。

吳廷舉曰：“夫玄鳥生殷，大人跡生周，則人固有異生者矣，然皆造形於人，未嘗離簡狄、姜嫄而生也。雷卵之說，其果可信也哉？”

長而涉獵書傳，有權智，被薦闢，以秀才中第，士為本州島刺史。詳善吏事，懷和附眾，洞落夷酋，相繼而至。巡訪境內，蘇民疾苦，梁武帝降璽書褒賞。為人吐音洪響。既卒後，如聞其詢諾之聲。鄉人以文玉生有善政，沒有靈異，立廟祀之。

據雷州府志修，舊志雲：州民有陳姓者，畜犬，犬有九耳，每獵視其耳動，獲相如數。一日，九耳皆動，牲獵得一巨卵，攜歸置庭中，為雷霹震而開，生一子，左右手有文曰：雷州，俗呼為：雷種。陳氏後舉秀才登第，果為本州刺史，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佑（1275）中，更名‘威化’雲。

宋人紀輔辯雲：“予少時聞雷州布鼓之說，心已疑之，後觀他書言雷神如彘，冬月伏於地，雷州人取食之，益疑焉。近拜官徐聞，蓋雷州之支邑，始至，即求其所以名州者。或告雷種之事，雲郡有廟以祀雷師之神，即其故也。予聞而愈疑。及得郡志，考其建置沿革之由，雲城南十里許有擎雷水，州因以名。於是疑始釋，而知前雲者皆妄矣。［5］”

先看黃佐記錄“宋人紀輔”，紀輔是誰呢？據清代郝玉麟的《廣東通志》第四十一卷《名宦四》記載：“紀輔，閩縣人，任徐聞縣教諭，博洽經史，志在辟邪崇正，所著有《郡名辨》及《雷陽》《徐陽》三集。” 閩縣是中國舊縣名，福州十邑之一，現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區東部和閩侯縣東南部地區。這段記錄“雷州布鼓”是黃佐引用紀輔的文字，沒有史料記載紀輔的生卒時間，僅知道他在徐聞縣任教諭。宋代在京師設立的小學和武學中始置教諭。元 、明 、清三朝，縣學亦置教諭，如果按此推測，紀輔應為明代嘉靖初年教諭，黃佐的記錄“宋人”可能有誤。“雷州布鼓”雖沒明確給出註解，但紀輔似乎知道此事，整段文字來看，他對“雷州”命名原由更感興趣，並對“雷種”給出辯考的態度。

“雷州布鼓”的記錄者是來自在雷州任職的官員紀輔，他的記錄充分說明“雷州布鼓”流傳甚廣，“予少時聞”小時候就聽說過。“雷州布鼓”的真正含義？紀輔說“少時聽聞，心有存疑”，後來觀看他書言“雷神如彘”，雷州人挖出來吃，這就更不可信了。他沒有說明“雷州布鼓”究竟是什麼，我們通過後來在嶺南任職的宋起鳳等人的記錄可知，紀輔所知道的跟宋起鳳們所說的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他們都是第一手資料的聆聽者。“心已疑之”是年少時帶著疑問，到達雷州任職之後，他還沒有親眼目視難以給出答案。“雷州布鼓“有可能被紀輔寫進他的著作之中，只可惜至今沒有找到他的三部著作。那紀輔的文章又是如何傳到黃佐的手中的呢？這些我們都無從考證，令人遺憾。

4、明•田藝蘅《留青日札》

田藝蘅，（1524～？）。字子藝，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學家（永瑢《四庫全書總目》：“藝蘅，字子藝，錢塘人，以歲貢生，官休寧縣學訓。”［6］ ）。《留青日札》是一本類似《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的野史筆記小說，是田藝蘅最重要的代表作，記錄了其多年來的見聞、逸事（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欲仿《容齋隨筆》《夢溪筆談》，而所學不足以逮之，故蕪雜特甚。”［7］ ）。

《留青日札》成書時間為明隆慶六年（1572年）。記錄“雷州布鼓”的是書中的《布鼓》一篇。《布鼓》的前後幾篇文章，記錄的都是和音樂有關的逸聞，分別為：《弦柱》《靈鼓雷鼓》《腰鼓、舞鼓》《三棒鼓》《缶》《箜篌》《布鼓》《銅鼓》。

從章節安排上來看，田藝蘅是把“布鼓”當成一種樂器了。但是細看內文，並非如此。《布鼓》全文如下：

今雷州布鼓之說，《漢書•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為鼓也。相傳越城門號雷門，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或曰會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鶴飛入鼓。今雷州，因擊雷山水得名。海康銅鼓村，雷震而水出也。英榜山有雷師廟，又名英靈岡，雲雷出於此。又傳鄉人嘗造雷鼓、雷車於廟中，有以魚肉進者，立為霆震，有記雲：陳天建初（誤，應為：太建），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大尺餘。一日震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名文玉，鄉俗呼曰雷種。後為本州刺史，歿而祀之，封顯震王，又名威化。志以為雷聲近在言語之間，故名，非也。《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搜神記》曰：楊道和，夏于田中，以鋤格雷神之肱，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壯如六畜，頭似獼猴。豈雷神之形如是邪？其說不經。今以四月二十四日為雷神生日，孰知之也？［8］

先看前幾句，田藝蘅對“布鼓”的解釋來自於班固《漢書•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一句。顏師古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9］

王尊是西漢時一位剛正不阿的大臣，東平王不遵法紀，王尊面對東平王的挑釁，迴應說：“不要拿著布鼓過雷門！”顏師古解釋這句話說：“雷門是會稽的城門，有一面大鼓，擊鼓的聲音可以傳到洛陽。布鼓是布做的鼓，敲起來沒有聲音。”拿著布鼓經過雷門，這就相當於班門弄斧，王尊用這句話來嘲笑對方不要妄自尊大。田藝蘅《布鼓》的第一句話，引用的即是這個典故。

後面“或曰會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鶴飛入鼓”，應當出自於隋朝杜公瞻《編珠》的“鳳簫鶴鼓”條：“《地理志》曰：稽雷門鼓有白鶴飛入，於是鼓聲聞於洛陽，人或破之，鶴遂飛去。”［10］進一步解釋了會稽雷門的鼓為什麼會那麼響：是因為有白鶴飛入。

綜上可以看出，田藝蘅似乎認為“布鼓”就是“布做的鼓”，也就是“不響的鼓”。接下來，田藝蘅又提到會稽雷門的鼓為什麼會那麼響的傳說。然後，又開始談論雷州本地關於雷的各種神話傳說：“陳文玉”“雷彘”和“楊道和”都是在雷州地區流傳已廣的神話傳說，均有一定的荒誕成分。田藝蘅本人也批評說“其說不經”。

縱覽全篇，田藝蘅開始認為“布鼓”典出“布鼓雷門”，隨後筆鋒一轉，開始大談雷州以雷擊聞名，以及雷州的雷神崇拜習俗。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一直都沒有再提到“布鼓”的說法。《布鼓》和前後幾篇文章的風格相同，是一篇介紹典故逸事的散文，羅列了作者關於“布鼓”的各種知識。在《布鼓》中，田藝蘅也是把自己關於“布鼓”的知識都羅列了出來。他似乎認為，“雷州布鼓”應該和雷州地區的雷神祭祀以及關於雷的神話傳說有關。

5、明•王同軌《耳談類增》

王同軌，生卒年不詳。字行父，湖北黃岡人，明代小說家、詩人，曾任江寧縣知縣（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同軌，字行父，黃岡人，由貢生官江寧縣知縣。［11］ ”）。

《耳談類增》是一本記錄奇聞異事的筆記小說集，成書於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記錄“雷州布鼓”的是《外紀逆報篇•雷擊逆子》一篇。講述一個不孝之子被雷劈死的逸事，全文如下：

吳寧伯謂：其邑孝豐，丙申六月四日，木匠陳美子為雷擊死。有道人云：“凡雷擊死者，以箒掃其背，當見雷書。”因從之。果見朱字三行：一世賣熟鴨，二世僧採生，三世罵父母。鮑二守仲直又謂，其鄉有惡子，疑母匿金私其弟，引至大樹下，且毆之。母老呼神。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複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者苦之。聚數十人，舉火併樹焚訖。世常謂：雷州布鼓、廣德埋藏、登州鬼市、豐都地獄。若皆不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奮威誅殺，震驚百里，昭然於世。雖則神曹，實為天使［12］。

這是一篇講述因果報應的迷信故事。王同軌認為，不孝之子應該受到雷劈的報應。所以在文章的最後王同軌評論說：“世常謂：雷州布鼓、廣德埋藏、登州鬼市、豐都地獄。若皆不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奮威誅殺，震驚百里，昭然於世。雖則神曹，實為天使。”

王同軌似乎把“雷州布鼓”“廣德埋藏”“登州鬼市”和“豐都地獄”這四個現象都當成了因果報應之類的神話傳說。他認為後三個傳說都太虛幻了，只有“雷州布鼓”是最真實的。這個“雷州布鼓”是什麼報應呢？就是“雷擊逆子”，上天打雷劈死了不孝的兒子。王同軌認為，“雷州布鼓”是上天打雷，劈死惡人的因果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