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瓞：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手稿辨偽

最近，筆者見到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以下簡稱“兩本”）書稿八頁，是稿書於紫藍色半頁明十一行，版式雙框書口單魚尾連史紙箋，全稿共八頁，未裝訂，在末頁用回型針別有墨書（毛筆）“中華書局。胡適手稿，原作（北大）”（圖一）。之外還鈐有“055”編碼標籤一紙（圖一）。鑑辨所見是稿的箋紙、標籤（紙質），應俱系舊物無疑，而書於舊箋上的墨跡頗難判斷其書寫年代。再以標籤中的內容可知，該胡適手稿應該是作者時任職“北大”，即北京大學期間所作。那麼，這件手稿識真辨偽到底如何呢？在此把考得的事實依據分述如下。

▲ 圖一 中華書局《胡適手稿》標籤書影

有關胡適與《水經注》版本研究

當代學術界對胡適的學術成就，特別是他後半生幾乎傾全力研究的《水經注》成果，議論頗多。有不少學者撰文著說，如陳侃章在《關於胡適〈水經注〉研究的對話》中認為胡適“用了將近二十年的功夫，對於所謂，‘戴震偷趙一清，趙戴皆偷全祖望之說’進行了全面的考證；胡適對《水經注》的研究，其發軔當在二十年代之初，但全力以赴投入，大概如他自己所說是一九四三年，自此直至一九六二年他去世。其研究成果全部反映在臺灣一九六六年開始發行的《胡適手稿》上，共十集，但後四集與《水經注》無關。前六集分上中下三冊，共十八冊。這十八冊內容當然是十分浩瀚的，然概括地說，主要是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趙戴《水經注》案的重審；第二部分是全祖望校本《水經注》的考證；第三部分是《水經注》版本的研究。”。對此可從耿雲志著《胡適年譜（修訂本）》（簡稱“胡譜”）：“一九二四年，4月17日，寫信給王國維，聞有近論戴東原水經注釋的文章，懇其在《國學季刊》發表。信中說：‘季刊此次出東原專號，意在為公平的評判，不在一味諛揚。聞尊文頗譏彈東原，同人決不忌諱。’”便堪為這方面的佐證。鑑於本文題旨，在此僅就其中的“第三部分是《水經注》版本的研究”相關情況作些考察。

按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這一標題，便可知該文內容應是以考訂版本著手，即從其所見《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兩種版本，即：一、北京大學藏李氏舊本；二、至德周暹先生藏本。透過對比來辨其異同，究其原因。對此具體內容，因限於本文題旨和篇幅，在此從略。以下僅就胡適寫作該文的背景先略作探究和說明。

據“胡譜”：“一九四八年，8月7日，寫信給週一良，對以北大房荒未能邀其早來，頗為遺憾。對其父周叔弢先生贈送戴東原的《水經》一書，十分感謝。告近來寫成《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詳舉兩本異同，擬便中送賢喬梓審定。”其中的周暹，即週一良之父周叔弢。再提到的“告近來寫成《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也就是本文考辨的物件，即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手稿。從中可知胡適在與週一良通訊之前，他所作“兩本”已經完成。

再據“胡譜”：“一九四八年，是年較重要的著述還有：（筆者按：記錄是年著述多達47件，內容大都均有關《水經注》研究，不具錄）《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7月23日作）”然而，按筆者所見“兩本”在文末署名後紀年卻為“（民國）卅七、七、十”，其中相差23天。

胡適手稿書寫工具考察及字跡比較

作為現代大學者的胡適，在他一生留下的大量文稿（含書信）中既有用毛筆書寫，又有用硬筆（鋼筆，鉛筆，和類似於流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彩色水筆，其筆尖系用鬆軟的泡沫塑膠製成，筆芯亦然，可蓄水，使用方便勝於蘸水筆，在此權且稱它為“水筆”）書寫。由於使用工具不同，才使得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字跡也就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對所見兩本作了較為仔細的比較（與毛筆）後，認為兩本的書寫工具都應該是“水筆”，而非毛筆。認識了這些，在對兩本字跡的鑑辨就必須尋找可靠的胡適“水筆”作品來作為“範本”，用以識真辨偽。

為此，筆者查檢了由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簡稱“胡稿”），見在一至四冊均為“水經注考證稿”，其中未見收有《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一文。在第四冊中見有《記朱逷先家鈔〈水經注〉》（簡稱“家鈔”本）文前有札記八頁，前七頁均書於素箋上，末一頁書於單框書口白單魚尾每半頁十行箋上，正文則均書於十行廿字直行格稿箋上，即胡氏“水經注考證稿”用箋大都用此稿箋。在“胡稿”第二冊，共收錄“水經注考證稿”十二篇，其中第一篇即“家鈔”本，該文作於1948年8月12日，與所考“兩本”為同年，而且亦用“水筆”書寫，遂為筆者選為鑑別的“範本”。

筆者在對兩本的字跡比較中發現，“兩本”的字跡與“家鈔”本大相徑庭，主要表現在前者書寫用筆柔弱輕飄，字跡潦草軟弱（圖二），而後者書字相對規整有力（圖三），由此可知該兩本的作者絕無可能出自同一作者同年所書。

▲ 圖二 “兩本”1948年7月10日手跡

▲ 圖三 “家鈔”1948年8月12日手跡

筆者為在鑑辨中獲得更有說服力的依據，就取“兩本”、“家鈔”兩本中均有的“段玉裁”三字，藉助當代科技將它放大後再作比較，結果與前述比較的結論完全一致，而且還發現“兩本”中的“段”字的右“殳”書寫得尤其變形。（見圖四1、2）透過對字跡的比較基本上可以斷定“兩本”絕非為現代大學者胡適之手跡。

▲ 圖四1。“兩本”“段玉裁”（左）

圖四 2。“家鈔”本“段玉裁”（右）

而且在“圖四1、2”中“段玉裁”三字的左旁“兩本”畫的是波紋線，而“家鈔”本則畫的是直線。這一差異看似細微而其對於本次識真辨偽的作用重大，堪稱是辨偽的鐵證。眾所周知在民國時期大都以直行書寫，又當時行文尚無如今的標點符號，在文稿書字左旁畫的直線標註為人名、年號、地名等，而波紋線則標註為書名。而“段玉裁”乃清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兩本”的作者竟然在其姓名旁畫了波紋線，而且“兩本”在全文中僅有一處畫直線，其餘近五十處均作波紋線，連“北大”“哈佛大學”“乾隆”等等都成為書名，才使該文如同著述編目。鑑此就有理由證明“兩本”實非代抄本，而是當代造假人利用舊書箋來偽造名人手跡的產物。

有關偽跡造假的“底本”及所鈐“胡適之璽”印章

透過上述對“兩本”與“家鈔”本字跡的比較，和“兩本”中濫用的書引號，便可以斷言“兩本”是偽跡無疑。有關其造假的“底本”，筆者在《胡適全集》（15冊）中見到了《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在該文標題上注有編者寫的按語：“本文1948年7月23日寫成，在送顧廷龍先生徵求意見並錄副後（刊1979年《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作者又用紅筆對原稿再作修改，除了增刪了一些字句，還補充了幾段文字。收入1966年臺北胡適紀念館影印的《胡適手稿》第一集上冊。錄副稿從略，這裡錄用的是修改稿。——編者”由此可知造假者要尋覓到“底本”（如刊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自P170起，至P184）並非難事，再說收錄在《胡適全集》中的《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全文從P306至P417，粗略估計全文在五千字以上，而筆者把偽跡“兩本”八頁中的文字與《胡適全集》本對照，每頁中文字均有脫漏，如第二頁中在引《戴震年譜》文字中竟脫漏百餘字。而且偽跡“兩本”至《胡適全集》本P402的中段便戛然而止。全文約在1500字內，古籍版本考證類文稿如此簡短，堪稱難得。還竟然煞有介事地在文末作者署名、紀年後鈐了方“胡適之璽”的印章（圖五1），此實亦是偽造名人手跡慣用的伎倆。那麼偽造“胡適之璽”的“底本”又從何而來？對此筆者從《胭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就有胡適題識和加鈐的“胡適之璽”（圖五2），只要將它與偽造的“胡適之璽”作一比較也就真相大白了。至此真是應了俗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況且“兩本”的造假人實是個腹笥簡陋的作手。

▲ 圖五1。偽跡上的鈐印（左）

圖五2。 鈐於“ 甲戌本”“胡適之璽”（右）

另外，就在筆者撰述本稿時，偶然在網路上發現一件“百度貼吧”標為“胡適《水經注》手札一本約40頁後附胡適水筆便籤一頁”並附有相關書影和“北京大學檔案（袋）”。對此筆者瀏覽後認為該“胡適《水經注》手札”同上述偽跡的作偽手法如出一轍，如其中除了把如“戴震、酈氏、北大、乾隆”等等都視作書名之外，在末頁竟然寫作“水經注先校勘於此。一九五七、七月廿三胡適”（筆者按：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版耿雲志《胡適評傳·第一章》中記述：“胡適於1949年4月2日到舊金山，27日到紐約，在他原住過的第81街104號公寓裡安頓下來，從此一直到1958年他回臺灣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鑑此，對於這件偽作中的其他謬誤也就毋須再作例舉了。

編輯：陳梅

稽核：錢治

原文刊登於2019年2月19日《中國文物報》7版收藏鑑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