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貧富差距過大，農民起義頻發，實質是市民抗稅

為何說兩宋頻發的農民起義是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的？

兩宋貧富差距過大，農民起義頻發，實質是市民抗稅

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

一：兩宋農民起義的與眾不同

兩宋，共享國運319年，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相比其他朝代，兩宋有太多的與眾不同，農業革命、古文運動、城市崛起、民族主義興起、市民階層形成等等。

歷朝歷代統治者談虎色變的農民起義，兩宋也是別具一格。秦漢隋唐元明清，這些威加海內的大一統王朝，無一不是倒在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之下。而兩宋，雖然農民起義頻繁，僅僅載入史冊的農民起義就多大433次，平均每年就有一到兩次農民起義，但卻無法動搖兩宋的統治根基，每一次農民起義無一例外地被宋王朝給鎮壓了下去，並沒有給兩宋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其它朝代，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也就是那麼兩個，要麼是大範圍的天災，要麼是經濟崩潰。無論是哪一個原因，都會導致最底層的普通農民缺衣少食，導致國家上層建築根本沒有能力給予有效的賑濟。

這個情況下，普通老百姓只能吃樹皮、吃草根、吃觀音土、易子而食，一幕幕的人間悲劇，都源於填不飽肚子。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在即將餓死，要成為路邊的一推枯骨的時候，所有理智，所有的道德，都比不了活下去。

曾經看過一副油畫，描述的是大災害發生的時候，即將餓死的父親，看著已經餓死的兒子，他那極度扭曲的面目。一念生，一念死。道德與求生欲激烈碰撞下，所產生的極為苦痛的表情。

因為填不飽肚子，因為快要餓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這樣的事情，在兩宋是不存在。兩宋爆發農民起義就兩個字：抗稅。而且，抗稅的不是農民，而是市民階層。

例如，王小波起義以及方臘起義，就是因為不滿宋王朝的稅法，從而揭竿而起。宋王朝的稅收制度非常雜亂，除了延續了唐王朝的兩稅制之外，其他雜七雜八的稅收更多，遠遠超過了兩稅。宋徽宗的生辰綱就非常不合理，為了滿足君王的個人慾望，肆意盤剝百姓，讓東南富裕之地無數百姓一貧如洗。

二：兩宋頻繁的抗稅運動

兩宋的稅收雖然非常雜亂而且沉重，但是朝廷徵收賦稅的範圍還沒有到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地步。實際上，兩宋的稅收，就好比現在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剪羊毛。先養肥了再宰。不同點在於：現在的資本主義剪羊毛的方式是透過金融政策，而宋王朝剪羊毛的方式是透過稅收。

一般來說，首先爆發農民起義的地方往往是比較貧困的地方，普通百姓本來就窮，還得應付各種苛捐雜稅。如果遇到天災，糧食欠收，沒有飯吃的情況下，那就只能鋌而走險了。比如說明朝，農民起義爆發在經濟落後的陝西，而富裕的江南並沒有受到影響。

而北宋最大的農民起義卻爆發在江南之地，這就沒有道理了。實際上，宋徽宗的生辰綱，就是宋徽宗看到江南富庶，想剪一下那裡的羊毛而已。

與方臘起義同時爆發的農民起義，還有山東的水泊梁山。水泊梁山的農民起義，因為一部《水滸傳》而出名。如果說方臘起義還有一點由頭，那麼水泊梁山的起義就說不過去了。歷史上的這場起義，沒有被招安，也沒有那麼嚴重，宋王朝僅僅派了一支小部隊就將水泊梁山給滅了。

水泊梁山的本質，就是一群官場失意的人，不堪世俗法律的約束，暴起殺人，被朝廷通緝，最後當了亡命徒而已。那些所謂的好漢，或許是真的打抱不平，但是手段嘛。只講究快意恩仇，卻無視律法，與現在的很多殺人犯其實沒有多大區別。

到了南宋，為了對抗金國或是鎮壓所謂的農民起義。南宋朝廷剪羊毛就更過份了，除了沉重的賦稅之外，南宋朝廷對貿易進行限制，從中賺取鉅額差價。

例如，洞庭湖的鐘相、楊么起義，除了攻掠官府之外，還對富商以及其產業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將1900個縣富商全部屠殺。而為了鎮壓他們起義，南宋朝廷又向廣大的富商階層一次徵收了十年的賦稅充作軍餉。

為了對抗金國，南宋限制只能用金銀交稅，而金銀又被朝廷所壟斷。除了交稅，還得向朝廷兌換金銀。這極大地增加了商人階層的負擔。除了這個方法，南宋朝廷在江浙地區操縱民間借貸，先是讓商人們發展起，大量融資，等到時機成熟，即透過金銀壟斷的方式進行抄底。在金國完顏亮南征之時，南宋朝廷就透過這種方式，一次性掠奪了九千萬兩白銀，致使江浙地區九成的中小作坊倒閉。

為了對抗南宋王朝的稅收暴政，大量的富民階層紛紛外逃，或是重新逃去北方金國境內，或是逃往交趾李朝、日本等國。與金國南侵，北方無數百姓南逃相反，南宋的富民階層卻在逃往敵國。

其實，這對南宋朝廷來說，也的確是無奈之舉。一方面要抵禦金國南侵，一方面要安撫南逃的百姓，南宋朝廷需要大量的錢財支撐。

除了外逃之外，那些連外逃都沒有實力的小富商只能選擇起義。或是茶商、或是鹽商、或是金銀匠人，各個行業的作坊主們不堪宋王朝的稅收暴政，只能暴力抗法。

岳飛，這個名人之所以很有名。其名聲是由被金國佔領地區的中原百姓提供的。而在南宋，岳飛是鎮壓農民起義的朝廷鷹爪形象。一旦宋高宗支援岳飛北伐，為岳飛北伐籌備兵餉而向廣大的富商作坊主徵收賦稅，那麼南宋的統治肯定得崩盤。

三：兩宋市民階層的崛起

富商作坊主們的暴力抗法，根本沒有群眾基礎，除了與他們有經濟聯絡的市民階層，根本得不到農民階層的響應。所謂農民起義，實際上是市民起義。這是兩宋農民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

宋王朝，在土地政策方面，不抑兼併。這個政策在很多人看來是非常惡劣的，一旦農民遭遇天災，其土地很可能被豪強地主透過權力強勢兼併，或是透過錢財低價收購。這樣的話，無數的自耕農肯定會淪為佃戶，甚至不得不依附地主，成為農奴。

實際上，在兩宋並非如此。這源於兩宋的三項政策：戶籍政策、稅收政策、工商政策。在戶籍政策上，兩宋允許百姓自由流動，地主官僚等都不得限制農民的人身自由，普通農民在一個地方居住滿三年以上，就能自動獲得當地戶口。這個戶籍政策，我們現在都做不到。普通農民工，哪怕一輩子在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打工，也不可能得到當地戶口，他們的孩子不得不在老家讀書，成為留守兒童。

稅收政策，兩宋的稅收政策，除了一些地方官府強行攤派的雜稅外，宋王朝的正稅只有兩稅。兩稅是唐朝中期宰相楊炎制定的，是一種財產稅。宋王朝在唐朝的基礎上進行了細化，將普通百姓分為五等，有錢的多交稅，沒有錢的少交。沒有財產的，根本不用交稅。

這個政策下，淪為無產者的農民根本就沒有稅收壓力，他們根本不會去想著造反，而是想著去掙錢。就當時的社會氛圍來說，沒有能力交稅是低人一等的，是身無所依的。

工商政策，兩宋非常重視農商業的發展。唐朝時期的坊市制度到了兩宋被打破，被街道制度所取代。兩宋鼓勵商人經商，街道上隨處可以開設店鋪。宋朝的商稅也非常細化，並且出臺了相應的商稅法規，這在唐朝是沒有的。

這三項政策，為市民階層的崛起提供了條件。兩宋，在宋真宗時期，除了改良占城稻並大規模種植外，還有其他一系列的農業措施。所謂農業革命，實際上就發生宋真宗時期。一方面農田畝產量上升了兩倍以上，無論是地主階層，還是自耕農，都是有糧食出售的，這使得市面上有大量的商品糧。

商品糧為手工作坊的崛起提供了條件。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在自由的戶籍政策下，大量湧入城市，為手工業作坊提供了眾多的勞動力。而手工業作坊成長起來，城市也更加繁榮。兩宋人口過百萬的城市有很多，如杭州、汴州、成都。作為北宋首都的東京汴梁，人口更是達到了兩百萬之多。與宋朝同時期的西方，最繁華的威尼斯、巴黎等，人口也只是萬餘，相當於宋朝的一個小縣城。

很多人說，宋朝的城市化率達到了七成，一個成熟的工匠工資超過了一個知府，這太誇張。然而，土地不抑兼併，使得大量農民進城。農業革命使得農民進城後有飯吃。工商業繁榮使得農民進城後有工作。加上自由的戶籍制度，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成為了市民。兩宋社會，在城市崛起的同時，市民階層也迅速崛起。

這些市民階層或是商人，或是作坊主，或是熟練的工匠，逐漸成為了兩宋的經濟支撐。因為兩宋高達上億貫的稅收是由這些市民階層提供的，商稅高達七成，而農民階層，兩宋的農稅只佔總稅收的三成。

許多對歷史缺少深入瞭解的人，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後，總是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歷史，認為農民起義就是土地兼併導致的。實際上呢？農民並不缺地，在北宋東京汴梁這個兩百萬人口的大都會之外，是汴京周邊數百里被荒蕪的土地。大量的農民進城，很多土地沒有人種。這與我們現在改革開放後，農民工進城務工去了，田地大量荒蕪，情況是一樣的。

地價高的，無論是宋朝，還是現在，都是大城市。

城市崛起，市民階層形成，帶來了古文運動，帶來了民族主義的興起。現代白話文，也就是我們說話用的口語，就是從宋朝開始逐漸形成的。宋詞等通俗文學，也是從宋朝開始興起的。紙質貨幣、銀行、融資、創業、工廠等等現代名詞，在宋朝都是有代名詞的，如交子、錢莊、通貨、經商、作坊。甚至有歷史學家稱，在宋朝的古文運動就是文藝復興，而宋朝繁榮的工商業就是資本主義萌芽。

土地兼併，成就工業革命的英國圈地運動，就是一場持續了幾百年的土地兼併。土地兼併也不是那麼難看，雖然暴力而邪惡，卻是歷史的侷限。

四：市民階層無法取得相應的政治權力

市民階層之所以會頻繁起義，採用起義的手段進行抗稅，其根源在於迅速崛起的市民階層並沒有得到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力。

兩宋，對付農民起義的方法就是招募流民為兵。很多人覺得，就是因為這個方式，使得兩宋軍隊的戰力下降。實際上，招募流民為兵，這個兵並非是戰兵，而是廂軍，用來幹活的，不是打仗的。即便用來打仗，也是搞後勤的運輸兵。

在兩宋，軍費十分高昂，佔了兩宋財政收入的八成。所以被稱為冗兵。而實際上，很多士兵都是將軍們手底下的工匠，不是訓練作戰，而是搞生產。所得錢財用來支撐軍費。當然，也有很多錢進入將軍們的腰包。

無論是自主進城，還是被軍隊招募進城，失地農民最後都成為了作坊裡面的手工業匠人，成為了市民階層。

這些市民階層，或是被軍隊所控制，地位十分低下，根本沒有能力動彈，成為了作坊裡的血汗工人；或是依附於官僚階層，作坊裡面生產的東西，除了很少的用來進行海洋貿易等，其銷路的大頭是官府以及當官的有錢人，而普通的百姓根本沒有那麼大的購買力。

換句話說，市民階層，無論是商人，還是作坊主，或是作坊中的手工業者，又或是從事服務業的各類夥計店小二，他們這個階層並沒有獲得獨立的條件。這與英國的圈地運動不同，圈地運動的發動者既是地主又是作坊主，既是官員又是商人。

工商業要繁榮起來，手工業要開動馬力進行生產，想盡辦法加快速度進行生產，就得有強大的購買力。只有強大的購買力，才能引發工業革命。

而兩宋繁榮的工商業，其購買力來源於官府以及地主官僚，這樣的購買力是畸形的。因為官府，進行購買後的用途是為了對抗北方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而地主官僚，進行購買後的用途是為了奢侈的享受。沒有一項購買是用來進行再生產的。

對一個社會而言，強大的購買力如果不是用來解決生活困難，為了更好的再生產，那麼，這樣的購買力實際上就是消耗社會資源。這就和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一樣，遲早得發生經濟危機，所有的繁榮一夜之間崩潰。

在兩宋，在社會資源被北方的對抗戰爭以及官員奢侈的享受所消耗後，民間百姓面對的是基礎設施落後，是長期的貧困。缺乏民間的購買力，工商業也就失去了再生產的動力。商人們賺錢後，只能用錢去買地，安度晚年。

對市民階層而言，沒有購買力，就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在兩宋，社會的根基不在城市，而是在農村。城市的繁榮在得到農村輸血後，並沒有反饋給農村，沒有給農村帶來任何的幫助。甚至，手工業作坊生產的東西並沒有回饋到農村，兩宋的農民過的依然是自產自足的生活，農民階層對市民階層並沒有需要。

由此，市民階層得不到農民階層的支援。在面對所依附的物件官府以及官員的盤剝後，市民階層根本無力反抗。

就兩宋而言，農村空了，城市繁榮了。龐大的市民階層成為了兩宋的社會支柱，而市民階層，只對自己口袋裡的錢有歸屬。繁榮的汴京，這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竟然被金國一支兩萬人不到軍隊所攻破，這簡直不可思議。

然而，換一個思路，兩百萬人中，有多少人對這座城市有歸屬，真正在乎這座汴京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