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萃積極刑法觀的實質是預防正義、危險作業中的“現實危險”須考慮行為本身正當性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

價值判斷在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

刑法教義學是以形式理性作為其邏輯出發點的，然而，刑法教義學並不排斥價值判斷，正確揭示刑法教義學與價值判斷之間的關係，對於深刻把握犯罪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價值判斷不同於事實判斷、規範判斷和實質判斷，具有其特定的含義。古典的犯罪論體系是建立在自然主義基礎之上的，因而將價值判斷拒之於外。此後，隨著新康德主義的影響，從新古典的犯罪論體系到目的行為論的犯罪論體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接納價值判斷。及至羅克辛的目的理性的犯罪論體系，將價值判斷作為一條紅線貫徹整個犯罪論體系，實現了對“李斯特鴻溝”的跨越。價值判斷在三階層犯罪論體系的各個階層都佔有重要地位，並且在犯罪的認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姜敏:

積極刑法觀的實質是預防正義

當代刑法立法踐行的積極刑法觀，存在社會根據、政策根據和民意認同。從技術層面看，積極刑法觀是透過增設新罪或修改舊罪之構成要素實現的，且以無實害結果犯罪的面相呈現。刑法修正案（十一）是典型的踐行積極刑法觀的立法，且以行為犯、危險犯和情節犯等面相迴應社會需求，並以保護公共安全、市場經濟秩序、社會管理秩序和國家軍事利益等集體法益為重。與消極刑法觀相比，積極刑法觀的實質是朝向未來的預防理念。積極刑法觀引領的刑法突破了傳統刑法的正規化，但以傳統刑法理論批評積極刑法觀，並不必然意味著其一定違反了法治原則。相反，其映照出了傳統刑法的內卷化跡象。應理性看待積極刑法觀，其以預防正義為基礎，並透過對刑法功能的轉變、擴張集體法益和把新權益納入管轄範疇等方式去內卷化。但基於刑法雙面刃特徵，積極刑法觀應把限制入罪的行為範疇和高機率因果關係作為最低的實踐限度。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權:

創設個人資訊保護的基礎性權利

對於個人資訊保護，當前主要存在是否設立權利和如何設立權利的重大分歧。無論是試圖透過擴大隱私權保護個人資訊，還是透過確立權益保護個人資訊，抑或是主張基於場景實行行為主義規制，都難以全面應對資訊風險社會的嚴峻現實。民法典、個人資訊保護法將個人資訊作為權益保護，但均為個人設立了一些具體權利。為了制約數字時代如影相隨的“資料權力”，提高基於場景的行為主義規制的正當性與實效性，實現個人資訊保護和合理利用的平衡，有必要設立個人資訊保護的基礎性權利。個人資訊權、個人資訊控制權、個人資訊自決權均存在難以克服的弊端，應以新興積極權利和公私主體義務的視角設立個人資訊受保護權。個人資訊受保護權同時內含“權利保護請求權”和“本權請求權”，包括消極防禦和積極受益兩個面向，為公私主體設定了個人資訊保護的雙重義務。

四川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唐稷堯:

個別化解釋刑法分則中的組織行為

作為組織型犯罪構成要件之核心的不法行為型別，我國刑法分則中的組織行為具有超越總則規定的特殊意義。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基於行為支配理論將組織行為納入總則的共同犯罪體系，從而實現“組織行為的正犯行為化”，最終形成了刑法打擊組織行為的基本路徑。而在我國，“組織犯+組織行為分則化”是我國刑法打擊組織行為的基本路徑，並呈現出組織行為分則化的擴張傾向。我國刑法的路徑選擇是建立在充分評價組織行為的危害性與危險性基礎上，既有利於貫徹罪刑法定主義、實現刑法保護功能，也體現了制度設計的歷史傳承性。由於分則條款對組織行為採取的是單一用語下層級化罪狀描述模式，故應當從邏輯、常識與體系三個維度，圍繞其核心含義實現對個罪中組織行為的個別化解釋。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冉:

危險作業中的“現實危險”須考慮行為本身正當性

危險作業罪的增設，標誌著我國刑法對生產安全犯罪的打擊從“事後懲罰”走向“事前預防”。這一積極的刑法打擊態勢與傳統刑法理論中過失犯罪僅處罰結果犯的立場具有相悖性。對此有必要將危險作業罪中“現實危險”的認定從“公共法益”“輕罪規制”需要的角度予以合理解釋。基於危險作業罪作為企業犯罪的特質與生產安全主體的特殊性，應以主客觀相統一思路判斷“現實危險”。在“現實危險”的具體認定上，從法秩序統一的角度，立足於打擊生產中不規範的行為，著眼於危險的客觀化呈現，著重從“緊迫性”角度考慮危險的迫近。對於危險作業中的“現實危險”必須考慮生產作業行為本身的正當性，避免該罪打擊範圍擴大。

（以上依據《清華法學》《法學評論》《中國法律評論》《中外法學》《法律適用》，陳章選輯）

［版面編輯：陳章］

【來源：正義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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