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麼面對苦難？來自王小波、黑塞、薇依們的回答

原創 苦澀的 單讀

一個普通人，面對無數磨難，不抱怨也不爆發，頑強地活了下去……

《活著》和《平凡的世界》已經面世三十多年，但它們仍然比現在的大多數圖書都要暢銷，它們所代表的苦難敘事仍然被許多人所喜愛。這一方面說明「面對苦難」仍然是社會的真實需求，另一方面卻令人懷疑，難道只有默默承受，才是面對苦難的好方法嗎？

與《活著》和《平凡的世界》的時代不同，我們所在是一個苦難在相對隱形的世界，「面對苦難」在世界範圍內也有了新的意思，比如怎麼面對價值的顛倒，怎麼對抗凌駕於人的程式，怎麼維護自己的生活空間，怎麼爭奪對自身遭遇的解釋權。

今天單讀分享七段關於「面對苦難」的書摘，讓我們想看看別的時空的他們——王小波、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烏爾曼、昆德拉、李滄東、薇依或者他們筆下的人物是拿什麼來面對苦難的，希望能夠啟發或者安慰到正在苦惱的你。

01

王小波：

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

王小波的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收錄了一篇名為《人性的逆轉》的評論，認為把痛苦崇高化是不對的。不論有多高的目的，苦難本身仍然是苦難，為了合理化苦難而強加意義就更荒謬了。賈樟柯導演在電影手記《賈想》裡也有相似的觀察：“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苦難’的崇拜，而且似乎獲得的話語權利的一種資本……‘苦難’成了一種霸權，並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

《人性的逆轉》說得更加直接：“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我們也許該首先自己搞清楚苦難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七十年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看法和一些同齡人是一樣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黴。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這些感受和別人是一樣的。有些人認為這種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讓我們像奧威爾一樣，想想什麼是一加一等於二，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想清楚了這些事，我們再來談談崇高的問題。就七十年代這個例子來說，我認為崇高有兩種：一種是當時的崇高，領導上號召我們到農村去吃苦，說這是一種光榮。還有一種崇高是現在的崇高，忍受了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犧牲之後，我們自己覺得這是崇高的。我覺得這後一種崇高比較容易講清楚。弗洛伊德對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使自己好過一些。對這個道理稍加推廣，就會想道：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

02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願受到只許做聰明事這一義務的束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長篇小說《地下室筆記》裡寫了這麼一個地下室人，他看上去與世界格格不入，過得完全不像是個正常人。但他試圖論證，他的“非正常”正是他存在的根基，一個不容許理性算計之外的“非正常”（用今天的話來說，“非必要”）的社會才會帶來真正的苦難。

在地下室裡，他對所謂的“先生們”發問：“人的利益是否都早已計算得準確無誤了呢？”什麼是不惜一切利益，不論有怎樣的大局觀，每個人都需要保全的呢？地下室人在這一段論述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你們瞧：先生們，理性是好東西，這是毋庸爭議的，然而理性卻終究只是理性，只能滿足人的理效能力，而意願卻是整個生命的表現，也就是人的整個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內心騷動。而且，儘管我們的生命在這一表現裡往往顯得十分糟糕，但它畢竟總還是生命，而不僅僅是求平方根。要知道，就以我為例吧，我極其自然地想活著，是為了滿足我所有的生命機能，而非僅僅為了滿足我的理效能力——它只是我全部生命機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效能知道什麼呢？理性僅僅知道它已經知道的東西（有些東西，理性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這雖然並不讓人快慰，但為什麼不把它據實說出來呢？），而人的本性卻是調動一切，整個兒活動著的，其中既有有意識的活動，也有無意識的活動，即便是撒謊，但它畢竟活動著。先生們，我懷疑你們正不勝惋惜地看著我。你們反覆對我說，一個有學問、有教養的人，總之，一個未來的人，是不會有意去謀求什麼對自己不利的東西的，這就是數學。我完全同意，這確實是數學。然而，我要向你們重複一百遍，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唯一的一種情況下，人才會故意地、自覺地渴望去幹那甚至對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這就是：為了有權渴望去幹那對自己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不願受到只許做聰明事這一義務的束縛。要知道，這真是愚不可及，這是放縱自己的任性，先生們，事實上，對於大地上所有我們的兄弟來說，這也許是最為有利的東西，在某些情況下，尤其如此。而其中，甚至包括這樣一種情況：即便這一事情會給我們帶來明顯的危害，並與我們的理性有關利益所得出的最為合理的結論大相徑庭，它仍然是比一切利益都更為有利的利益。——因為它無論如何為我們保全了最主要和最珍貴的東西，也就是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

03

黑塞：

在幽默中找到妥協的出路

黑塞的《荒原狼》寫就於一戰和二戰之間，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民族主義愛國情緒一天天深入人心，一個新的社會重新開始它的規訓過程。

藉由荒原狼這個不服規訓又無力逃脫的形象，黑塞呈現了一種生活在兩種時代之間，找不到何為真實之物的苦難。在對荒原狼的剖析中，他似乎也提供了一個方向，一個第三王國，一個“虛幻而有主權的世界”——幽默。我們能在幽默中找到妥協的出路嗎？

如果我們進一步剖析荒原狼的靈魂，我們就會發現，他那異常發展的個性使他成了一個非市民，因為物極必反，個性過分強烈，就轉過來反對自我，破壞自我。我們看到，在他身上既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把他推向聖賢，又有促使他墮落的強烈本能。然而，由於某種弱點或慣性，他不能騰起身來進入完全自由混沌的太空，他仍然為市民階層，這個生育他的、吸引力強大的星球所羈絆。這就是他在宇宙這個空間中的地位，他所受到的制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大部分藝術家都屬於這種型別。他們中只有那些最強的人才突破市民階層這個地球的大氣層，進入宇宙空間，其他人或垂頭喪氣，或屈從妥協，他們一方面蔑視市民階層，另一方面又是市民階層的一員。為了生存下去，他們最終不得不肯定市民階層，從而美化了它，給了它力量。對這些不計其數的人說來，市民階層並不足以成為他們的悲劇，而只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幸和厄運，他們的才能在這不幸與厄運之地獄中被煮熟，變得富有成果。少數掙脫羈絆的人進入絕對境地，可歌可泣地走向毀滅，他們是悲劇人物，這種人是為數不多的。而那些仍然受市民思想制約的人——對他們的才能，市民階層常常給予極大的榮譽——在他們面前有一個第三王國敞開著，這是虛幻而有主權的世界：幽默。那些不能寧靜片刻的荒原狼，那些無時無刻不在忍受可怕苦難的人們，他們缺乏必要的衝力向悲劇發展，缺乏衝破引力進入星空的力量。他們深感自己是屬於絕對境地的，然而又沒有能力在絕對境地中生活。如果他們的精神在受苦受難中能夠變得堅強靈活，那麼，他們就會在幽默中找到妥協的出路。幽默始終是市民特有的東西，雖然真正的市民並不能理解它。在虛幻飄渺的幽默氣氛中，所有荒原狼的錯綜複雜、雜亂無章的理想得以實現了：在幽默中不僅能同時肯定聖賢和墮落的人，把社會的兩極彎曲使之靠攏，而且還能把市民也包括到被肯定者的行列。這位狂熱信仰上帝的人也許有可能對罪犯採取肯定的態度，反過來，他也可能對聖徒採取肯定的態度。然而罪犯和聖徒兩者以及所有其他走極端的人都不可能對中立溫和的中間道路即市民的東西加以肯定。唯有幽默才完成這種不可能的事情，用它的稜鏡的光照射了人生的一切領域，把它們合為一體，而這種幽默是那些完成偉大業績的使命受到阻礙的人的美妙發明，這種幽默也許是人類最典型、最天才的功績。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似乎並非是我們的世界，尊重法律又超越於法律之上，佔有財產而又似乎“一無所有”，放棄一切又似乎並未放棄，所有這些深得人心，而且不斷予以表述的人生高度智慧的要求，唯有幽默才能實現。

04

烏爾曼：

我試著去遺忘

與列表中的其他人相比，烏爾曼不是一名特別有名的作家，但他對苦難的理解並不淺薄。作為第三帝國的親歷者，他在希特勒上臺時流亡巴黎，後在戰火中遷居英國，做畫家和律師為生，只寫了《重逢》這一本長篇小說。也許是出於與《重逢》的主人公相似的理由，他是用英文寫下這個故事的。

面對苦難造就的裂縫，記憶和笑都不再服務於原本的目的。

我的父母都去世了，但我很高興地說他們沒有死在貝爾森。有一天一個納粹帶著一張紙條來到我父親的手術室，紙條上寫著：“德國人，小心。避開所有猶太人。任何與猶太人有關的人都會被玷汙。”我父親穿上了他的軍官服，戴上了他的勳章——包括那枚一等鐵十字勳章，驕傲地站在那個納粹旁邊。那個納粹變得越來越難為情，漸漸地人越聚越多了。一開始他們只是沉默地站著，但隨著人數增加他們開始竊竊私語，並最終爆發出了一陣狂熱的鬨笑。

但他們的敵意針對的是那個納粹，最後收拾東西走掉的也是那個納粹。他沒有回來，也沒有人取代他。幾天後，在我母親熟睡的時候我的父親打開了煤氣；所以他們都死了。在他們死後我儘量避免認識新的德國人，也沒有開啟過一本德文書，哪怕是荷爾德林。我試著去遺忘。

當然我還是和幾個德國人有過交集，幾個因為反對希特勒而進過監獄的好人。在和他們握手之前我確保我搞清楚了他們的過去。在你接受一個德國人之前你必須小心。你怎麼能確定你將要與之交談的德國人手上沒有你的朋友或是親人的鮮血？但對於這幾個人我沒有一絲懷疑。儘管他們曾奮力抵抗過，但他們還是時常沉浸在悔恨之中，我很同情他們。但即便和他們在一起時我還是假裝說德語對我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

這是一種我幾乎（雖然不完全是）無意識戴上的保護性的假面，在我必須要和某個德國人說話的時候。我當然還會說這種語言，雖然帶有一點美國口音，但我不喜歡說它。我的傷口還沒有癒合，想起德國就是在傷口上撒鹽。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個來自符騰堡的人，我向他問起了斯圖加特的情況。

“四分之三都被摧毀了。”他說。

“那卡爾·亞歷山大中學怎麼樣了？”

“成了廢墟。”他說。

“霍亨費爾斯堡呢？”

“廢墟。”

我開始笑個不停。

“你笑什麼？”他不解地問道。

“不用管我。”我說。

“但這沒有什麼好笑的啊，”他說，“我不明白好笑在哪裡！”

“不用管我，”我又說，“確實沒有什麼好笑的。”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怎麼能向他解釋我為什麼會笑呢，當我自己都不理解的時候？

05

昆德拉：

在歌中，各種價值還沒有被蹂躪

昆德拉是大多數中國讀者都非常熟悉的作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作品的引進得益於政治環境的變化。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對宏大概念的懷疑與“反對崇高”並步入商品社會的中國不謀而合，昆德拉變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到了今天，我們依然能在他作品人物的“生活史”上看見自己的痛苦所在。

昆德拉將《玩笑》看作是一本愛情小說，但主人公路德維克的愛情是以一個巨大的歷史玩笑為前情提要的。胸懷理想的學生路德維克因為一句玩笑話而被下放去做苦役，在那裡他愛上了性格沉靜的露茜。十幾年後再遇到露茜時，他才真正懂得他們其實分享同一種苦難的印記。

對苦難的理解讓他能夠將“錯誤”從他們的愛情中分離，還給愛情一個清白的面貌。這對主人公和讀者而言都是慰藉。

也許她是想要告訴我，她的遭遇（一個有汙點的女孩子的遭遇）和我的遭遇十分相近，告訴我由於我倆未能相互理解而失之交臂，但我們的兩部生活史如出一轍，異曲同工。因為它們都是遭摧殘的歷史。在露茜身上，是她的情愛受到摧殘，從而被剝奪生活的基本價值；我的生活也是被奪去它本賴以支撐的各種價值，這些價值本身清白無辜。是的，清白無辜：因為肌膚之愛雖在露茜的生活裡被摧殘，但它本身是清白無辜的；同樣，我故鄉的那些歌，揚琴樂隊，還有我憎惡的這個故鄉城市是無辜的，那個讓我一見他的肖像就想吐的伏契克，於我也沒有錯，一直在我聽來有威脅意味的“同志”這個稱呼，還有“你”，還有“未來”及許多其他詞兒，全都於我沒有錯。錯根本不在這些東西上。但錯實在太大了，它的陰影已經把一個由無辜的事物（和詞彙）所構成的整個世界範疇統統籠罩在裡面還遠嫌不足，還把它們全都蹂躪了。露茜和我，都生活在一個被蹂躪的世界裡，我們不懂得同情這個世界，卻是疏遠這個世界，既加劇這個世界的不幸也加劇我們的痛苦。露茜，你被愛得那麼強烈，可又被愛得那麼拙劣，在這麼多年以後你來到我面前要告訴我的就是這句話吧？你是來替一個被蹂躪的世界說情的吧？

最後，路德維克在音樂中找到了一個臨時的出口。

在歌中，憂愁並不淺薄，笑聲也不勉強，愛情並不可笑，仇恨並不懦怯；在歌中，人們愛得身心合一（是的，露茜，身和心合一）；在歌中，人們因幸福而舞蹈，因絕望而棄身於多瑙河的波濤；只有在歌中，愛情就是愛情，痛苦就是痛苦；在歌中，各種價值還沒有被蹂躪。於是我似乎看到，在歌裡，有我的出路，我的本色，我的歸宿，我曾經將它背棄但它依舊不失為我的歸宿（從被背棄的歸宿發出的呼號最為揪人心肺）。但是我同時也明白，這個歸宿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不是在這個世界上，那又會是什麼樣的歸宿呢？）我明白我們所歌詠的一切不過是一種緬懷，一個豐碑，是不復存在之物殘留的形象，我感覺到，這一歸宿的土地正從我的腳下遁去，在吹奏著黑管的同時，我正在漸漸飄向歲月的深處，世紀的深處，一個無底的深處（在那裡愛情才是愛情，痛苦才是痛苦）。我驚奇地告訴自己，這樣的墜落，這樣的下沉，充滿了探索和渴求，正是我唯一的歸宿，我願就這樣而去，享受那悠悠飄忽的樂趣。

06

李滄東：

我心裡也有一顆星，

世界上任何力量都無法將它奪走

《鹿川有許多糞》是李滄東在成為導演之前出版的最後一本短篇小說集，講述韓國民主化運動背景下底層人物的命運。《天燈》是裡面唯一一篇以女性為主角，也是描寫最直接、最殘忍的故事。但從頭到尾，面對人為的苦難，主角信惠沒有屈服於任何一種能讓自己更好過的謊言。她拒絕回答自己無法回答的問題。

“鹽是苦的，還是甜的？”

我看著眼前窗戶透進來的和煦陽光，非常慌張。

“趕快回答，小朋友。鹽是苦的，還是甜的？”

督促的嗓音依然溫柔而優雅。我的腳麻了，他們身後的玻璃窗透進來的陽光十分刺眼，我感覺自己快要瞎了。

“苦……苦的。”

過了片刻，我才勉強答道。這句話說出口的瞬間，我便知道自己答錯了。

“哎呀，你這丫頭！鹽怎麼會是苦的呢，是鹹的啊！”母親站在門旁喊了起來。

“你快點再說一遍，鹽是鹹的，快點！”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張不開口。母親的臉絕望地皺在一起。

“你幹什麼呢？趕快說呀！老師，鹽不是苦的，是鹹的。你倒是照著說呀！”

“可以了。面試已經結束了，請帶著孩子出去吧。”

陽光下，年輕優雅的嗓音如此說道。母親卻沒有放棄。

“老師們，請再提問一次吧！現在一定會好好回答的。我家閨女從小沒有爸爸，實在是太可憐了，再給一次機會吧！”

“結束了，大嬸。請帶著孩子出去吧。”

“你這個傻丫頭！趕緊回答啊！鹽是什麼味的？”

然而，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不知道怎麼了，就是開不了口，全身像塊石頭一樣一動不動。刺眼的陽光中的陌生面孔，令人窒息的沉默，母親皺巴巴的臉——過了許久之後，那時的恐怖記憶依然如化石般堅固，怎麼也抹不去。從那一刻起，至今已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我知道自己依然無法擺脫那個提問。此刻，我也面臨著一個絕對無法回答的問題。

你們現在正在問我：你是誰？很不幸，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你們此刻正在強迫我變成不是我的某種東西。

後來，信惠被當成運動圈的學生拷問，從警察署出來後，她似乎像詩人里爾克說的那樣，“生活到了能解答這些問題的境地”。她的回答依舊無關外部的價值判斷，而是關於一顆星星的位置。

信惠仰著頭，久久地看著那顆星。她從未像這樣近距離地感受星光。自己在警察署遭遇那般恐怖的事情時，和金光培在一起時，還有此刻這一瞬間，地球都在一成不變地沿著自己的軌道運轉，宇宙中的那顆星孤獨地守護著自己的位置，閃閃發光。

下一個瞬間，信惠感覺到一種冷水澆頭般的惡寒，體內有種東西突破混沌醒了過來。那顆星懸掛在空中，我站在這裡。任何人、任何東西都無法搶佔那顆星的位置。我心裡也有一顆星，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將它奪走。“是的，這就是我的生活。”信惠的內心充滿了活下去的渴望。那顆星突然飛向她的眼前，支離破碎。不知不覺間，眼淚已經莫名地開始流淌。

07

薇依：

對苦難的感情就是對現實的感情

《重負與神恩》由法國哲學家薇依的手稿和言談記錄整理而來。薇依在短暫的一生中，很少有休息的時候，不斷參與勞動與社會運動，直到因為營養不良在倫敦的療養院去世，留下許多本記錄神學和政治思想的筆記。

薇依一生都是苦難的思考者和踐行者。她認為，苦難是不可避免的。在單一的、人為製造的苦難之後，仍然有真實的、複雜的苦難，也許後者反而能幫助我們保有自身的純粹。

我們的生活就是不可能，是荒謬。我們欲求的每件事都與其相關的條件和後果相矛盾，我們提出的每個結論其實都包含著相反的意見，我們的一切感情都與其對立物相互混雜。因為我們是矛盾體，既是造物，也是上帝，而又遠不同於上帝。

唯有矛盾才證明我們並非無所不能。矛盾是我們的苦難，而對苦難的感情就是對現實的感情。因為，苦難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它是真實的。因此，應該珍視它。其他一切則都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