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清朝最後一根辮子到底為了什麼？

“諸位也許笑我痴心於清室，準確來講，我並非忠於清室，而是忠於中國的政教，忠於中國的文明，我留著辮子，這是一個標記，我是要告訴世人，我是老大中華未了的一個代表。”

——辜鴻銘

“生於南洋，學於西洋，婚於東洋，仕於北洋”這是對辜鴻銘一生最真實的寫照，他一生所學融會貫通了東西方的思想，西方曾經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鴻銘。

1857年7月18日，是的，正是165年前的今天，這位清末怪傑在馬來西亞島西北的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榔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種植園中出生了。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遷居馬來西亞，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不但有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話，同時還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會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夫婦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並自幼便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西方著名文學家的作品。

後來布朗夫婦返回英國，實在放不下辜鴻銘，於是和辜紫雲商量能否帶辜鴻銘前往英國接受教育，作為補償，他們會把橡膠園贈送給辜家。能讓兒子接受當時最先進的教育，辜紫雲自然是求之不得，走之前，父親辜紫雲再次將他叫到祖先牌位前，鄭重告誡他道：“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另外還有兩件事，第一，你不可信耶穌教；第二，你不可剪辮子。”年幼的辜鴻銘似懂非懂，只將這番話記在了心上。自此，年僅十三歲的辜鴻銘飄洋過海，開始了他的西洋生活。

1867年，辜鴻銘跟隨布朗夫婦到達了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在這裡布朗先生給他規劃了未來的求學之路”，布朗先生對他說：“孩子，你可知道你的祖國正被放到砧板上，而侵略者正舉起屠刀，預備分而食之。我如果有你的天賦，我甘願做一個學者，拯救人類；而不是做一個百萬富翁，造福自己。我希望你學貫東西，擔負起富國強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能夠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隨後布朗便為辜鴻銘安排了學習規劃：“數學、物理學、化學好懂，我先教你學數學，再教你學物理和化學。我計劃讓你在德國學科學，再送你去英國學文學、歷史、哲學及社會學。學成之後，送你回中國，你再把中國的經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學深學透。然後，將中國學術思想與歐洲學術思想融會貫通，得出正確的結論，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辜鴻銘也並沒有讓布朗先生失望，來到英國後他延續了對文學的興趣，考取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系，一路讀到碩士。史料記載，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西亞等9種語言，並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隨後辜鴻銘收拾行裝，準備回國，這時的他已經在西方頗有名氣，所謂的國王、將軍、總督、車伕、乞丐都被他用犀利的語言評點過，成為著名的“金臉罩鐵嘴皮”。

闊別家人11年後，西裝革履，油頭粉面的辜鴻銘回到了檳榔嶼，這個年輕的混血青年，早已遠離了父親的教誨，變成了西方紳士的模樣。

然而，正是這樣的西式著裝，使他在新加坡遇到了“知己”馬建忠。馬建忠是清朝中後期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他是最早一批可以談論留學西洋、匯通中西的新式才人，辜鴻銘聽聞其在國內是大儒，卻又是從法國留學歸來人士，心生好奇，便前去拜會。

這次的好奇心，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

二人暢談了三天三夜，馬建忠認為辜鴻銘這樣的少年英才不應該只學習西洋文化，而是應該將中西方的文化融會貫通，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思想反哺中國，他告訴辜鴻銘，祖國正在遭受列強侵略，需要他們這些人才的幫助。辜鴻銘深以為然，決意學習中國儒學，將中西結合，為中國走出一條新路。但是離開了中國這個大環境來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痴人說夢，於是在1881年，辜鴻銘隨著英國人馬哈的探險隊來到中國，第一站先到了香港。這時的香港，已經被英國殖民40餘年，但是這裡的人員構成卻依然是以中國人為主，在這樣一個洋人與中國人共存的地方，辜鴻銘經過深思熟慮，決定駐足於此，先探索融入怎樣做一箇中國人。

在香港，辜鴻銘閱讀了大量的中國的古典書籍，他感慨道：“道在是矣！”

1885年，在回福建探親的遊船上，能夠跟外國人談笑風生的辜鴻銘受到了楊玉書的關注，楊玉書乃是廣州候補知府，奉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之令前去打探中法戰爭的情報，沒想到情報還沒打探，先看上了辜鴻銘。

在楊玉書的引薦下，辜鴻銘成為了張之洞的幕僚，在承擔對外文書工作的基礎上開始海量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他也在將中國的傳統經典翻譯成外語，讓西方世界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光是“四書”他就翻譯了三本《大學》《中庸》《論語》，等到林語堂出國留學時，辜鴻銘的譯本已經成為了國外許多大學的教材，辜鴻銘的譯本能從眾多譯本中脫穎而出，離不開辜鴻銘自己的思想，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辜鴻銘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十三年的西洋遊學經理讓他更加清楚如何便於西方世界瞭解東方文化。

在翻譯過程中，辜鴻銘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思考和學習越來越深入。1915年他出了一本名為《中國人的精神》的書籍，書中說：“中國人的精神第一個就是溫良，溫良並不是天性軟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沒有強硬、苛刻、粗魯和暴力。”

這樣的觀念在受到一戰破壞，心中悲憤難平的歐洲自然是影響巨大，他從此成為了中國對外的文化形象代言人，也是人們口中的“清末怪傑”。正是這個時期西方社會流傳著文章開頭的那段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泰戈爾、托爾斯泰、毛姆等眾多上個世紀最頂尖的文學創作者紛紛與他交好，各界名流前往中國進行交流時必定要拜訪他，但是“怪傑”的“怪”和“狂儒”的“狂”可並非浪得虛名，這位怪人並不一定願意接待他們，畢竟怎麼能隨便西方人拜訪呢？

但辜鴻銘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雖然接受了那個時候最先進的教育，但是卻堅持著中國的封建傳統思想，他一生都不願意剪去自己的辮子，誓死要儲存中國的傳統禮教。因為他生長於西洋，等待長大成人後才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思想很快就會定型，在他的觀念裡，傳統文化與封建倫理綱常，忠君愛國思想是繫結在一起的，如果要否定封建文化，就等於要將他的思想全盤否定，對於一個思維觀念早已定型的人來說，這是很難做到的。而且他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都離不開清政府的支援，“忠君思想”早就刻在了他的腦中，他堅持封建帝制才是中國的正統，是中國的一種象徵。

而這也註定辜鴻銘在北大這樣的新思想陣地無法長久，而辜鴻銘與北大最為尖銳的矛盾來自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後，當時中國各界的有識之士紛紛響應，北大學子更是呼聲愈高，主動帶頭髮起遊行。但作為北大教授的辜鴻銘卻公開在英國人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北大學生是“野蠻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不合適的。在那個眾多新思想迸發，有識者爭相抗爭的時期，辜鴻銘走在與時代相反的路上，縱然北大以“思想開放”為主旨，也無法一直容忍他。最終在蔡元培離職後，辜鴻銘這位“清末怪傑”也離開了北大，自此這位老學究退出了中國的舞臺。

辜鴻銘離開北大後選擇去往日本，他認為日本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在日本可以大展拳腳；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辜鴻銘到了日本後，憑藉自己在中外各界的名聲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禮遇，日本的名流爭相拜訪他，藉此機會，他在日本各地發表了多次演講，反響熱烈，一時間在日本風頭無兩。但天有不測風雲，呆了幾年後，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盛行國內，他被日本已經展露出來的野心所震驚，對此失望無比的他只能無奈地又回到國內。

1928年，辜鴻銘在北京去世，享年71歲，一生的起起落落，最終只剩一句：“性孤僻，髮辮至死猶存。”這位清末怪傑，將他的畢生所學都獻給了步履蹣跚的舊王朝，他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縮影，那個時代，革命熱潮如火如荼，新思想如雨後春筍，肆意生長著；在我們歡呼封建的大山被推倒時，這些人悵然若失，他們是舊時代與新時代交接的產物，註定與新時代格格不入；他們用一生捍衛著傳統的榮光，最後也必將隨舊時代而去；辜鴻銘的最後一根辮子代表著他對舊時代最後的念想，他的逝去也代表著舊時代在與新時代的鬥爭中徹底消亡，他是大清最後的衛道士，也是最忠誠的守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