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軍：歷經百年的偉大嘗試

軍事力量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既影響了政治動機和意圖，也是它的表達。

——赫德利·布林

和平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為了追求和平的目標，一代代的政治家、軍事家、學者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為了尋找到實現和平的途徑，勢力均衡、超國家政府、經濟依存，戰略家智慧的結晶透過理論的方式不斷充實著人們的選項。不過，在所有這些追求和平的嘗試中，有一個已經提出了近百年，雖屢經失敗，但仍無法被遺忘。這就是裁軍。本文就與讀者一起梳理百年裁軍史，一起探尋裁軍成敗得失背後的深意。

裁軍條約的百年曆史

裁軍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還要追溯到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條約。在該條約中，嚴厲限制了戰敗的德國的軍隊規模，並禁止德國擁有坦克、潛艇等武器。與此同時，凡爾賽條約中宣告，嚴厲控制德國軍備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廣泛的裁軍。盟約第八條規定，“為了維持和平，各國承諾將軍備裁剪到足以保衛國家安全的最低程度”。而這條規定，成為後世近百年的裁軍問題所圍繞的主軸。

華盛頓會議

凡爾賽條約開啟的裁軍歷史的第一個——也是最為成功的——成果，就是1922年由美英日法意五大海軍強國達成的《華盛頓海軍條約》。人們對該條約的內容早已耳熟能詳。那麼華盛頓海軍條約為什麼能取得成功呢？

首先，華盛頓會議召開的背景是一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對永久和平的熱情最高漲的時期。在這一背景下，各軍事大國的戰略家們都開始反思一戰的教訓，日本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就是其中的代表。加藤認識到，單靠不斷地擴軍並不能帶來持久的和平。考慮到當時日本的國力，如果單靠軍事力量反而會拖垮日本經濟。因此，以加藤友三郎為代表的一批日本有識之士主張，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實現和平，減輕日本沉重的軍費負擔。他的主張得到了美國國務卿休斯的支援。這為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次，華盛頓海軍條約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條單獨的裁軍條約，而是更廣泛的和平體系的組成部分。一戰帶來的巨大破壞不可避免的造成大國力量平衡的變動。因此，亞太各國也希望能儘快實現新的勢力均衡。在這樣的背景下，《九國公約》和《四國條約》相繼出臺，前者規定了有關各方彼此尊重他們在亞太的利益；後者則重點保證各自在太平洋區域內島嶼的權利。華盛頓海軍條約正是在這樣的對各方利益的承認和彼此尊重的框架內提出的。這就使海軍軍備限制與各國的實際利益緊密相連。

日本“陸奧”號戰列艦是當時最先進的軍艦，美日雙方曾為它的存廢爭論不休

最後，華盛頓海軍條約從來都不是理想樂觀的產物，而是經過嚴謹的計算得出的。我們都知道，條約規定將五大海軍強國的主力艦噸位做出了嚴格的限制。其中，尤以美國與日本的比例限制最難確定。起初，日本堅持其主力艦噸位不能低於美國的70%，為安撫日本，美國同意在除夏威夷之外的的太平洋島嶼不設防。經過激烈的交鋒，雙方才最終確定了60%的比例。在這樣的比例上，美國海軍沒有能力攻擊日本，日本也不能前進到夏威夷。一種微妙的平衡得以實現。

正是有上述三個原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華盛頓海軍條約作為凡爾賽體系下最成功的裁軍條約的達成成為可能。

華盛海軍條約達成之後，各國希望將裁軍的範圍從主力艦擴大到其他艦種，從海軍擴大到陸軍。因此，新的裁軍努力被不斷的嘗試。在1927年的日內瓦海軍會議上，美國提出將主力艦的比例也運用到巡洋艦、驅逐艦和潛艇上來。但立刻遭到英國的反對。英國認為，它的殖民體系要求英國擁有足夠數量的輕型軍艦。到了1929年的倫敦海軍會議時，雖然英國在巡洋艦數量上做出了讓步，但是法國又提出了反對，理由同樣是為了保衛遍佈全球的殖民地，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軍艦。在1932年的日內瓦裁軍會議上，法國指出，除非得到英美的安全保障，否則不同意裁軍；德國則堅持各國都應該遵守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制定的相同的標準。因此，華盛頓海軍會議之後的歷次裁軍會議均以失敗告終。

70年代，分導式多彈頭導彈技術開始成熟

時間進入到20世紀下半葉，由於冷戰的爆發，裁軍的話題一度被擱置，直到60年代。伴隨著美蘇關係的“緩和”。軍備控制開始進入美蘇兩國政策制定者的視野之中。核武器首當其衝的成為雙方談判的目標。其結果就是1972年的《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美蘇之所以能夠達成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也是有著特殊原因的。一方面，該條約並沒有裁減戰略武器的數量，而只是規定雙方“凍結五年”。同時簽訂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對雙方的反彈道導彈系統的研發和部署做出了限制。另一方面，70年代恰恰是導彈技術突飛猛進的年代，分導式多彈頭技術逐步成熟，遠端轟炸機和戰略核潛艇也在快速發展。傳統的洲際導彈的數量已經不再重要。因此，美蘇雙方也都願意將這一不再重要的方面作為“見面禮”增進彼此的互信。但是，除此之外，雙方都沒有更大的意願將更多的武器囊括進軍備控制之中。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美國國會拒絕批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雙方唯一達成的軍控協議就此夭折。再次啟動就要等到里根和戈爾巴喬夫時代了（《中導條約》）。

裁軍條約難以達成的原因

上文我們回顧了近百年的裁軍歷史。面對成果寥寥的現實，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原因導致裁軍條約的達成如此艱難呢？

從華盛頓海軍條約和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這兩個罕見的“成功案例”中不難看出，裁軍條約只有納入到一個完整的體系框架內才有成功的可能（如華盛頓體系和美蘇緩和時期）。其內在邏輯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框架的提出，是建立在談判各方對彼此既得利益的承認之上的，這本身就可以為對方帶來安全感。正是由於這種安全感的存在，才使得各方願意放下武器，做出讓步。如果用更一般性的話述來形容的就是，是安全為裁軍創造了條件，而不是裁軍為安全創造了條件。

《中導條約》可以被視為一個有限的成功案例

正如文章開頭凡爾賽條約中的規定所言，裁軍的最低標準只能達到足以保障國家安全的最低限度的程度。但是，不同的國家面臨不同的生存環境，他們對何為國家安全的最低保障的理解自然也不盡相同；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各自需要什麼型別的武器自然也不會一樣。因此，如華盛頓海軍條約和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一樣，裁軍條約要想成功也只得限制在有限的武器種類上，一旦希望將裁軍範圍擴大到更多的武器上來，那麼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這還不包括，利用科技的進步或文字遊戲等方式，繞過規定中的武器這種可能。

雖然百年裁軍史的成果非常有限，但不能否認這有限的成功確實給世界帶來了和平的曙光。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連同隨後的道威斯計劃和洛迦諾公約，開啟了20世紀20年的美好時光；美蘇之間的戰略武器限制為冷戰後美俄兩國真正的核裁軍奠定了基礎。雖然，我們必須承認裁軍的艱難，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裁軍的努力所代表的的人們對和平的不斷探索。這種探索才是最難能可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

1、《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係》，（英）E·H·卡爾

2、《宿命對決》，（美）麻田貞雄

3、《遏制戰略》，（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