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結構的產生，早期較原始的氏族公社是如何被部落聯盟取代的？

中國歷史上的黃帝時期，或者更早一些時期，早期的原始社會組織

氏族公社被部落聯盟制漸漸取代，

在黃河流域形成了以黃帝部落為核心的、比較鞏固的大聯盟。

部落聯盟的出現，表明原始氏族社會已進入軍事民主制時期，這一時期是原始公社解體到國家產生的過渡階段。

在中國，部落聯盟的出現距今有五千多年，形成國家的夏代距今有四千多年。

在這之間的一千多年時間裡，部落聯盟組織形式是怎樣的性質呢？

1985年在遼寧西部凌源縣牛梁河發掘出了五千年前的祭壇、女神廟和石冢群遺址，許多考古學家經過勘測和研究，認為這：

標誌著遼河流域當時產生了基於原始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具有國家雛形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文化起源的考古新發現》）

。

這種社會組織形式也就是部落聯盟組織。

大量的考古發掘物，加上文獻傳說記載，增加了我們對部落聯盟這種具有國家雛形的社會組織形式的瞭解，並有助於探討它向國家政權組織過渡的程序。

父權制的確立，全面破壞了人們之間的平等關係和平等觀念，並使佔有私有財富和奴役別人的行為被認為是正當的、合理的。

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男子的隨葬工具多是農具，女子的則多是紡輪，反映出當時男耕女織的分工已經比較明朗，女子逐漸脫離了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地位下降。

在屬於父系氏族社會晚期的甘肅齊家文化的一座男女合葬墓中，男子仰身正臥，女子屈肢面向男子，則進一步表明婦女的社會地位明顯地下降。

還有一座一男二女的一次合葬墓，男子居中仰臥，二女在左右側身面向男子，兩手放在胸前，下身屈肢，似乎跪奉男子，說明婦女在家庭中已經淪於被奴役的附屬地位，成為家長的殉葬品。

父權制確立了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同時也確立了擁有私有財產和奴役別人合理的觀念，進而形成階級。

在山東大汶口文化一些屬於晚期的墓葬中，有少數墓主已擁有大量的隨葬品乃至珍貴的玉製品，說明他們已經具有較其他氏族成員遠為優越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成為氏族貴族，可以支配或者奴役其他氏族成員了。

部落聯盟時期，是舊的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和新的國家制度形成的過程，是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

一：民眾大會的觀念淡薄

部落聯盟時期仍然有民眾大會，由各氏族、部落的全體成年男子參加，名義上對聯盟議事會的決議仍擁有贊成和否定的權力。

但是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形成與發展，促使部落聯盟的上層機構逐步發生了質的變化。

到了一定階段，有關部落聯盟的重大事務已經不全是由民眾大會討論決定了，而是更多地取決於部落聯盟首領和聯盟議事會。

聯盟首領握有很大的權力，以致被後人想象為最早的君王或皇帝。

據文獻傳說記載，黃帝部落聯盟最為強盛，先後打敗了蚩尤、炎帝、葷粥等部，不斷擴大，其勢力範圍已經是：

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史記·五帝本紀》）

以致有人認為

“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商君書·畫策》）。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大會對聯盟首領的制約已經削弱，到了歷史上傳說的堯、舜、禹時，就更加明顯了。

雖然，聯盟首領仍然給民眾提供一定的進言機會，

如

“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呂氏春秋·自知》）

，但實際決策的權力已轉移到聯盟議事會。

而聯盟議事會的參與者已經僅限於氏族貴族了。

二：首領選舉標準的變化

部落聯盟的首領選舉是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還保持著氏族民主制的傳統。

如黃帝崩，其孫高陽

“有聖德”（《呂氏春秋·自知》）

所以被聯盟議事會選舉為首領，而正妃嫘祖的兩個兒子玄囂、昌意，皆不得繼位。

然而，隨著部落聯盟的發展和聯盟首領統治地位的日益加強，在首領選舉上也發生了變化。

堯在選舉聯盟首領時，提出

“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呂氏春秋·自知》）

。

這一提法雖然是把

“貴戚”

和

“疏遠隱匿者”

同時提了出來，但卻與

“天下為公”

的原則存在著衝突。

因為堯把

“貴戚”

，即本部落的氏族貴族的候選地位突出出來了。

至於

“疏遠隱匿者”

，則是非本部落的氏族貴族和一般人物，為了照顧傳統習慣才把他們提出來。

當四嶽推薦舜為聯盟首領時，堯則婉轉地否決了他們的提議，提出

“吾其試哉”

。

司馬遷在

《史記·五帝本紀》

中曾詳細記載了舜讓堯的兒子丹朱為帝，以及禹讓舜的兒子商均為帝的過程，說明父系家長世襲的傳統已經影響到首領的選舉。

本部族勢力的有無或大小，在當時已經成為競爭聯盟首領的重要條件。

如果說初期部落聯盟首領選舉標準是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那麼到後期則變為

“家以傳子”

，而且還必須有強大的武力作為後盾，以實際的統治權威作為奪取聯盟首領地位的手段。

這正是上古歷史發展的重大進步，因此，

《韓非子·五蠹》

中記載：

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三：公共權力的出現

從部落聯盟組織到國家的出現，就是公共權力和人民大眾逐步分離的過程。

據文獻記載，

黃帝以雲名官，按中、春、夏、秋、冬為職。少皞摯（堯的哥哥）時，設官分職，產生了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事以及管曆法的歷正、管手工業的工正、管農事的農正。

到虞舜時代，公職機構又有增多，出現

管農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教化的司徒、管刑獄計程車、管郊廟祭祀的秩宗、管承上宣下的納言、管十二州的州牧以及管禮、典、樂等職事的官員22人

，又制定了五等刑罰，即所謂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史記·夏本紀》）。

雖然這些公職人員基本上還是由聯盟議事會的成員擔任，但已經出現君臣關係的跡象。

如

《尚書·益稷》

中記載的一則場景：

舜曾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管刑獄的皋陶則和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這種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對話式的場景，已經反映出當時王權比較穩固，聯盟的統治機關開始具備國家機關的雛形。

虞舜時，曾經指定皋陶主管兵刑，原因是

舜嘉勉禹治水之功時說：“籲，臣哉，臣哉！臣作股肢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輔之”。

前者是指蠻夷部落與舜的部落聯盟經常發生戰爭，後者是指聯盟內部存在的分化和對立，所以需要分別用兵刑去壓服。

兵刑是階級統治的重要工具，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宗教信仰的發展

在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原始宗教觀念雖已發展到對祖先的崇拜，但並不承認和信仰本氏族以外的神。

部落聯盟的發展，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也為超氏族神的出現提供了條件。隨著聯盟首領地位的加強，這種超氏族的神則成為首領和神的結合體。

遼寧西部凌源縣牛梁河發掘出的女神廟女神頭像，表明這種神的人格化和信仰範圍的擴大。

“籲，臣哉，臣哉！臣作股肢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輔之”。

中說：

“君臣”

這是說黃帝和蚩尤都具有調動神祇、支配自然的能力，後來人們也把黃帝和蚩尤推崇為半人半神的人物。

這種把聯盟首領的作用和神聯絡起來的做法，容易統一人們的宗教和政治信仰，有利於聯盟的鞏固。

據

史料

記載，顓頊（高陽氏）以前，還沒有真正超氏族的、統一的宗教，也沒有統一管理宗教的專職人員，各家族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祈告自己家族的神。

而顓頊卻

“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尚書·堯典》）。

。

即讓名叫重的人充當

《山海經·大荒北經》

，專管神事，把宗教活動統一控制起來，成為與天打交道的專職宗教人員。

再讓名叫黎的人去充當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殺蚩尤。

，率領人民敬事統一的神明，並據以處理世俗的人間事務。

這就使部落聯盟內出現了統一的神，並使宗教具有了階級內容，作為聯盟首領的顓頊實際上控制著宗教，無怪乎後人對其評價：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可見顓頊不僅有謀略和才能，而且還善於利用鬼神去統治和教化人民。

顓頊設專人統一控制宗教，是一次重大改革。他首次把原為多數人信奉的宗教，變成為少數人所控制以統治多數人的思想工具。

同時，將宗教統治和行政統治配合起來，使統治權力神化。

因此，舜在聯盟機關內專門指定伯夷管祭祀，在夏商周三代，即使在國家機構已逐步完善之時，祭祀仍然被作為國家頭等重要的大事。

統一的宗教信仰成為統治者實行統治的重要工具。

五：總結

從上述幾點發展變化中可以看到，我國的原始氏族社會經過若干萬年的發展，終於分裂為階級，在部落聯盟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為國家及王權的早期形式，階級統治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新的觀念是社會生產關係變化的反映，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雖然它充滿了自私、物慾、卑鄙和殘忍，但它畢竟是促進新的社會制度出現的有力槓桿。

如果說私有制和階級的形成與對抗是國家形成的社會基礎，那麼部落聯盟及其首領的統治，正是建立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的，它是中國最早的國家政權結構的胚胎。

中國歷史發展至此，已經可以看到文明時代的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