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對於社會和國際方面，有什麼影響？

科舉不僅是政治制度與教育制度，也是一種社會制度

，多數學者認為，科舉制自隋發軔，經過唐的發展，到了宋代，它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進入“科舉社會”——人的社會地位和階層的劃分以科考功名為依據，世家大族除非有考取功名的子孫不斷湧現，否則難以保持家族超然的社會地位。

一、科舉與社會

科舉對於社會最明顯的影響體現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這一俗諺正是社會階層流動的真實寫照。

唐代時，

錄取比例低，世家大族對於朝政還有一定影響力，

科舉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的作用還不算明顯，但到了宋代，出身平民得中進士者佔錄取總人數的53%，明代為46。7%，到了清末，科舉家族地位穩固、買官賣官之風盛行，但考中功名者仍有35。5%為祖上三代無功名或者功名為生員。

雖然很多學者認為，

科舉仕進需要金錢與社會地位作為支撐，

家境貧寒者在爭取高等級功名、獲得官職這方面不佔優勢，但沒有人否認科舉考試本身的自由開放與公平競爭的屬性，對於家境貧寒的人來說，就算只是考取最低等級的功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階級地位，科舉在促進階層自下而上流動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科舉對於社會的另一重要影響是士紳階層的產生和壯大。

秀才雖然是最低等級的科舉功名，但成為秀才，就等於躋身“士”階層，這不僅是身份的榮耀，更能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贏得人們的尊重。

清代的秀才見到知縣只行禮而無需下跪，犯法後需要報請學政革去功名後才能用刑，經濟上也能免除一些賦稅，

舉人已經有了任官的資格，不僅可以免徼丁稅，而且特權可以惠及家族。

這些獲得了科舉功名而沒有擔任官職的人，組成了龐大的地方士紳階層，

他們雖然不從事物質勞動，但是創造了許多精神財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地方上擁有很強的影響力，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傳統中國以鄉村為基礎，這些鄉村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

在這裡，

國家行政力量與鄉村士紳勢力結合，共同約束鄉民，保證鄉村社會的正常運轉。

士紳的文化素質、經濟實力、政治特權使他們在地方獲得極高的聲望和地位，成為鄉村政治的核心，州縣在選拔鄉保時，往往要過問士紳們的意見。

在平時的履職中，

“州縣辦理編查，鄉保多不知書寫，又未諳條款，必須紳士協導”

，士紳階層憑藉其在地方的影響力，就算不直接出任基層職役，也能將自己的勢力滲透進去，間接控制鄉里組織，穩固自己的地位。

科舉對於社會的深層次影響還在於科舉相關之社會風俗的形成及廣泛流傳。

科舉的激烈競爭，讓很多士子在屢試不第、痛感希望渺茫之時選擇相信“科名前定論”，“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他們將能否考中功名歸因於命運、風水、祖上的陰德，最後才是自己讀書如何，

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神明在安排自己的命運，於是透過解讀夢境、求神問卜來判斷自己仕途如何。

考試前後抽籤問卜成為各地流行的社會風俗，

二月初三拜會文昌帝君甚至成為節日，在科舉考場中，也有開考前三天請和尚打醮做法事的習俗。

除了士子，

由於科舉高中、躋身仕途的影響力太大，敦促子弟進學應舉成為每一個家族的重要事業

，“科舉考試演化為一種慣例式的全民動員，已接近於一種宗教行為。

它

將考試演化為程式、規則、禁忌及慶典儀式

，使其彰顯為民眾生活的中心，也淡化了一切與其無關的活動選擇”，祈盼子弟高中的願望演化為習俗，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飲食上蘇州的狀元糕、狀元茶、狀元紅等食物以狀元為名

，玩樂方面有名為狀元籌的博弈遊戲，逐漸演化為中秋節博狀元餅的遊戲，具體的玩法是在中秋節製作一塊大面餅，上面有紅字寫一個“元”字，“用骰子擲四紅以奪之，取秋闈奪元之義”。

二、科舉制的國際影響

科舉制

不僅對中國有重要意義，也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才選拔制度產生深刻影響，

其中最顯著的是中國周邊越南、韓國、日本等國，它們曾將科舉制作為先進文化制度引進到自己國家。

韓國的科舉制從公元958年開始，持續到1894年，一共存在了936年，

是中國以外實行科舉制時間最長、制度也最完備的國家。

據《高麗史》記載：“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言，以科舉取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用法，頗用唐制。”

高麗科舉一開始模仿唐代科舉的模式，以十韻排律、八義賦、時務策等為考試內容。

李朝代高麗而立後，繼續實行科舉制，考試分三場，依次考察中國經學、詩賦和時務策，除三年一試的“大比之年”外，李朝還時常根據需要臨時加科，且每十年開一“重試”，考試頻率高，錄取難度低，“國家用人之道，只在於科舉，”

科舉在韓國曆史上同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人才選拔作用。

韓國科舉主要以中國儒學為考試內容，它的實行，一方面為韓國選拔了大批優秀人才，提高官員群體素質，推動文官政治發展，維護國家中央集權；

另一方面也推動中華傳統儒學在韓國的傳播，促進韓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除韓國外，越南、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也曾在歷史上實行過科舉制度，

“科舉制在古代東亞世界曾經變得‘國際化’，形成了一個東亞科舉文化圈。”

越南、韓國等國作為中國的藩屬國，

學習中國的科舉制度推動自身政治制度的建設，在科舉制的實行過程中也推動中國文化在本國的發展，

擴大儒家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有力促進了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東漸之外，科舉制還曾“西傳”，被西方各國借鑑，與現代文官考試製度有深厚的淵源關係。

1941年，鄧嗣禹發表了《中國對西方考試製度的影響》一文，全文3萬字，旁徵博引，以豐富的文獻資料論述科舉制對英國等國考試製度的影響，最後得出結論：

“中國的科舉是西方制定類似制度的藍本”

。

在西方漢學界引起巨大影響，影響西方學術界對於考試製度起源的看法。

早在17、18世紀，

西方英法等國將中國的科舉制介紹到本國，言談之間多為讚美之辭，

他們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比如英國的麥杜思，他曾在1842年到過中國，歸國後出版《留華札記》一書。

其中

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呼籲建立面向全體英國人開放的“公職競爭的考試製度”，

他說“中國的國脈之所以歷久不墜，純粹地完全地是由於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於能起用賢能有學識的人”。

大量介紹中國科舉制的文章在社會上流傳，引起西方思想家們的關注，

他們高度讚揚科舉制，並在社會掀起一場崇尚中國文明的熱潮

。伏爾泰認為中國的政體“實際上是最好的”，皇帝世襲制代表著帝國的秩序，官員由科舉選拔，代表著一種理性。

1967年，魁奈出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他認為

中國的科舉制度具有公平競爭的屬性，沒有世襲的貴族

，人的社會地位由科舉功名而定，可以流動，堪稱選才制度的典範。

1853年，馬考萊接受英國政府任命，組織委員會考察印度的文官制度，在他的報告書中，提到了考試製度需要一個“具有權利的中央考試委員會議來推行”要採用筆試的辦法，同時對考生的年齡、健康狀況以及品格進行考察，

高等級的文官考試需要與國家高等級的教育水平相合，低等級的文官考試則可以在各地舉行，便於考生參與。

報告書中提出的原則顯然與中國的科舉制度所體現的原則有很強的一致性

，而這些原則都被英國當局採用，成為英國文官考試製度制定的重要依據。

1855年，

英國開始實行的文官考試製度，考試內容方面選擇實用性更強、關聯性更高的數學、法律、歷史等學科知識，

考試原則方面則保留了科舉制“公平競爭”的精神核心，可見中國的科舉制與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與實行產生了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消失，是科舉制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結語

科舉原為選拔官吏而設，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因其造成的影響廣泛而深刻，

宋代及其以後的社會被稱為“科舉社會”。

政治方面

，科舉透過考試選拔國家最優秀的人才補充官僚隊伍，推動官僚政治發展，維護政權穩定統一；

同時，以科舉仕進的知識分子在官場中不免結為同年，甚至發展成朋黨，成為政壇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政治鬥爭中相互傾軋，影響國家正確政策的頒佈與實施。

文學方面，

科場是知識分子求取功名難以迴避的場域

，科舉取士標準引領文壇風氣，知識分子為迎合主考官的喜好，獲得優異成績，不斷變換自身文風。

這一方面吸引人們求學仕進，

在社會上形成讀書應舉的風氣

，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知識分子自由發揮的空間，阻礙他們在文學方面取得更大進步。

文壇如此，教育亦如是，教育是培養人的機構，科舉是選拔人的機構，

教育自然居於科舉的從屬地位，學校成為科舉的儲才之地

。社會方面，科舉的廣泛推行也造就了獲得功名的“士”階層，其中包括獲得秀才、舉人等低等功名計程車紳階層，這些士紳雖然功名不高，沒有獲得官職，但是在地方受人尊敬，有很大的話語權。

他們與官府統治一起，維繫整個地方的穩定

；科舉社會，因科舉入仕而改變社會地位的人屢見不鮮，科舉促進了社會自下而上的流動；同時，科舉高中的吸引力與屢試不第的現實使很多讀書人相信了“科名前定論”，希望子弟高中的願望被寄託在衣食住行的生活物品上，因科舉而興的習俗蔚然成風。

國際影響方面，

科舉實行初期，就作為先進的政治制度輸出到韓國、越南、日本等周邊國家

，形成東亞科舉文化圈；此後，科舉制被介紹到西方，與西方文官考試製度的建立有深刻淵源關係。

科舉作為一種考試製度，能夠在中國古代存續一千多年，究其根本，是因為它蘊含著公平、公正的精神核心，

這種能力本位的人才選拔原則仍適用於現代的考試製度，這也是科舉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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