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影片，譴責了根深蒂固的環境

《人民公敵》（1931）敘述兩個在一塊兒長大的孩子，他們成了販賣私貨的領頭人。一天晚上，兩個孩子的媽媽她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勾當，在大門口聽到有人敲門，她前去開門。大門一開，她大吃→驚，倒進來的是她兒子的屍體，滿身纏了繃帶（這孩子在土匪的械鬥中被殺死了）這一殘酷場面集中了強盜世界殘酷行為的大成。另一個有意義的情節又發生了：另一個孩子詹姆斯·卡格尼砸碎“婊子”臉上一半葡萄形狀的裝飾，那舉動把迷人王子的神秘都給撕破了。《疤臉天盜》（1932）是壓倒一切強盜片的強盜片，它用無情的現實手法描寫了艾爾卡彭的事業，聖·華倫泰節的大屠殺，強盜“飛毛腿”金剛在旅館的槍鬥，警察官兵追捕“雙槍將”克勞利一一所有下層社會和強盜統治下的殘暴和野蠻行為。

這些影片都企圖揭露下層社會，但很少說明它的原因。觀眾因為它們描寫犯罪者的世界而感到興趣。影片上映時大家抱著一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態度來看待它們，做廣告也用戰前老一套方式，用這類字句作開場白“本片中出現的每件事情乃根據實有情況…出場人物都是現實人物寫照，他們有的現在還活著，有的死了”。銀幕上最初對強盜世界的社會影響所採取的冷漠態度逐漸改變了。後來用暗示“社會對犯罪的事要負責任，還應該採取措施”的態度來代替。伴隨著影片映出，有一段開場白和閉幕詞，反映了對敲詐勒索所產生的社會嚴重性有越來越深的認識。例如，《人民公敵》的片名就暗示出這些強盜雖然英勇，卻是社會上的壞人。

開場白中所運用的隱晦字句指出影片中出現的這些情況都是國家應該加以解決的問題。影片的末尾，又建議所有商人和一般社會公眾、地方檢察官和法官應該負起責任，消滅這些事情。這些話雖然還是膚淺的結論，但它是潮流的先兆。影片《疤臉大盜》的製片人在影片正式上映前有一段大膽的前言，發出了社會公眾憎恨強盜行為越來越高的抗議聲：“這是控告美國強盜世界的狀子，也是對美國政府漠不關心的起訴書…你們對這個問題怎麼辦？《疤臉大盜》上映以後，出現了一系列震動人心的大事把強盜事件推到了高潮，同時也使描寫強盜的影片衰退下來。1932年2月7日，“小煞星”文森特·科爾在紐約一家藥房裡用機槍掃射，造成強盜殺人巨案；1932年3月1日，飛行師林白的愛子被綁架；9月間芝加哥考克房地產百萬美元被劫，使得整個社會大為震怒。

主張影片檢查制度的人指責犯罪影片鼓吹目無法紀、殘忍橫蠻讚揚犯罪行為，鼓吹強盜追求大筆金錢和闊綽奢華。這一陣騷動直到1934年最後成立了道德協會才告終止。同時，公眾對生產過多的強盜片已經看得厭煩了，加上1933年禁酒法令撤銷，敲詐勒索、私運貨物的犯罪行為漸漸減少。除了這些使強盜影片生產低落的原因以外，更有影響的，可以說是經濟不景氣日益加深，人們更加註意同他們切身利益有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上來了。強盜主題在銀幕上漸漸地越來越少，一直到1937年才以新的姿態再度活躍起來。現在，從影片的名稱就可以知道，強盜是受到嚴厲譴責和反對的。表明這種新態度的影片包括有偶然做得過火的，如把工會組織者描寫成為敲詐勒索者的成套短片《罪惡到頭終有報》，譴責強盜的有《名土殉情記》；描寫一個英勇豪邁的少女，用機槍打死一批綁匪的《天誅地滅》其它影片則有歌頌聯邦調查局探員的《剿匪偉績》，以及《危機四伏》等。

近年來，公眾的願望是以對待犯罪問題來改正社會上的種種罪惡事實。影片譴責了根深蒂固的社會環境和世界大戰，這些才是釀成犯罪的根本原因：如教人開槍射擊，還認為不當回事（《是誰之罪》）；貧民窟的環境（《都會的窮巷》、《街上的孩子》）；感化院（《犯罪學校》）和惡劣的生活環境（《頑石點頭》）。原差最近新出的影片《一世之雄》（1938）作了一個更大膽的嘗試來剖析犯罪問題，指出犯罪的各種原因，特別強調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當前這個道德敗壞、強權稱霸的世界的惡劣環境。

影片開始時，出現迅速走過的人群，表明貧民窟孩子的成長過程，他在感化院裡學會了兩面討好，又在戰後禁酒時期當中練就了一套撈錢的本領，這就反映出一種探求事情根底的更新的傾向。這個強盜頭目（詹姆斯·卡格尼飾）是個亳無心肝的蠻橫傢伙，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他的格言是“別當傻瓜”，他跟人交往的態度是凜然難犯而又和藹可親“我們沒有聽見，我們能說什麼？”。在版炸勒索的下層社會中，另外一些“大亨”是腐朽的律師和那個利用法律為他辦事的老闆。這個強盜渾身是膽，他說他自己毫無心肝，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可愛的、不會被人憎恨只會引起人們憐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