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在前，宋代如何促成了文化的別開生面？

《清平樂》的熱播讓“宋文化”再度成為當下熱點之一。

唐之後，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大放異彩——宋詞以鮮明的文體特徵成為有宋一代的標誌性文體；宋代書法在唐代“尚法”之後也別開生面，形成自己的風格。與此同時，市民文藝憑藉瓦子勾欄的新平臺異軍突起，成為宋代的新風尚。這些獨領風騷的文化現象緣何出現在宋代，還要從多方面探尋原因。——編者

眾所周知，詞在中唐前後初露頭角，及至晚唐，文人倚聲填詞已成時髦；進入宋代，詞的成就遠在詩文之上，繼“好詩都被唐人做盡”後，形成了有異於唐詩的鮮明的文體特徵，從而成為有宋一代的標誌性文體。類似晏殊、歐陽修那樣以文載道，以詩言志，以詞言情，在士大夫精英中幾成常例。他們有意形塑“詞別是一家”的藝術特色，來抒寫個人的私情閒愁。

中國繪畫史素以宋元並稱高峰期，士大夫新意勃發地創作文人畫，自覺將理想人格投射其中，為傳統繪畫吹入了新風。同時，宋代書法在唐代“尚法”之後也別開生面，雖然雄強剛健不足，卻也形成了崇尚自由真趣的書風。

如果說詩詞書畫還是在傳統基礎上的拓展，那麼市民文藝憑藉瓦子勾欄的新平臺異軍突起，則是宋代出現的新風尚。說書促成了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的此長彼消，經宋元時期的孕育，為長篇白話小說誕生創造了可能。宋雜劇繼唐之後在表演程式與角色設定上趨於成型，與晚宋南戲分別為元雜劇與明傳奇饋贈了奠基禮。

可以說，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在彼時大放異彩，歸根究底，就是宋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卓越貢獻。而這些獨領風騷的文化現象之所以出現在宋代，有必要從諸方面探尋其根本原因。

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是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大放異彩的原動力

上承唐朝的開放，北宋立國之後，在廣開科舉、興辦學校、優待文士、創設機構、編纂文獻等崇文政策上，其實施力度超邁唐代。《宋史·文苑傳序》指出：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預知矣。藝祖（指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

這段論述，雖略有誇飾，但宋代君主“留意藝文”卻非虛言，總體文化修養在列代人君中也位居前茅。藝文全能的宋徽宗自然無庸辭費；仁宗擅“飛白”憑藉《清平樂》熱播漸為人知；宋高宗書法實更有造詣，還擅“小筆山水”；其他皇帝也幾乎都善書或能書。自宋太宗起，翰林書藝局、翰林圖畫院、畫學與畫院先後創闢，經專業技藝考核而榮寵待詔、祗候等名位；此外，北宋欽命編纂了《淳化閣帖》《宣和書譜》與《宣和畫譜》等藝術譜錄，宋徽宗更親自評騭畫學試卷的高下優劣。崇文國策的確立，君主好尚的導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對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整個宋代文化勢必起著示範引導之功。

與此同時，宋代社會經濟空前繁榮，農業生產力明顯提高，手工業分工漸趨細密化與專業化，商品流通迅速發展，城鎮化程序不可阻遏，構建了兩宋文化的先決條件與堅實基礎。

入宋以後，印刷術的普及與改進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話本小說的繁複書寫、及時印刷與廣泛流傳，即拜其之賜。印刷術還攜手日趨精良的造紙製墨業，使法帖摹刻水到渠成，由此催生的帖學有力推動了書藝普及與提高；與此同時，早期版畫年畫的呱呱墮地，雕版印刷工藝也是不可缺席的助產婆。

就城市經濟而言，伴隨著坊牆的倒塌，商業區與居民區融為一體，商品市場欣欣向榮，人口流動頻率加劇，市民階層持續擴容。他們在物質層面享受經濟利好的同時，自然萌生出文化消費的諸多訴求，瓦子勾欄便應運而生。藝人在市井勾欄按管調絃，吟詠文人新填的長短句，滿足各色人等怡情休閒的精神生活，詞便在藝人吟唱、詞家創作與受眾追捧的合力推輓下，穩穩坐上了宋代文藝的頭把交椅。說話與話本在勾欄演出中佔據了主導地位，雜劇與南戲也相繼成為市民觀劇的新寵。社會經濟開創的城市新格局，既為風俗畫奉上了《清明上河圖》式的全新題材，也引發了市民各取所需的書畫消費，裝飾性與鑑賞性書畫進入市場；由行業細密化催生了裝裱業，卷軸裝池開始服務於書畫消費。

無論新詞詠唱，還是書畫流通，抑或勾欄演出，既然都無力抗拒文化消費市場化與專業化的時潮裹挾，便唯有不斷精益求精，維護並提升自身的藝術聲譽。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才是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大放異彩的原動力。

創作主體的不斷擴充，進一步促成這些藝文樣式走向世俗化與平民化

及至宋代，非身份性地主成為統治者，其子弟精英藉由科舉選拔的渠道躋身士大夫官僚群；普通士人倘不入仕即無以享有特權，士農工商諸階層相對趨於平等，整個社會呈現出平民化趨向。這些深廣的社會變動擴充了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的創作主體，也進一步促成這些藝文樣式走向世俗化與平民化。

在平民化的大趨勢下，除了文人詞，吟詞唱曲的底層藝人也頗有詞的創作者（《全宋詞》裡不乏嚴蕊之類例子），甚至還有略通文墨的市民、工匠、僧道等下層民眾。在年畫、版畫等貼近生活的畫種裡，創作者更多來自默默無聞的社會底層，他們與畫院畫家、文人畫家三分畫壇天下。少數士人科場失意，也不再介意轉換身份，擔當起話本、雜劇與南戲的無名創作者；那些下層藝人的演出雖據話本或指令碼，但必然進行二度創作，其中有的可能就參與了原創的過程。

隨著唐宋之際的社會轉型，宋代文化受到宋學潛移默化的薰染，具有相對理性的傾向；基於平民化趨勢與士大夫主體意識，世俗化與個性化也漸成時代風氣；外部與北方的嚴峻對峙，刺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與高揚。

在繪畫領域，正如美術史家王遜指出，宋代“世俗的美術脫離了宗教的羈絆，而得到了獨立的發展”；而人物畫的顯著特色，一是摹繪士大夫精神面貌（例如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二是藉助歷史題材宣傳淑世精神（例如佚名的《折檻圖》）；整個宋代畫風蘊涵著精緻含蓄、自然平淡的審美情趣。民間版畫多以平民生活入畫自不待言；在應時勃興的風俗畫裡，農婦、漁夫、村醫、貨郎、藝人，夜市、村店、閘口、耕穫、紡績，紛至沓來進入知名與佚名畫家的畫卷，在題材平民化上更開風氣之先。

至於宋詞，仰承俗字俗語俗文體的沾溉，摹寫市民日常的眾生相，相當妥帖地平衡了通俗化與平民化的雙翼，也是其與唐詩分別奪得古韻文雙璧的要因之一。宋代話本與唐人傳奇立異，在語言上純用世俗喜聞的白話，在題材上多以各色平民扮演角色，敷演他們的哀樂情仇，誠如馮夢龍所言：“宋人通俗，諧於里耳，……不通俗而能之乎！”宋代雜劇與南戲同樣貫徹了這種世俗化與平民化的傾向。

說到人性的坦露與個性的釋放，士大夫精英恰當拿捏了崇尚理性與追求個性的合理張力，鍾情於淺吟低唱的詞，為人性與個性私藏了一方領地。在繪畫領域，文人畫崇尚的就是個性：以梅蘭竹菊或林石山水作為風行的題材，以水墨淡彩的簡筆寫意渲染文人士大夫獨有的韻味、情趣、意境與襟抱。這種傾向也凸顯在人物畫中，李公麟畫中的陶淵明，梁楷筆下李太白，描繪的雖是古人，寄託的卻是畫家當下那傲逸不羈的個性。在書法上，宋人“尚意”，在唐人“尚法”之外另闢蹊徑，既與文人畫“寫意”一脈相通，又融入晉人書法的“尚韻”，及至蘇、黃、米、蔡而燦然大備卻仍各具個性，蘇東坡標榜“自出新意，不踐古人”的八字宣言，宋人書風兀自開出了一片新天地。

人性與個性並非士大夫專利，話本、雜劇與南戲更多彰顯了底層民眾活潑潑的人性與個性，其中女性形象尤其生動豐滿（例如《快嘴李翠蓮記》《碾玉觀音》《錯斬崔寧》裡女主角），她們義無反顧地追求生活，嚮往愛情，為達目的，甚至不顧禮法，其個性的張揚與人性的呼喊為前代所罕見。

民族意識的自覺甦醒，南宋遠比北宋強烈。宋詞自蘇軾唱出“西北望，射天狼”以後，題材也從閒庭私閨拓寬到家國天下，藉以抒發壯懷激烈，表達民族大義。且不說辛棄疾為首的辛派詞風，即便從李清照《永遇樂》裡對“中州盛日”的追懷，到姜夔《揚州慢》裡對“胡馬窺江”的悲吟，也都浸染著民族的哀愁。宋詞至此，無論題材，還是風格，作為一代文體終已修成正果，足與唐詩相繼並稱而無愧於各自的時代。在繪畫領域，北宋李公麟《免冑圖》等歷史人物畫，已然寄寓著對民族前途的隱憂；南渡以後，歌頌民族氣節，企望中興恢復，祈願民族和睦，匯成歷史人物畫的濃烈底色，名作更是不勝列舉。在話本《宣和遺事》裡，說話人在終場告白時民族意識灼然可感：“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另據南宋曲藝論著《醉翁談錄》，說話人都“破盡詩書泣鬼神，發揚義士顯忠臣”，足見表彰盡忠報國與弘揚民族意識譜就了南宋說話的主旋律。

總之，經歷了唐宋之際的歷史劇變，在王朝政策、經濟基礎、社會結構與思想觀念諸方面，宋代都形成了自身獨具的時代特色。正是在這諸多因素的合力助推下，宋代創造出有異於唐型文化的宋型文化。

（作者為著名宋史專家、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