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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門之變為什麼能順利發生？唐高祖讓位為何也只能讓位？

由阿權滴生活發表于人文2022-12-01

簡介唐高祖沒有保持中立“玄武門之變”前夕，李建成、李元吉加緊了對李世民的鬥爭，他們聯絡宮中妃嬪，竭力向唐高祖講李世民的壞話

三人告母雖投杼什麼意思

唐朝建立後，李淵改朝換代基本上成功了。隨著改朝換代的勝利，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逐步明朗化了。

在封建社會里，任何一個統治集團，如果說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還能夠步調一致的話，那麼，在取得奪權勝利以後，其內部必然為爭權奪利而產生矛盾。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地主階級的任何成員，都不會意識到他們本階級的共同利益，在主觀上都只能為自己的私利而奮鬥。

所以，在取得一定勝利以後，各個成員之間，必然要為分享勝利成果而有所衝突。臣僚們邀功求賞，互比高低多皇帝以此抑彼，甚至殺功臣，樹親信，以示至高無上。在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中，他們結黨組派，各自拉攏勢力，排斥異己，形成各種各樣的鬥爭。唐高祖時的“玄武門之變”，就是這樣的問題。

“玄武門之變”實質

所謂“玄武門之變”，就是唐高祖的兒子們為爭奪太子地位而進行的互相殘殺。

從太原起兵到唐朝的建立，以至在唐初的統一戰爭中，李世民確實是功績顯著，超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按照封建制度的習慣，李建成因年長做了太子，位居李世民之上。這樣一來，必然產生李世民恃功不甘居人下，李建成感到李世民對他是嚴重威脅的矛盾。李元吉既無什麼功績可言，而且又驕奢淫逸，不孚眾望，當然只有靠皇子的身份去分享勝利成果。

因而他和李建成的情況有類同之處。另外，李元吉也並非甘居人下者，他也是野心勃勃，夢寐求皇帝的寶座。但他又清楚地看到，如果和李世民一道除掉李建成，太子的地位還輪不到他，因為就功績和威望而言，和李世民相比，他都望塵莫及。如果他追隨李建成先除掉李世民，然後再與李建成交鋒，為了擺脫危險的處境，太子中允王畦、洗馬魏徵向李建成建議道：

“殿下但以地居嫡長，愛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眾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梢，因結山東英俊”（《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李建成接受這個建議，親自去鎮壓劉黑起義軍，正說明李建成認為王畦、魏徵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

李建成一面抬高自己的威望，一面又聯絡宮中諸妃，使她們在唐高祖面前誹謗李世民，美化自己。同時，還“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作為自己的私人武裝。另外，還陰結慶州都督楊文幹以為外援，準備以武力除掉李世民。事未成功，被人揭發。

唐高祖怒斥李建成、楊文千舉兵造反。唐高祖一面派李世民平定楊文乾的叛亂，一面準備廢掉李建成，封他為蜀王。由於“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為遊說”，才使唐高祖改變主意，“復令建成還京居守”。

李建成與李世民的鬥爭，愈演愈烈，無機不乘。在對待突厥的問題上，李世民主張抵抗，李建成等則認為是“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1”武德七年，唐高祖“校獵城南”“命三子馳射再勝”。李建成故意以“喜蹶”的胡馬“以授世民”，“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

李世民遂對宇文士及說：“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李建成對此話加以歪曲，透過妃嬪向唐高祖說“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這樣一來，唐高祖當然要遷怒於李世民了。這時，適逢突厥進攻內地，唐高祖又命李世民出征，才使李世民免遭追究。

李世民採取了措施

在戰爭過程中，他千方百計，結成了一個集團，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等，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玄武門之變將爆發時，他又“以洛陽形勢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

李建成針鋒相對，欲先下手，就在這時，“夜召世民，飲酒而醯之”，未得成功。當矛盾發展到如此尖銳的程度時，唐高祖採用了調和矛盾的手段，打算讓李世民離開京師。他勸李世民說：“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

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這項措施，又遭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反對。他們認為“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複製多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九人，伏兵於玄武門（宮城北門），李建成、李元吉雖然於事前已風聞此事，但還想親去“自問訊息”。當二人行至臨湖殿，發覺將有事變發生，欲掉轉馬頭奔回東宮時，李世民已將在弦之箭發出，李建成應聲而倒，立即斃命。接著，李元吉也被駙遲敬德所殺。李建成、李元吉部下聞訊趕來，雙方展開了激戰。

當雙方激戰的時候，唐高祖在“泛舟海池”，李世民派尉遲敬德向他報告了訊息。當他詢問應如何處理此事時，肖、陳叔達說“建成、兒佔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太子）委之國事，無復事矣！”唐高祖道“善，此吾之夙心也。”這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去宣敕，眾然後定。”雙方鬥爭的結果，就這樣把事實合法化了。

接著，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同時下詔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資治通鑑》卷一九一，武德九年）。透過這道詔令，高祖把皇帝的實際大權也交給李世民了。

“玄武門之變”，是李建成、李世民等爭奪太子地位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唐高祖的態度是直得注意的。表面看來，他時而傾向於李建成，時而傾向於李世民，搖擺不定。但實際上他的基本態度是始終如一的。他的基本態度，是想以李世民代替李建成。不過，他又不願讓李世民借他之手去殺害李建成，而是放手地讓雙方互爭高低，致使自己不失任何一方的支援和擁護，以免像隋文帝那樣，輕信楊廣的表面現象，廢掉楊勇，結果斷送自己，悔之莫及。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李建成乘唐高祖將幸仁智宮（在陝西宜君縣境內）之機，聯絡慶州（甘肅慶陽）都督楊文幹，想殺死李世民。事未成而被人告發後，唐高祖囚禁了李建成，同時召李世民商討對策。李世民主張派一大將討伐楊文幹。唐高祖說：“不然。文千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

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資治通鑑》澮一九一，武德七年）。不唯看出，唐高祖對這件事的處理是慎重的。第一，他明確表示想讓李世民做太子，卻又不像隋文帝廢楊勇那樣，把李建成交付李世民處理，這就不至於會置李建成於死地而悔之莫及多第二，封李建成為蜀王，使其還有一隅之地與“悔過”的機會，“全之”與“取之”，以後還有改變的可能。至於後來因人說情而未廢掉李建成，更是唐高祖在這個問題上慎重的表現。

唐高祖沒有保持中立

“玄武門之變”前夕，李建成、李元吉加緊了對李世民的鬥爭，他們聯絡宮中妃嬪，竭力向唐高祖講李世民的壞話。李元吉還親自向唐高祖建議，要求殺掉李世民。他說：“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

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舊唐書》卷六十四《巢王元吉傳》）。唐高祖聽了這種不合心意的話，絲毫不露聲色，只是置之不理，李元吉無可奈何，只得作罷。這又說明，唐高祖是傾向李世民的，但他又不直接指責李元吉，以免自己的主張在形勢變化時無法改變。

“玄武門之變”發生後，他不追究李世民的責任，順水推舟，把既成事實合法化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鬥爭，是爭權奪利，不存在什麼是非問題。但就地主階級的政治、軍事才能而言，李世民遠在李建成之上。李世民的勝利，對唐朝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是有利的。

因此，唐高祖在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採取不千預的態度，是頗為高明的。這種不千預的態度，實際上是變相的支援李世民。司馬光看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埋怨唐高祖沒有周“文王之明”（《資治通鑑》卷一九一，武德七年），這裡所謂的“明”，實際上是指廢李建成而立李世民。王夫之也未看到這一點，因而他同情唐高祖是無可奈何，只得如此。

他說：“太原之起，雖由秦王，而建成分將以響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偕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為之辯，勇者不能為之決也。君子且無以處此，而奚翅高祖？”他還更明確地說：“建成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讀通鑑論》卷二十《唐高祖》）。

這就是說，唐高祖只能保持中立。一系列的事實說明，唐高祖並沒有保持中立。從太原剛剛起兵，他就對李世民說：事成之後，“當以汝為太子”；楊文乾造反時，他又一次告訴李世民，待討平楊文幹後，“立汝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說過：“武德六年以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為兄弟聽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舊唐書》卷六十《肖踽傳》）“玄武門之變”以後，當肖勸他立李世民為太子的時候，他又立即表示“此吾之夙心也”。

同時，還對親手射殺李元吉的尉遲敬德說：“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並“賜珍物甚眾”（《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接著，他又安慰李世民說“近日以來，人有投杼之惑”（《資治通鑑》卷一九一，武德九年）。這裡所謂投杼，是指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逾牆而走”（《資治通鑑》卷三，赧王七年）。唐高祖藉此事承認自己幾乎輕信別人，對李世民產生惑疑。這些無不說明，

在兩派力量進行鬥爭的時候，唐高祖決不是無所適從或不偏不倚的。他有自己的傾向性而不明顯的表現出來，從而使李世民不能借他之刀，去殺害其兄弟，致使他在弱肉強食之後，公開表示了自己固有的態度。這樣一來，他既不違背“立嫡以長”之禮，也滿足了李世民恃功以取太子地位的需要。顯而易見，比起隋文帝武斷的廢湯勇而立楊廣的做法，取得了有利的效果。這正是唐高祖比隋文帝高明的地方。

在封建社會里，皇帝自動讓位者並不多見。唐高祖讓位的動機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就其讓位這件本身而言，至少有以下兩點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唐高祖這時已年滿六十，當了皇帝以後，隨著其地位的變化，原來那種進兵長安時的銳氣已經逐步衰退，宮中妃嬪眾多，生活日益腐化，雖然他曾下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牛廢之”（《資治通鑑》卷一八五，武德兀年），但他在關中各地遊幸、打獵，卻已習以為常。

這樣一來，當然不再會親自出徵打仗，經受風霜之苦了。但是，隋朝怎樣滅亡，唐朝如何建立，他是記憶猶新的。所以，當他本人不願再勤於政而又不甘心像隋煬帝那樣，斷送自己，斷送唐朝政權的時候，產生高太上皇之位，坐享奉養之福的想法，是完全可能的。其二，李世民的地位已經確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問題。固然，李世民不是隋煬帝，但他既能殺害兄弟及其諸子，準能禎料他不使唐高祖和隋文帝有同樣的下場呢？

趙秦侵晉。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鬥士眾。，公日：·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入也煩己，飢食其糶，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翼認為，唐高祖“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洙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二十二史札記》卷十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誅》）。在這種清況下，就唐高祖來說，讓位比不讓位要保險得多。如果說唐高祖是認清了這種形勢而讓位的話，那就更顯得他是有眼光的政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