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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婦女們守寡後,靠什麼來維持生活呢?
羹藜含糗是什麼意思
婦女失去丈夫後,生存資料的來源問題是其守節面臨的首要問題。明代守寡婦女的經濟來源主要分為自己生產和依靠他人供給兩部分。其中以自己生產為主,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
一、紡織
守寡婦女依靠自己生產,維持家庭生存下去的主要途徑是紡織。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
“希圖創造一個作為政府堅實基礎的、強大的、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社會”
,非常重視桑、棉、麻的種植,史載
“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
,到了明代中後期,政府繼續提倡紡紗織布。
中國紡織業歷史悠久,漢唐已以東方絲國聞名於世。進入封建社會後期的明代,絲紡織生產已形成著名的產區,如山西的潞綢、漳州的天鵝絨、四川蜀錦、山東柞綢、廣東的光緞,雲緞等都是著名的產品。江南的蘇杭絲織業更是興盛,萬曆年間已形成居民多以絲織為生的局面。
棉花的種植,宋元時代,只是在南方的區域性,到了明代已遍及全國各地,並且由於北方地廣人稀,氣候宜於種棉,河南、河北成了棉花的主要產地,成為棉紡織技術較高的長江三角洲的原料供給中心,可以說
“到了仰其利的程度”
。
紡織業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且傳統社會中,一般女子均具備
“婦功”
,紡織是女性必備的一項基本技能。按《禮記·內則》所述,
“女子十年不出……訓學女事,以共衣服”
,這裡的女事即姆教婉娩,麻絲織紉之類的教習,這對於失去丈夫的寡婦來說,成為其守節維持生存的一個重要手段。
當時,許多寡婦就是靠紡織來生存。
無論是上層的家庭,還是處於底層的節婦,都會依靠紡織生活,紡織成為明代節婦首選的職業之一。在失去男性勞動力的家庭中,往往是寡婦紡織獨立支援生計。
據李伯重先生研究,節婦從事紡織維持生計是有可能的。明清
“家庭婦女勞動日收入約相當於農夫的80%。換言之,如果一個農婦一年從事紡織為200日,那麼她的收入約合5.6石,夠1.5個人吃一年;如果她紡織265日,那麼她的收入約合7.4石,夠2個人吃一年;如果她紡織360日,淨收入為10.1石米,夠2.8個人吃一年。因此,農婦從事棉紡織生產,養活自己全然沒有問題,此外再養活一到兩人,也是做得到的。”
如李氏,王永任妻,
“任早亡,遺三幼孤,家貧以紡織供舅姑”
,
“與永任在日無異,終舅姑之世無缺焉。”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在明代,尤其是中後期,紡織品市場價格競爭激烈,為了生存,寡婦們只好將自己的產品低價出售以換取必須的生活用品,這就造成部分守寡婦女生活每況愈下。
二、女紅
女紅是守寡婦女們謀生的又一重要手段。有的孀婦甚至僅靠做女紅為生。如林氏,
“舉人蔣龍妻,龍計偕卒,氏無子,姑老,藉女紅以養”
。再如,隆慶年間,陳黃氏,丈夫死,她“
矢志孀守,執女紅以自給,藜羹含糗,甘貧教子”
。
當然,也有僅靠女紅難以為生,輔助以其他手段的。河北水平府的節孝婦王氏,
“惟以針、紡織,自持始終”
。江西贛州庠生鍾大芳妻張氏,
“夫亡孤幼,矢志苦守,日資女紅自活,不繼以蔬果充之”
。
三、耕種
明代女性也有像男子一樣下田耕作的。傳統社會所提倡的
“男主外,女主內”
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理想而已,實際生活中,人們並不完全遵守,現實生活往往使人們背離無力的教條。尤其是在江南,婦女從事田間勞作,並不是個別事例,而是蔚然成俗,
“其四鄉,儉且勤,婦女皆天足,從事田畝,雜男子力作,樵漁蠶收,拿舟擔物,凡男子所有事,皆優為之”
。
李伯重在分析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時指出:
“在明代後期以前,以‘夫婦並作’為代表的男女同工模式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一直到了清代中期,以‘男耕女織’為典型形式的男女分工,才真正得到充分的發展。”
在有些地區甚至
“男人不勤農業,而專業耕事責之婦人”,“鄉婦耕田者,則絞裙扎褲,儼然男子狀”
,女性耕種時的穿著裝束完全男性化。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失去丈夫的女性,再加上天災人禍等因素的影響,迫使她們不得不下田勞動,從而打破了女性
“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的主內觀念。如臨淮詹奎妻周氏,丈夫死後家道衰落,
“田地荒,氏率童僕布種,以供衣食,奉養太祖母及姑”
,詹家一門三個寡婦的生活維持就靠詹周氏率領家中僮僕耕種勞作。
當然,傳統社會中,在農田耕作上,節婦往往無法完全頂替男子的位置,有些節婦僅靠土地難以為計,因而多兼有紡織。如江西贛縣的劉謝氏,年二十七歲守寡,
“遺腹生祿,舅姑衰老,家無餘資,僅存田五畝,謝紡織供具。”
還有
“徐氏,上三都民郭盟妻,夫亡時年十九,紡織種植,恪守婦道。”
四、僱傭
明代,尤其是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反映到社會分工上,使得一些寡婦得以受僱於他人,獲取生活來源養家餬口。周觀妻秦氏婚後兩年而守寡,孩子才一歲,家庭生活清貧,她只得為鄉鄰舂米
“得升斗自活”
。
江西南康府的吳孝婦,
“夫早亡無子。寡居事姑孝,俑於鄰里,獲錢以具養。”
當然,這些節婦並不是早期的僱傭工人,她們只是迫於生計以僱傭為輔助或主要的經濟來源。
五、經商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也迅速發展,尤其中後期的江南地區。如《杭州府志》中
“杭民半多商賈”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雲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商矣”。
在如此眾多的經商大軍中,同樣活躍者寡婦的身影。她們有的做些小買賣,如泗州生員袁睿妻劉氏二十歲守寡,
“上有孀姑,下無子女,家更貧乏,止有家僮一人,與同磨面,作豆腐為生”
。六安州何獻文妻李氏24歲守節,不久唯一的兒子也死了,她無依無靠,只得在
“屋角片畦雜植時卉,令老婢操入市,皆曰此何節婦家嫗也,竟買之,日得數十錢餬口”
。
也有部分堅忍而又有能力的寡婦經商規模較大,甚至實踐了振興家業的期許。如《顧祖母朱孺人墓誌銘》所載朱孺人,
“年方三十有四,扶襯以歸,執喪哀毀,矢志彌篤,孤燈隻影,茹孽啖火者六十餘年,扶衰拯墜,充拓家業,資雄於鄉,乃創田宅,以贍族貧。”
經商不僅拓展了家業,“扶衰拯墜”,還救濟了族中貧者。在這些沒有男性勞動力的家庭中,寡婦成了家庭經濟的支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創造者,在個體家庭的維持與發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
“積家而成國,家恆男婦半”
,常態下,夫婦各盡其職,共同經營家庭生活,喪偶後,寡婦隻身負重勉力為家,生活的重荷擠壓著堅忍背後的脆弱。
雖然寡婦盡其所力,採取多種營生手段,能夠以自己的辛勤勞動維持家庭基本生活,但在傳統農業社會,對大多數守節寡婦來說,生活仍然困苦艱辛,她們不得不透過依靠他人的幫助生存下去。寡婦主要依靠夫家的親友,有時也依靠孃家人。如蕭東山妻徐氏26歲夫歿,
“家甚貧,依母氏,傭繡紡織,苦苦三十四年”。
再如
“禹州生員李紹妻,紹故遺子洞二歲,氏撫孤依父馬愷佐以針自給,六十餘年,壽八十五卒。”
有些在家人的幫助下,過活的還算殷實,如範氏二女在丈夫死後,同時守節,她們
“築高垣,囤田十畝,穿井其中,為屋三楹以居。”
每到農忙季節,父親就來幫助,這樣的日子延續了30多年。政府為樹立良好風氣,鼓勵婦女爭做節烈,規定
“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
,對一些節烈女性也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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