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是對曹操“唯才是舉”的背叛嗎？

漢孝獻帝建安八年

（203）

至二十三年

（218）

間，曹操先後五次下令求賢，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道德標準，主張“唯才是舉”。這顯然是對東漢以來選官“唯賢

（德）

是舉”的挑戰。

影視劇中，曹操釋出求賢令。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求才還是求賢？重才或是重德？

儘管“才”在曹操的支援下一度佔據上風，但這場“才”與“德”的較量仍未在短時間內分出勝負。

漢魏禪代之際，新的選官方式——九品中正制

（宮崎市定、陳長琦、胡舒雲等學者主張稱“九品官人法”）

橫空出世，家世

（出身、背景）

與行狀

（品德、才能）

成為州、郡中正裁定士人品級的重要憑據。然而，這種平衡並未持續多久。及至西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家世成為朝廷選官的唯一主要標準，“才”與“德”都成了輸家。

影視劇中，太學生議論九品選官。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一般認為，九品中正制有鞏固門閥、促進門閥制度形成的作用。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的人正是曹丕。曹操用人“唯才是舉”，他提拔寒門庶族子弟入仕，正是對地方大族的抑制；那麼，他的兒子曹丕，為何會在稱帝前夕

（220）

採納吏部尚書陳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這豈非是對曹操“唯才是舉”的背叛？

唯才舉，所為何

印象中，“唯才是舉”與“九品中正制”似乎互相矛盾。畢竟前者看重人的才幹、能力，而後者主要看門第與出身。

宏觀而言，的確如此。作為貴族特權，九品中正制業已成為門閥大族壟斷選官結果、維護自身地位的實用性工具。可是，如果將目光聚焦在九品中正制誕生之初，就能發現：它其實是對曹操用人思想的一種繼承。

所謂“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之多寡、優劣，是影響國家或政權興衰的主要因素之一。曹操用人不拘一格，“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由此可見，選拔更多優質人才為己所用，正是曹操“唯才是舉”的直接原因。

這在當時並不罕見。諸葛亮一邊強調“治國之道，務在舉賢”，一邊重視官員才幹，其所拔蔣琬、費禕、姜維，皆為一時俊秀；孫權亦主張“忘其短而貴其長”，所以他“納魯肅於凡品，拔呂蒙於行陣，識潘濬於系虜”。魏、蜀、吳三國執政者不約而同地放棄名教，即可說明東漢時期的選官主要方式——察舉制已有了很大弊端。

歷史學家閻步克先生曾將其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選官腐敗”。掌權的外戚、宦官徇私舞弊，甚至賣官鬻爵，隨意操縱選舉，以至於“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輕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二是“以名取人”。無數名士為求“終南捷徑”，經常“三察不起，九闢不就”，以此獲得更高聲名。如此沽名釣譽之輩，談何有真才實學？三是“以族取人”。如漢末大儒仲長統所言：“選士而論族姓閥閱。”地方大族“世仕州郡”，其子弟自然能近水樓臺先得月，依靠家世與人脈優先入仕。

影視劇中，曹操不滿漢末官員質量。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官僚腐敗尚且能夠遏制，但已成為社會風尚的“名”與“族”又當如何應對？

東漢時，地方盛行人物品評與鄉里評議。朝廷察舉士子，便以此為重要評判依據。漸漸地，地方大族與名士便能操縱輿論，並透過臧否人物來決定其日後仕途。就連曹操本人，也是這種環境下的受益者。他年輕時，為太尉橋玄所賞識，“由是聲名益重”。在得到許劭評價後，曹操身價倍增，一躍成為中原地區炙手可熱的名人。

有此經歷，曹操自然明白這種選官方式的弊端：當地方大族與名士能操縱王朝選舉時，社會話語權終究會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而且，這些人還不是在朝職官。正因如此，曹操多次強調“唯才是舉”，不僅是為了選拔心儀人才，更多是要抑制地方大族、名士對朝廷選拔官員的干預。當然，其手段也不僅限於此。

破浮華，抑朋黨

士人成名，往往離不開“商業互吹”。據《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東漢末年，名士禰衡鼓吹孔融“仲尼不死”，後者則贊其為“顏回復生”。劉備曾盛讚下邳名士陳登：“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陳登也回禮道：“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由於雙方都是名士，經過一番“浮華交會”，他們的名氣就會再上升一個檔次。按照慣例，中央與州郡府就該走流程，將這些“命世大才”徵辟入府，以示其用賢、愛才之心。

影視劇中的孔融。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在此情形之下，曹操“唯才是舉”便相當於在仕途之路上另開一道，同時令以往的“快車道”失去作用。而為了讓士人都走上曹氏之道，曹操還不忘在“快車道”上設定一些障礙，抑或是警示。正如他當初給孔融的信中寫道：“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不過，孔融當時是一代大儒，又是文壇執牛耳者，名滿天下，連何進、董卓、袁紹都懟過；面對曹操的威脅，他自然沒有重視。

直到建安十三年

（208）

曹操一統北方，下令將孔融滿門誅殺，後者這才醒悟過來。曹操不惜揹負“擅殺名士”的罵名，也要打擊朋黨勢力，以儘可能地避免私人清議之風對朝廷選官造成影響。當然，孔融之死還有其他原因：他身為孔子嫡系後人，非但是儒家代言人，更是漢室的堅定擁護者。在他身後，一批“浮華交會之徒”聚集於此，“激揚文字”，以孔門禮教為陣地，對曹操掣肘頗多。直至曹操一統北方，挾大勝之資干預朝政，罷三公，進漢丞相；伴隨而來的，是孔融這個重量級人物也被拿來“開刀”。這一連串事件，非但提升了曹操的政治權威，也開啟了曹氏僭越的新篇章。

打擊“浮華交會”之徒，是曹操用人思想中的一個重要主張，後來被曹丕繼承，併成為他推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魏黃初中，名士曹偉“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

（曹丕）

聞而誅之”。此事後來被視為曹丕打擊“浮華交會之徒”的標誌性事件。如魏明帝曹叡時，董昭上書稱：“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

又據《意林》引《典論》記載：“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幹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從曹丕所著《典論》中，不難看出他對“浮華交會”的反感態度。同理，曹丕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也是為了繼續抑制鄉里清議之風，進而削弱名士、大族在官方選舉中的個人權威。

何以見得？

鄉里議，定九品

誠然，九品中正制能與察舉制、科舉制併為中國古代的三大選官方式，固然有其創見與獨到之處。但正如歷史學者胡寶國先生所說：“歷史上很少有突如其來的事情，感覺上的突如其來大都是因為我們對此前的情況並不理解。”九品中正制雖看似出現得很突兀，卻絕非是無根可尋、無據可依。

九品之法，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尚書·禹貢》根據土壤、貢賦將九州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漢代以降，人們開始用九品之法品評人物。司馬遷評價李蔡

（李廣從弟）

曰：“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唐人司馬貞《索引》注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

影視劇中的九品中正制。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東漢初年，朝廷為太子選妃，亦用此法品評人物優劣，馬援之女即被評為“上中以上”。對九品論人之法有巨大推動作用的當屬史學家班固。據統計，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收錄上古至秦代共1954人，皆按九品之法區分，其中上、中、下品人物分別為394人、955人與605人。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分學者認為九品中正制中的評定等級並非是傳統的“上上、上中……下下”之分，而是用數字“第一、第二……第九”來明確品級。歷史學者廖伯源先生認為：這顯然受到了漢代考課之法的影響，後者亦是以數字“第一、第二……第九”明其等第。

此說頗有見地。九品中正制的一大主要特色，就是“官方化”。與其讓民間的約定俗成影響選舉，倒不如將其“官方化”，納入曹魏政權的制度範疇內。九品論人之法是一方面，鄉里評議又是另一方面。且從形式上看，鄉里評議與九品中正制還有著繼承關係。

漢末頗負盛名的人物品評盛會，當屬許邵、許靖主持的“月旦評”。不同於其他評議，許氏兄弟對鄉黨人物的評價是具有追蹤性質的：根據情況，他們會隨時調整對人物的評價，並公佈在每月初一舉辦的盛會上，故稱之為“月旦評”。魏晉時期的中正為士人定品時，同樣要參考鄉里評議。而在定品之後，他們仍需對士人進行追蹤考察，並根據其道德表現與鄉里評議，隨時升降品級。

二者形式上既然一樣，是不是能說明：曹丕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呢？

實際並非如此。據《後漢書·符融傳》記載：“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

晉文經、黃子艾沽名釣譽、坐地起價，竟隱隱能干預三公辟舉。由此可見，少數地方大族與名士可以透過控制鄉里清議

（本質上是一種輿論）

，進而操縱選舉、干預政治。許邵、許靖主持的“月旦評”，也有如此功效。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後，地方大族、名士擁有的“評議特權”就被中正取代。中正一般由中央官員兼任，他們既是朝官，代表朝廷意志；同時又主持地方上的評議。如此一來，選舉權就從私人轉移到了官方手中。這是符合曹操用人思想的。

影視劇中，中正官選才現場。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官方化，淵源早

歷史學者鄧小南曾提出要“走向‘活’的制度史”，她認為制度本身是活動的、動態的，“應當盡力追索，關注當時具體的活動方式”。曹丕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其與曹操的用人思想是一致的，而非宏觀上的所謂“背叛”與“對立”。

就連將鄉里評議“官方化”以及九品論人之法，也並非曹丕或陳群首創。曹操雖然以“唯才是舉”而著稱；但早在建安年間，他就開始嘗試將“鄉里評議”與王朝選官統一起來了。曹魏名臣荀彧、崔琰、韓嵩等人，都或多或少扮演了“中正”的角色。

據《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記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

包括郭嘉、戲志才等人在內，荀彧所舉名士多為潁川郡人；而其他外郡人士，也幾乎是荀彧所熟知、瞭解的。如司馬懿，其祖父司馬儁就曾擔任過潁川太守。而曹操之所以令荀彧舉薦“汝潁之士”，也是看中他熟悉鄉黨人物，有識人之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迎奉天子至許後，荀彧“進漢侍中，守尚書令”。荀令君既然是在朝職官，他向曹操推薦人才，自然就不是以私人身份操縱選舉了。

影視劇中的曹操（左）和郭嘉（右二）荀彧（右一）。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建安九年

（204）

，曹操定冀州，自領冀州牧後，闢河北高士崔琰為別駕；後者在冀州，曾舉盧毓

（盧植之子）

為冀州主薄。結合曹操曾“多辟召青、冀、幽、並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為省事掾屬”，唐長孺先生指出：“曹操幕府過去並無著稱的四州人士，我想新附的如清河崔琰、北海王修等可能參與選拔。特別是崔琰……”

不同於荀彧，別駕崔琰只是州長官曹操的府官，但他仍能舉薦、選拔人才。建安十三年

（208）

，曹操進大漢丞相，開府治事，崔琰仍以丞相府屬官——東曹掾這個“官方身份”掌典對士人的品評推薦，“文武群才，多所明拔”。可見，從荀彧的漢官到崔琰的府官，掌控鄉里清議的“官方”雖然由漢庭轉變為曹操的霸府；但不難看出，鄉里評議與“王朝”選官的確已有結合的趨勢。

據《宋書·恩倖傳》記載：“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九品之法是否為曹操建立，學界尚有爭議，但當時的確已有案例。

曹操平定荊州後，拜名士韓嵩為大鴻臚，令其“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一部分學者甚至將其視為九品中正制的開端。這也並非空穴來風。魯肅就曾對孫權說過：“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看來，曹操在北方地區已開始用品第之法選拔人才。

而且，這與他“唯才是舉”並不矛盾。漢末喪亂，社會動盪，人士流移，朝廷選官的難度可想而知。是以，曹操雖然排斥鄉里清議，卻仍要採取這種方式。他欲用“汝潁奇士”，就要依靠荀彧；欲用河北才俊，就要拔擢崔琰；欲招攬荊州流寓士人，也需要韓嵩為他參謀。

汝潁、河北、荊州等地都是文化發達之地，鄉里評議之風盛行。曹操不放心，也不會再讓少數地方大族、名士操縱選舉，所以他自然要讓負責“核定鄉閭”的人成為在掌控範圍內的官方人物，這便有了鄉里評議的“官方化”。至於其他的在朝達官，也往往能代表本州郡保舉當地人才，將失散到各地的人才集中到中央，為曹操所用。所以曹操提出的“唯才是舉”，不僅是選拔人才的另一種快速通道，也是對這些“中正”提出的要求。

隨著曹魏政權的建立，儘管地方上的鄉里評議仍然存在，但也逐漸變得“官方化”。曹操去世後，世子曹丕繼承魏王，即將取代漢朝。彼時，漢室雖已名存實亡，卻仍有一些士人以漢官自居。那麼，曹丕該如何將這些漢臣有選擇地納入魏王國以及魏國的體系內呢？

將曹操時期的用人之法制度化，使其成為一種確立的體制，正是曹丕與陳群等人商議的結果

（當然，九品中正制亦有創舉，在此不多作討論）

。這樣一來，曹魏政權不僅能篩選出適合其日後發展的人才，也能進一步抑制地方大族、名士對朝廷選舉的破壞，並迫使他們主動與官方合作，使誕生於民間的鄉里清議成為朝廷選官的利器，進而加強中央集權。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

事實上，地方察舉仍為大族、名士掌控，只是他們名義上歸屬中央管轄。曹氏為取漢祚而代之，所遇阻力重重，也只好採取這種妥協性的辦法，暫時與地方大族達成合作。

至曹氏落敗，代表大族利益的司馬氏上位，九品中正制就完全淪為門閥大族操控選官的工具。於是，這才給人一種“曹丕背離了父親曹操用人思想”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