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SCI至上”只是開始，立“同行評價”還需艱難探索？

破除“SCI論文至上”之後，許多人認為，這意味著高校教師不再隨論文指揮棒的節奏跳集體舞，可以根據自身特長跳自由舞，高校教師將呈現百舞競美的絢麗局面。這是激發高校教師潛能、引導為社會作出實質性貢獻的最理想途徑，可謂功在千秋。

有些教師喜形於色，迎來了靠本事、靠能力、靠成果“出人頭地”的新時代，再也不用一門心思為發論文而發論文了，可以去幹更有價值的科研工作，具有展示才華的更大空間。

不得不說，這些想法都是非常正確的，這就是改革要達到的目標。但是，事業是幹出來的，同樣道理，好的評價機制也是探索出來的，而探索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不是破了“SCI論文至上”就可以立即建立一個新標準的。

“SCI論文至上”早就擴充套件到學術評價、科研評價、績效評價、人才評價、職稱評審等許多方面。不說這幾個方面互相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即使這些評價自身也不是孤立的，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系統。猶如生態系統一般，多種因素環環相扣，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破除“SCI論文至上”只是找到了改革評價的突破口，並非找到了現成的立即可以使用的替代辦法。正如“SCI論文至上”經過幾十年演變而成為固定模式一樣，要形成一個既具有很強操作性又得到普遍認可的新的評價模式，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破易立難是基本規律。破除“SCI論文至上”經歷了20年的歷程，建立一個“價值與貢獻為重”的新模式，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模式的建立與形成，都需要在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檢驗對錯，經過改革、調整、糾編的迴圈往復，最後形成普遍認可的機制和標準。

當然，“價值與貢獻為重”的評價模式並非需要白手起家，而是已經有了很長時間的實踐探索，積累了許多經驗，加上現在又有了全新的科技手段，還可以借鑑這些年形成的各個方面的公平保障機制，社會上也形成了公正公平的輿論環境，應該相信建立起新的評價模式不會花去太多的時間。

量的增加。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科技事業剛剛復興，迫切需要與國際同行進行交流，以便追趕國際前沿科技，提高自身科技實力。於是，有的高校提出，要到國際舞臺上去競爭，要在國際性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於是引進了SCI。

這在當時來講，確實是一個好主意，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學者發表SCI論文，改變了學術界坐井觀天的境況，開闊了眼界，瞭解了國際現狀，增強了內在活力，也讓國外學者瞭解了中國，中國教育科技界開始融入世界。

SCI論文成為評價學術水平的一個客觀條件，也打破了學術圈子、論資排輩的習慣，猶如一縷清風吹拂著中國科研界。SCI論文作為一個客觀事實，以此為標準選拔人才，公開透明，誰更突出，誰能晉升，不看人脈、不看資歷，拿出真金白銀的論文，他人不服也得服，讓人心情舒暢，幹勁十足。

正是因為如此，經過幾十年的發展，2017年中國發表SCI論文236。1萬篇，連續第九年排在世界第2位，僅次於美國。材料科學、化學、工程技術、計算機科學和物理學佔世界份額均超過20%。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學術水平的提高，中國學術界科技界國際上的影響也不斷提升。

如果沒有這一段歷史，中國科技界也許就不可能象現在這樣如此緊密地與國際科技界聯絡在一起，科技的各個領域進步也許沒有這麼快，一些領域也難以引領世界。

質的需要。

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會伴隨著問題，SCI被引進之後，在使用上逐漸發生了偏差。發一篇論文給多少錢，這種金錢刺激當時產生了良好的激勵作用，但也使少數人為發論文而寫論文，忘記了科研的目的是推進科技進步，從而使科研方向發生了偏差。

SCI論文作為基礎學科的一個評價標準問題並不大，而作為所有學科的評價標準甚至唯一標準時就違反科學精神了。當這個評價標準又被擴大到科研評價、績效評價、人才評價、職稱評定、績效考核、經費申請、專案申請、學生畢業等各個方面而成為統一的唯一標準時，問題就更加凸顯出來，變成了一個桎梏，使得科研人員貧於創新、貧于思想，影響了科研和學術的健康發展。這就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中國科技發展與中國經濟發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先是進行量的積累，然後是質的提升。隨著SCI論文數量的突飛猛進，人們越來越發現，SCI論文數量大國卻不是科技大國，數量與質量不匹配。加上SCT被異化為工具之後的種種弊端，科技發展和學術進步由高速增長過渡到高質增長新階段就成為必然。

實際貢獻。

“SCI論文至上”對於科技進步影響深遠，科技價值追求扭曲、學風浮誇浮躁、忽視國家急需等弊端日益嚴重。如何革除弊病，不斷醞釀了多年，而且探索了多年，2003年就出臺了《科學技術評價辦法》，提出分類評價的若干原則，不搞論文一刀切。

2019年改革措施密集出臺。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注重標誌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影響，破除唯數量、唯期刊、唯影響因子導向，突出品德、能力、業績導向，成為改革目標。

破除論文“SCI至上”並不是為破而破，也不是為除而除，而是樹立起以科學價值、實際貢獻、實際效果為核心的新評價標準，引導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員服務國家需要，服務社會進步，服務經濟發展，讓我國走向強技強國。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引領科技正確方向。

同行評價。

無論是注重標誌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影響，還是突出品德、能力、業績導向，或是注重科學價值、實際貢獻、實際效果，最終都需要評價。

誰去評價——同行。

這就是說，

同行評價在新的評價體系當中處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是學術評價、科研評價、專案評價能否做到科學價值、實際貢獻、實際效果為重的關鍵環節。

具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位

，這個環節決不可失守。

但是，對於同行評價，業內人士多少持有戒心。因為當初SCI論文之所以異化為一個評價體系，就有同行評價難以保證公正公平方面的原因。當時，學術圈子文化形成的門戶之見和論資排輩的習慣，同行評價的公信力不足，讓一些很有真才實學的學者被埋汰。於是SCI論文就成了一個標準，規避了評價當中的人情因素，誰突出、誰優秀，拿事實說話，他人不服也得服。

當然，這種讓死的論文去評價活的人類特別是具有極大創造性的科學研究，一位學者是否晉升，不用翻開他的論文和成果，不必問他做了什麼研究，只需要數一數發了幾篇論文，就決定了他的去與留，的確有些滑稽，但當時也是別無良策的無奈之舉。

公正機制。

同行評價不是不行，而是如何保證公正公平的問題

。數論文篇數當初有它的無奈之處，同行評價也同樣有它的無奈之處。儘管目前社會背景與當年大有不同，但不可否認也是很複雜的，這讓一些學者和高校教師對同行評議信心不足。所有的擔心都共同指向一個目標：

能否一定保證公正

？這個時候，機制就顯得十分重要。

公正只能由機制保證

。

何人掌握評價權力是公正的基礎。同行評價，必須保證是同行在評價，而決不能是名義上的同行在評價。多年前，北京大學打了一個官司，就涉及什麼是同行這個核心內容。劉同學在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主攻方向為電子物理，一名導師是著名專家，一名導師是中科院院士。畢業之時，劉同學的博士論文先後順利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和北大學位評委會電子學系分會的審查，可是在第三步卻被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卡住了，最後內部協商不成，就打起了官司。

劉同學在程式上和實體上都不服氣，其中在實體上的理由極外引人注目，在今天看來極具價值。劉同學的博士論文，前兩步都是同行專家（電子物理）審查，並且都獲得透過，而到了北大學位評委會那裡，審查的雖然是專家，但絕大多數評委並非電子學更非電子物理方面的專家，根本看不懂劉同學的博士論文。你看不懂論文，為何說我的論文不行？你看不懂論文，有什麼理由否定我的論文？在今天，會不會出現這種現象？這個同行專家有什麼標準，如何確定，由誰確定？都需要規則保證。

現實當中，同行評價其實是很多的，比如職稱評定中的代表作評審，學位論文的同行評審，還有畢業答辯的同行專家，科研專案的專家驗收等，許多人都是經歷過的。這其中的操作方法都心知肚明。翟天臨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有的專業圈子比較小，同行專家就那麼幾個，彼此之間都很熟悉，

今天你評我，明天我評你，又將如何辦

？

同行評價如果能夠執行在公正公平的軌道之上，那是沒有什麼說的。但是，許多高校內部實際上是一個人情社會，師生四世同堂並不罕見，祖孫關係、姻親關係、同事關係交織得很是密實，如果沒有排除干擾機制，同行評價也可能偏離初心。比如引進優秀青年人才就有可能極其困難，即使引進了也可能遇到許多麻煩。

同行評價如何擺脫人情（包括權力）羈絆是一個現實課題

。

目前的同行評價一律都是以高評低，但有一個事實不容迴避。在“SCI論文至上”的一段時間裡，不少人依靠“水論文”快速晉升而成為“水”教授或是“水”專家。這些“水”同行如果掌握了評價權，顯然難以具備相應的評價能力，這又該如何避免？同行評價能否更加民主公開，也由同級同行評價，而不單是由職稱高的評職稱低的？須知，一些老專家對前沿的東西反映不敏感，而青年人恰恰相反，這又該由誰評價？這就是說，

同行評價應該是真正懂行的高水平專家進行評價，而不能是不懂行的低水平專家去評價，這又該如何保證？

同行評價避免了“SCI論文至上”這種以數量代替水平、價值、貢獻評價的片面性，卻又面臨如何避免陷入人情左右、權力關照、評價放水等難題。真正實現科學價值、實際貢獻、實際效果成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目標，同行評價還有太多的細節需要探索，更需要良好的機制予以保證。

不過也應該看到，這些年思想道德作風、學術紀律建設、公平機制建設、權力監督建設等取得極大進步，都可以運用到學術評價當中，形成一個內有約束外有監督的同行評價機制。只要設計得當、執行嚴格，同行評價的公正性一般還是有保證的，你說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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