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守了敦煌50多年 我也想過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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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樊錦詩在莫高窟第272窟。

國學大師季羨林說：前有常書鴻，後有樊錦詩。

巧的是，兩位都與杭州有關。常書鴻生於杭州，樊錦詩祖籍杭州。

一個樊錦詩，半部敦煌史。一輩子，一顆心，一件事。

樊錦詩自己說：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杭州女兒樊錦詩，你是這樣的一個樊錦詩！

從百年前藏經洞文書的失意流散，到如今中國敦煌學研究的蔚然成林；從大漠中寂寥荒涼的無人區，到舉世矚目的敦煌研究院；從常書鴻、段文傑到樊錦詩，幾代莫高窟人飲冰茹檗、披荊斬棘，譜寫下一曲波瀾壯闊的敦煌樂章。

長久以來，樊錦詩先生都很神秘。她單純簡樸、低調謙和，將自己隱於敦煌絢爛的壁畫圖卷之後。面對公眾，她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別說我了，還是說說敦煌，說說莫高窟吧”。這一次，在杖朝之年，她終於決定在書中說出自己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

她堅守莫高窟近六十載。她是出身優渥的上海嬌小姐、北大畢業的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無數條路，她卻選擇了最艱難的一條：在大漠深處，爬進黑黢黢的洞窟。她走過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

可以說，沒有樊錦詩，就沒有今天人們看到的莫高窟。

直到2015年，她終於卸任了17年之久的敦煌研究院院長。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牆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她被寫在了紙上，畫在了牆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願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她永不磨滅。”

在敦煌完成了與樊錦詩先生的十天密集訪談後，《我心歸處是敦煌 樊錦詩自述》一書的撰稿者、北京大學教授顧春芳說：“我突然明白了樊錦詩願意一輩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塵世間人們苦苦追求心靈的安頓，在這裡無需尋找，只要九層樓的鈴鐸響起，世界就安靜了，時間就停止了，永恆就在此刻。”

厚厚的這部“樊錦詩自述”，也是這位“敦煌的女兒”首度直面讀者，敞開心扉，親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她在北京大學考古系師從宿白、蘇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學往事，與終身伴侶、武漢大學考古系創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愛情詩篇，五十多年堅守大漠、守護敦煌，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現中國傳統藝術之美的動人故事……

在樊錦詩的忘年交、北大校友顧春芳眼中，樊先生選擇了敦煌和莫高窟作為自己心靈的歸宿，敦煌和莫高窟選擇了樊錦詩向世人言說它的滄桑、寂寞、瑰麗和永恆。

世間最美好的事，莫過於此。

△1964年，樊錦詩在莫高窟工作。

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沒有那兩條道路可走

一個月前的8月24日，樊先生在敦煌捧起這部她與後輩顧春芳共同完成的書稿，不僅無限感慨，許多往事歷歷在目。

“回想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參加實習，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經八十一歲了。我的身體每況愈下，思維和行動也越來越遲緩，我不知道自己還能陪伴莫高窟多長時間，還能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記性大不如從前，很多事情都忘記了，但是我忘不了幾代國家領導人對莫高窟保護事業的關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師長，北大的學習時光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書鴻、段文傑為代表的老一輩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艱難條件下篳路藍縷、含辛茹苦地開創了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事業；我也忘不了許許多多國內外的機構和朋友的深情厚誼，他們一次次伸出援手，幫助和支援莫高窟的保護事業。”

在她的內心，她感謝家人，感謝她的兩個孩子對她這個“不稱職的母親”的理解和寬容。希望他們讀了這本書之後，能夠更加懂得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的事業，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的事業，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獻的永恆的事業。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這是樊錦詩對已去天國的愛人說的話。

當年北大的兩位學子，用愛和生命，踐行了這樣一個神聖的誓言。

曾經，“敦煌的女兒”這樣的美名，讓她倍感不安和壓力。她也有她的複雜心情。

在莫高窟這樣的自然環境裡，她常常會想到李商隱的一句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她從未想過離開嗎？不是。

在這部“自述”裡，最真實的感動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樊錦詩在五十多載的敦煌堅守中，那些猶疑和孤獨的時刻。

1962年8月，她北大歷史學系畢業實習，第一次踏上敦煌的土地。結果因為水土不服，實習沒有結束 就走了。

當她得知自己和另一名男同學一起被分配去敦煌時，她當時並不想去敦煌。

在矛盾的心情中服從國家分配，去了“想象不到的艱苦”的敦煌後，她還想著只是工作幾年，幾年後會去武漢與自己的愛人團聚。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

在敦煌的初日子，她想起上海和北京的景象，就會感到一種失落。

“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到憂鬱的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

△1957年7月2日，樊錦詩（右）與胞姐樊錦書。

結果，她沒有離開。她的丈夫追隨她，放棄武漢的一切，去了敦煌。

因為長期遠離家庭，她一直自責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她在自述中坦陳心跡：“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確實是兩個世界。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颳風，窗外颳風屋內下沙。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忘了，北大把我忘了，老彭把我忘了。望著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正如本書的撰稿者顧春芳的回憶：“也是在那天晚上，她對我說，大家都認為她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其實她有幾次想過離開敦煌。我問她：最後為什麼留下來？她說，這是一個人的命。”

留下來堅守的樊錦詩，對後來來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年輕人們，有這樣一番話。她對他們說：“年輕人有三條道路可走。一條是黃道，一條是白道，還有一條是黑道。黃道是做官，白道是發財，黑道就是做學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沒有那兩條道路可走。”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釋迦涅槃像》（中唐）

她遇上他，是她一生的幸運

在樊先生的自述中，特別談到了她一生的愛情，她稱之為：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我和老彭是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臣”。

“當時男同學住在36齋，女同學住在27齋，男女生交往比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髮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白頭髮。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係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別人的人。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因為27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學習空間很狹窄，所以就要跑圖書館看書。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衝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佔了座位就給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說話，我也不多說話。據他後來說，他認為我這個人學習還不錯。其實，他學習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買了一塊手絹送給我，大概是因為他看見過我用白色、藍色的手絹，我才發現原來老彭非常細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絹，黃色的，上面有綠點點和紅點點的花紋，我既覺得他對我很關心，又覺得這手絹實在是俗氣。他們老家愛吃醃臭雞蛋，有一次他就帶了臭雞蛋給我，還說特別好吃。我當時想這有啥好吃的，不過又覺得這個人樸實得可愛。”

記憶中的青春，是那麼美好。

△1963 年夏，在畢業離別北大前夕與彭金章校園合影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著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北大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說：“我等你。”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訊。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物件。

“老彭去武漢大學歷史系時，那時的武大還沒有考古專業，只有歷史專業，他一開始當譚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 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創辦後，招收了考古專業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老彭當系領導和考古教研室的負責人，主要負責教學，講夏商周考古，另外還要帶學生外出考古實習。他在武漢大學從零開始，建立了考古專業及第一批師資隊伍。

“隨著時間的推移，‘十年動亂’已告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儘快調往武漢。兒子也特別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夥伴也都搬了。由於只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別著急，寫信抱怨此事。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產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乾點事。加上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爭持了很長時間。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幹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鬆口，我最後肯定只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 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老彭調來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時間在蘭州，因為兩個孩子都要在蘭州上學，老彭為幫助孩子適應新的環境，他也在蘭州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和孩子雖然也不能天天見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多和他們在一起，這個家就像個家了。我對孩子們比較民主，從來也沒有強迫過他們。他們念什麼大學，找什麼工作，都順其自然。因為我深感自己作為一個母親，欠他們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