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革卦》研討札記Ⅱ——最早的革命理論與典範意義探討

綜觀人類歷史，有關鬥爭和競爭的知識與案例特別多，而關於革命的案例與理論卻特別稀罕。這樣的事實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原因呢？馬克思說，過去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透過《周易》革卦的學習讓我更加認識到，鬥爭與競爭行為只是生命的一種原始本能，而革命是一種覺醒，是人類從野蠻邁向文明的一種自覺行為。因此也可以說鬥爭與競爭的知識不過是野蠻的工具，而只有革命的理論方可稱之為文明的階梯。

關於革卦的總結討論，可以分為革命案例與革命理論兩個部分。革命案例的討論物件就是歷史上的武王革命，革卦所附《論武王革命的性質》則是謝老為我們作出的示範。革命理論的討論物件嚴格來說應該是整部《周易》，但是革卦又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最集中討論革命問題的專卦。所以謝老在書中講：

“從政教學和文化學的總體上審視，革卦是諸卦之中最集中體現《周易》大義之卦”。下面就革命案例和革命理論兩個方面進行簡單梳理。

武王盟津會諸侯商議伐紂

一、

革命案例分析

謝老在書中講到：要準確地定性武王革命的性質，就必須明白殷末社會的性質。即武王革命，是一場具有社會革命意義的，以完善封建領主製為目標的政治革命。

所以，按照謝老的提示，我們可以按殷紂時代前期社會結構

——殷紂時代的社會變遷——武王革命後的政治改革三個階段來梳理。

1。

殷紂時代前期社會結構

謝老指出，中國古代社會具有

“家國同構”的特徵。從生產關係看，具體體現為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分級領有制；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則體現為分級管理的特徵。

社會結構的底層為一夫一妻製為基礎的家長制家庭，可以從家族或者村社領取一份大約一百畝的井田，由家人協調耕作，同時還可能使用一些戰俘奴隸（如小畜卦），這些份地並不屬於個人所有，開初要由家族或者村社進行分配和輪換，並且每個家庭還必須向邑主承擔勞役，一般約佔勞作成果的十分之一（如大畜卦），一般體現為大田集體勞作的方式。

家族或村社同樣沒有土地所有權，而是從邑主（原來是從部落小邦君）那裡劃分領取的，而邑主或邦君所領有的土地又是由當時的大邦君（國王）按照部族傳統認定或者新分封的。所以這些土地的最高所有權是屬於國王的，所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說明國王的這種最高所有權，以及臣民對國王的相對依附性質。不過國王的這種最高所有權一般只是名義上的，而實際控制這些土地的是領有這些土地的領主（邑主或邦君），具體分配權則在於基層的家族村社，實際使用權又在於各個家長制家庭。謝老指出，從現代所有權的觀念來看，在古代中國，任何人都沒有真正的所有權，而只有分層級的領有權，我們暫且將這種土地所有制形態定義為古代社會的分級領有制。建立在這種分級領有制基礎上的社會顯然具有封建領主制性質，但是它還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保留的原始公有制成分較多，也摻雜著奴隸制成分，它具有一種過渡性質，可以定義為前封建領主制社會。

從分級管理來看，在家庭這一層級（如小畜卦），主要是管好份地的經營和提供必要的勞役與貢賦。在家族村社這一層級（如大畜卦），主要是管理好土地的分配與大田勞作。在邑主、邦君這一層級，從井、離卦中可知，主要應組織好水利工程與邑聚安全保衛。而大君、國王這一層級便應當組織好大型公共工程、必要的軍事防衛與征伐鎮壓以及增強內部凝聚力的禮儀和文化活動，對天地山川祖先的祭祀和盟會等等。

謝老指出，這樣的分級管理包含了較多的原始民主制因素，如果各層級的義務和權利都得到履行和尊重，那麼整個大國便可以形成一種以血緣宗族為基礎的、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以及文化的共同體，這便是一種相對和睦融洽的社會；維護這樣的社會秩序的政治，就是所謂仁政和德治。

殷紂王暴政下巫史貴族四處逃亡

2.殷紂時代的社會變遷

梳理《史記》、《尚書》等歷史文獻記載的殷紂暴政有：

紂王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萬姓。“

這些暴政的實質便是

：荒淫無度，過分加重民眾的賦稅勞役，弄得民

不聊生。

”毀壞三正。“

”播棄犂老。“

這些暴政的實質是毀壞天象觀測、校正曆法的制度，損害農、工、虞、

牧的正常生產，導致民眾

大量淪為

奴隸，連眾多的家族長老都棄而不顧，讓他們隨同村社的解體自生自

滅

；

“小民

方興，相為敵仇

”“咈其耈長

舊有位人。

” “

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

”

這些暴政的實質是重用大批的商業奴隸主、軍事奴隸

主，

使這些小人成了新顯貴，並依靠這些人四處進行寇盜式的軍事掠奪，排斥和殘害舊有位的大臣，掌握文化知識的巫史貴族。

”罪人以族。“ ”醢九侯而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勒索美女財寶，強迫獻地，獻玉版）”毒痡四海，百姓怨望。“

這些暴政的實質是任意剝奪邦國諸侯的土地領有權、財產權乃至生

命權。

”斮朝涉之脛，刳孕婦之腹。“

這是說他以民眾的生命當兒戲，民眾的地位連奴隸都不如。

”惟婦言是用。“ “

卿

士師師非度

” “屏棄典型”

”作威殺虐。“ “

殘害

萬姓，焚炙忠良。

”

這些暴政的實質是隨心所欲地用酷刑來對待維護分級管理秩序的舊貴族與諸侯邦君，完全剝奪了他們應有的一點原始民主權利

；

”威侮五常。“ ”崇

信奸回

，放黜

師保，囚奴正士，剖賢人之心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 “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

”殷族”耄遜於荒“。

”民

罔弗欲喪

，曰

：

天曷不降威

？ 大命胡不至？

‘“

這些暴政的實質是以暴力摧毀家國同構的倫常規範，把新興的小民

——商業奴隸主、軍事奴隸主提升到貴族地位，徹底剷除巫史貴族，不惜廢棄象徵文化共同體的祭祀禮儀，毀滅文化傳承，將王室貴胃殺的殺、囚的囚……迫使殷族貴族四散奔逃，民眾無不願殷紂喪滅，發出了”天怎麼不讓權威降臨，受大命的人怎麼還不快來“的怨憤之聲。

如此等等，足見殷紂已將家國同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徹底毀壞，除了他一人以外，任何人都毫無財產權利、參政分治權利乃至生命權利可言，社會確已達到普遍奴隸化的畸變狀態了。

為什麼在殷紂統治時期會發生這種社會畸變與政治惡變的局面呢？謝老分析指出，這不僅僅只是商紂王的個人因素造成的，在殷商社會基礎的家長制家庭中已有奴隸制的因素，

而且貴族中使用的家內奴隸還是較多的，但同時由於整個社會的基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態是分級領有制，這種分級領有制本身又是封建性的因素。

在殷商社會

，由

於農業生產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因此，從

總體來說，應當是早期的封建制因素占主導地位。這是由於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很低

（例如當時還沒有鐵製工具，農業生產仍以石器、木器為主）、 奴隸勞動顯得無利可圖所決定的。但是，在工商業領域，情況就有所不同，工

業生產中，玉器和兵器

（主要是銅兵器）的生產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更

多，奴隸勞動就成為相當有利可圖的事情。尤其是商業，都是由一些城邑的邦君或其子弟率領的商隊所從事的，這些商隊都有武裝護衛，有時達到旗幡蔽日的盛大程度，買賣的物件主要是玉石珍寶和奴隸。這些商隊兼有寇盜的性質，所到之處都從事掠奪性買賣，對落後民族、弱小部族，後來甚至對一些邦國，都採取寇掠方式以掠取珍寶和奴隸，有時達到如離卦中所反映的兇殘程度，使得很多邦國都落到

”不富以其鄰“的困境。因此，

正是這些以奴隸、財寶的掠奪為主要目標的商隊的寇掠成了原始商業資本

的畸形發展和

氏

族村社走向崩潰的破壞性力量。

由於商殷民族在其歷史上便是以擅長商業著稱的民族，這樣的商隊貿易在殷王武乙

——紂的曾祖父以前便開始發展起來，使殷都變成了殷富之都的代稱。這時候，由於巫史貴族在朝廷中的權力過重，武乙為了擺脫巫史貴族的控制，曾發動了對”天神“的進攻。這一斗爭中他主要依靠的便是當時由征伐寇掠起家的軍事貴族和商業奴隸主。武乙的子孫都繼續執行壓制巫權的政策，自然地起用一些軍事貴族和商業奴隸主，到了殷紂時期，由於他的個人品質，享樂無度，貪求珍玉財寶，就縱容軍事貴族和商業奴隸主們四出搜求財寶美女珍奇玩物。這些人為迎合他的需要便擴充軍隊，四出寇掠鄰邦及周圍落後邦族，搶掠奴隸財寶，在遭到諸侯邦國以及朝廷重臣的抵制和反對時，他便用酷刑來對付他的臣民，同時變本加厲地起用

一批商業奴隸主和新起的軍事奴隸主為大夫卿士，排斥打擊巫史貴族，造成小民方興，相為敵仇，咈其耈長舊有位人

”的恐怖政治局面。

與此同時，

由於商業奴隸主與軍事奴隸主的興起，在社會上造成了不願從事正

常勞動、以寇掠財富人口為光榮的社會風尚。大批的中小奴隸主和貴族上行下效，紛紛從事寇掠

。

由於農業村社的解體，而遊離出來的大批平民或淪為債務奴隸，或成為軍事奴隸，充當侵略軍參與寇掠，社會關係中的封建因素遭到嚴重破壞。這正是殷末社會的特質，它是初期封建生產關係，或曰前封建制關係遭到破壞，而奴隸制又不是用於生產而主要用於軍事與債務掠奪的畸形社會

。這

與羅馬奴隸制崩潰時期的社會特點有些近似之處。

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投奔周文王

3.武王革命後的政治改革

周武王的革命

所

面臨的革命的任務主要便

是要對

殷末時期的

這種

社會

畸變實行撥亂反正，使社會從普遍奴隸化的惡變傾向中扭轉過來，恢復到適應當時以井田制為基礎的，以土地的分級領有和政權的分層級治理為特徵的仁政之道和德治

社

會。

在武王受命之後，即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令修行盤庚之政）。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

弱萌隸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也就是將受到殷紂暴政侵害的公共權力、

財產權利，歸還於商族貴族

與民

眾，使恢復到盤庚以來的前封建制度

；罷

兵西歸以後即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包括殷紂向諸侯掠奪的

大批寶玉

），即是將受到侵害和剝奪的諸侯應有的分治權力、財產權利歸還

於諸侯邦國

；還追封了神農、黃帝、帝堯、帝舜、大禹諸先聖王之後各有其國。透過這一系列措施，終於扭轉了殷末社會的普遍奴隸化的傾向，使王權與巫史侯伯等貴族為代表的公眾權力之間的關係回到了當時的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與當時主導的生產關係——

土地

的分級領有制完全相適應的狀態。其實質便是為封建領主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開拓道路，掃清障礙。謝老特別指出，這便是武王革命所具有的社會革命意義之所在

。

當

然，這

一革

命的最終完成還在於周公制禮作樂，使封建領主制度發展

完善

，並完全排除了畸形奴隸制死灰復燃的社會基礎之後。因此說，武王革命，是一場具有社會革命意義的，以完善封建領主製為目標的政治革命。

周公返政於成王

二、

革命理論分析

謝老在書中指出，革卦的意義可以從三方面來看，即革卦所體現的革命精神、科學精神和理性精神。

革卦的革命精神體現在它對革命的讚揚和肯定。《周易》是垂範後世的行為準則，如果說其他的卦大體都是立足於教導其後世子孫吸取經驗智慧，以維護和延續周族的統治的話，革卦則明顯地超越了這一狹隘的觀念而上升到了天理流行、大化革新的高度，從歷史規律、社會公理的高度，肯定了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與必然性。它不僅對夏桀、商紂是合理的，如果周族後世出現了與桀紂時代類似的情況，革命的發生也是合理的、必要的和必然的。

“天地革而四時成”，革命乃“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卦對這一主旨的確立和闡揚便是這種精神的集中體現。

《繫辭

·下傳》講：“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作易者的用心宏博深遠如此，

不懼怕揭露歷史的真實，敢於從歷史的規律性上來教導後世，這是後世的許多統治者難以企及的。

革卦的科學精神體現在它教導後世人要有革命精神，敢於革命，又要

善於革命。

在

具體操作

上

，它提出了重視充分的準備工作，重視組織革命力量和善於把握革命時機，重視領導者的決心與人格力量，重視對敵方的

分化瓦解與區別對待，以及注重大局安定，避免恃武逞強

……這些都是寶貴的經驗，重大的道理，明智的抉擇，科學的態度

。

革卦的理性精神表現在

“未佔有孚”的偉大信念上，表現在它於卜筮經典中明白地提出了理性信念高於卜筮信仰，科學思維優於神秘預測，表明它循事理而反迷信，持理性而反矇昧，在卜筮書中貶抑卜筮而高揚理性，這種科學態度和理性精神，更可說是破天荒的思想奇蹟，古今中外，恐怕找不到第二本著作能與之相比偶。既保留卜筮，又改造卜筮；既不否定卜筮，又不迷信卜筮；將卜筮納入理性範圍

，行理性的政教，

這正是周文王對殷紂失道亂政的歷史教訓進行深刻反思後所作出的英明決策。《

周易》的作者不僅完全遵從這一精神，而且在革鼎這樣的大卦中明白

地體現了這一精神，這表明《周易》的完成者只能是文王、武王的益友良師

。

三、武王革命的價值導向及其影響

正如謝老所講，武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使社會從普遍奴隸化的惡變傾向中扭轉過來，恢復到適應當時以井田制為基礎的，以土地的分級領有和政權的分層治理為特徵的仁政之道和德治社會。其實質社會意義就在於為封建領主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開拓道路，掃清障礙。

因此，從歷史發展階段來說看，可以說武王革命是中國古代社會基於農耕文明生產關係進行的一次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的社會秩序建構與完善工作。這一工作不僅有效避免了中國出現歐洲奴隸農莊式的普遍奴隸社會階段，而且為之後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社會從理念上、制度上和精神上樹立了典範與榜樣。

與此同時，由於武王革命是帶有撥亂反正式的促成既有生產正規化階段內的社會秩序完善的使命與意義，所以也導致後世學者在涉及社會改革的思考時往往傾向於保守性的返古復禮。而缺乏超越既有正規化的革新與創造精神。當然，這並非是說周易本身沒有這種精神，而是說，正因為武王革命的成功與典範意義，使其榜樣內涵過於光輝，以至於其具體成就的德治內涵影響遠遠超越了其與時俱進，順天應人之革故鼎新的精神內涵的典範影響力。而這也是我們過去二千多年來所缺失掉的，也是我們今天最應當繼承與發揚的精神內涵。

討論思考一：周易對卜筮的態度究竟只是作為一種神道設教的手段運用，還是作為一種思維認知方式的合理運用？

討論思考二：周易革卦中的未佔有孚行為與武乙射天行為相比較，其異同如何？

文章內容為作者在周易精舍討論課的發言內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