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著五花八門的方術，宋代的方士有哪些類別

方士古老神秘，傳承日久。

他們身懷各類方術，作為“士”群體的一部分，也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與技術修養，憑藉自身所掌握的天文占候、相命、風水、醫藥、養生、符咒等方術在宋代社會的各個階層遊走並生活。

宋代的方士群體掌握著五花八門的方術，大多方術都是承自前代，如醫、卜、星、相之類皆淵源已久。

許多方術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依靠的是古人恆久的世俗迷信心理。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天命與神靈。

宋代社會盡管經濟繁榮，科技也有很大的進步，但也仍未擺脫迷信思想，這就給了方士群體很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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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方士

按照宋代方士掌握的方術及主要的行為活動，我們將宋代方士分為如下幾類：

1、天文占候之方士。主要擅長天文占星、陰陽五行、歷算占卜等方面。

2、相人推命之方士。主要擅長陰陽五行、相術、命理術等。

3、風水堪輿之方士。擅長透過觀察形勢或理氣，擇陽宅與陰宅。

4、醫藥方士。鑽研醫術與本草，濟世救人。

5、養生方士。擅長修煉服食之術（內、外丹術），追求養生延年。

6、法術方士。擅長符水術、咒術、幻術等等，用以祛病、役鬼或表演。

以上是按照“術”的不同而分類。數術方士多精通天文占候。他們有些入朝為天文官，隸司天監，掌天文、星曆、推步、預測、占候等等，為統治者服務。

相術推命、風水堪輿也是由陰陽推步之學衍生出來的，也屬於數術類。醫藥、養生方士可以方技方士概之。

以“術”分類方士，其實將許多擅長不同方術的道教方士分開了。我們也不能夠忽略宋代道教方士，這一重要的群體。

宋代方士的一大特點，就是許多方士常常以道士的身份，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這與宋代道教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

唐代中期以後，儒釋道合流成為趨勢。宋初的統治者，採用了儒釋道並用的態度。宋太祖既拜孔廟，又修佛寺、祭道觀，擺出了三教並重的姿態。

然而道教在政治上又具備了一定的特殊作用，故相比於佛教而言，宋代統治者對於本土道教依然有著偏心。

自道教新興，其內外丹養生術不僅豐富了方技，一些極具神仙道教色彩的活動，與儀式發展並傳播開來。

宋代的道教方士們不僅掌握著醫、卜、星相等傳統的方術，進行著占卜、預言、看相、推命等活動，也掌握著許多具有道教特徵的方術。

在道教方術中，與政治最緊密相關的便是預言天命，將君權神化以及設壇齋醮，溝通天神這類迷惑民眾的活動。

南朝陸修靜與唐五代的杜光庭，曾對道教科儀進行整理、修訂與改革，在唐宋時期道教齋醮科儀，已經普遍被王朝統治者所利用，帶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

齋醮，即以花燭、瓜果、湯酒等物上供天神，與神溝通，求神賜恩。宋朝結束了五代道教齋醮科儀低迷衰退的狀態，在道教復興中又將齋醮之法推上了盛勢。

在統治者崇道政策下，官方多興修宮觀，邀請道教名流主持事務，設壇齋醮祭神，其中包括了各種道教的方術，如祈雨、驅邪、度靈等，官僚階層至底層百姓皆是信奉者。

在宋代能夠得統治者信賴與重用的道教方士，一般都擁有著道教齋醮科儀的知識。宋初，太祖重修京師建隆觀，便邀請道士蘇澄隱主持此宮觀，未果，才又向他請教養生。

蜀地道士劉若拙常常奉詔于禁中道場設壇祈禳，“其法精審，上甚重之”。太宗即位不久，就重修上清太平宮，重用祀神方士張守真。

宋真宗以神道設教，利用道教進行了降天書和封禪祭祀活動，在位期間寵信、任用了不少道教方士。

仁宗時期崇道降溫，略有偏向佛教的跡象，士大夫中主張抑制佛道而復興儒學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們反對官方出資修寺廟道觀，上疏減少道場設醮活動，使得仁宗對於道教、佛教的推行政策才有所收斂。

英、神、哲三朝的道教活動進入了平穩低調時期，而到了宋徽宗時期，道教方士活動進入了狂熱期。

徽宗本人信奉道教神學，禮遇道徒方士，興修道觀，大肆進行官方的齋醮活動，還鼓勵各界人士學習道經，使宋代進入了崇道巔峰，也加速了宋朝政治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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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方士的類別

數術，亦作術數，包括數字、理數（邏輯）和命數（機運），主要有三大類，即占卜、相術、厭劾祠禳，為了探求天地自然之規律，或得到人事吉凶的預兆。

一般來說，數術方士都是善於預言的。他們透過自身所掌握的方術，對人的前途命運、事的兇吉禍福、國家的災異命數等等，作出各種各樣的預言。隨之而來的還有一些趨利避害的應對方法。

數術方士有多種，以他們所掌握的不同方術來區分，他們有時也被稱為術士、方術士、相士、卜者等等。

宋代最典型的數術方士有三類：精於天文占候的方士；掌握占卜、相術、命理術的善於相人推命的方士；由陰陽五行與占卜衍生出的擅長風水術的方士。

方技，在《漢志》中有四類：醫經、經方、房中與神仙。

醫經與經方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的目的是祛病，以草木之藥為主，後者的目的是長生不老，以金石之藥為主，即服食、餌藥外丹術便與此有關。

我們研究宋代的方技方士，按照他們所掌握的方技，大致將其分為兩類：醫藥方士與道術養生之方士。

醫藥方士便是以本草為主，以祛病救人為業的方士，修煉養生之方士則指修煉內、外丹術，以延年、長生為目的的方士，包含了先前所言的金石術和以行氣、導引等法注重精氣神修煉的道教神仙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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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天文占候之方士

方士與天文數術極有淵源。目的在於預知國家的氣數和人的命運禍福。

宋代精於天文占候的數術方士大多進入天文機構任職，有趙修己、王處訥、苗訓、楚芝蘭等人，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宋初統治者政令的限定。

太祖、太宗對於天文數術方士的管理，都頒佈了嚴格的政令。究其原因，當是五代末到宋初的許多天文數術方士，在宋太祖奪權鬥爭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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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相人推命之方士

能夠進行相人推命的方士大多掌握著占卜、相術與算命術（命理術）。因古人信奉天命，相術與命理術的淵源十分遙遠。相術是中國古方術的門類之一，又稱為“形法”。

相術不僅僅觀察人的五官、氣色，人的聲音、毛髮、軀幹四肢等凡人身體一切之部位，都在觀察統攝之內，由此來推出人的禍福吉凶、命運生死。

命理術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透過干支和人的生肖推出個體的命運。

相術與命理術，在漢代就是推算人貴賤窮達的兩種途徑，也逐漸被納入四處鼓吹神仙鬼怪說的方士們，雜學的方術內容之中。

宋代的數術類方士中，精於天文歷算與占星術的人，由於統治者的嚴格管束，大多被集中到朝廷所設定的天文機構之中，許多專門的相人推命的數術方士在民間。

相術和命理術都在唐宋進入了鼎盛時期。善相人推命的方士有袁天綱、張憬藏、慈恩僧、賈籠道士等等。

袁天綱是唐代最有名的相士，曾利用相術預言了武則天“當為天下主”；他也為岑文字看過相，說他眉長過目，“他日文章冠天下”。

與袁天綱齊名的相術方士張憬藏，曾留書“餘見居臺司”於中書令裴光庭，數日之後裴光庭果然被貶為台州刺史。

宋代相人推命之風較之唐代更甚。相傳北宋徐子平建立了四柱命理法，以人出生時的年、月、日、時的四柱八字推算祿命，開創了“子平術”一脈。徐子平是五代末宋初的隱士，與方士

麻衣道者、陳摶一起隱居在華山。麻衣道者與陳摶一僧一道，皆是精於相人推命的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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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風水堪輿之方士

宋是風水術大興的朝代。風水術的崇信者頗多，從帝王到士庶，基本覆蓋了所有的階層。

宋代的帝王極其重視皇陵的選擇。太祖在乾德元年（963）召令當時，已被納入司天監的數術方士趙修己，與按行使王仁贍，改卜於西京鞏縣西南四十里鄧封鄉南訾村。

後北宋除去徽欽二帝，其餘七帝皆葬於鞏縣。

風水術最重要的兩大流派的形成也在宋代，即形法宗與理氣宗。形法宗源於江西，主形勢，今稱“巒頭”，依據山形地勢，以龍穴砂水四者相配來定吉凶。

理氣宗源於福建，主理氣星卦，又稱方位派，依據八卦五星來定吉凶。

兩派在宋代出現了許多極有代表性的人物，形法派的劉潛、傅伯通、鄒寬、賴文俊，福建理氣派的創始人與集大成者王伋，都是當時著名的風水術士。

此外，宋代有關風水術的著述十分豐富，遠較前代勃興，也是宋代風水術興盛的體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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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醫藥方士

在中國的歷史上，宋代是最重視醫學的朝代。

這種重視，首先體現在對於國家醫藥文獻的編撰與官方藥局的建立上。宋初官方修訂第一部本草《開寶本草》二十一卷、《神醫普救方》一千卷，又有《太平聖惠方》百卷。

仁宗時訂《黃帝內經素問》《難經》《諸病源候論》，設定校正醫書局，校訂宋前經典醫學著作；神宗時建立官藥局；徽宗時刊正《黃帝內經》，並將官藥局推至全國。

道教方士多擁有龐雜之道術，醫藥是其中一門，養生術亦是其中一門。

醫藥方士與宋代方士群體中，其他的方士相比，是最接近儒士精神核心的群體。他們大多懷著利國濟民之心，在從業中腳踏實地。

我們可以將宋代醫藥方士的活動大致分作三類：醫學實踐、醫書的進獻與修撰以及日常交往活動。

醫學實踐活動是最為普遍的。他們掌握著診脈、針灸、方藥等等治病手段，對於兒科、婦科、貫穿傷、眼疾這些疾病都能夠對症下藥。

上至皇親國戚，下至黎民百姓，都是他們救治的物件。醫書的進獻與修撰則是重要的醫學理論貢獻。

無論是官修的《開寶本草》《太平聖惠方》，還是私人著述的《神應金針要訣》《錢氏小兒方》《傷寒總病論》等醫書，在中國古代醫學史上都有重要的意義。

錢乙的《錢氏小兒方》，又名《小兒藥證直訣》，被稱為“幼科之鼻祖”，上中下卷分論脈法、醫案與方劑，詳細講解小兒生理、病理的特點與常見疾病治法，留有上百首方劑。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補亡張仲景之學，其寒毒學說、體質學說、溫病思想都對後世的傷寒治療產生了深遠影響。正所謂著書立說，澤被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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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法術方士

法術方士，即善幻術、符篆、咒術等等奇能異術的方士。他們透過所謂的法術冒充天意或溝通神鬼，彰顯他們的法力神通。

又由於沒有系統理論知識的支援，他們在諸多方士中具有最高的神秘性，其術是最接近於巫的。

宋代擅長各種法術的方士一般道士、僧侶佔多數。根據宋代的法術方士施法目的可以將他們分為“應用型”和“娛樂型”兩種。

“應用型”的法術方士一般是利用法術來進行療疾、召役等活動，“娛樂型”的法術方士即運用法術來進行表演，達到娛人的目的。

在宋代，除了徽宗朝之外，出入禁中的法術方士並不多。根據宋代的文獻記載，他們大多不受朝臣的待見，因符水、咒術、幻術的欺騙性質以及蠱惑人心、圖謀不軌的行為被稱為“妖人”或“左道”，大多沒有好下場。

由於宋代都市發展繁榮，城市經濟的逐步壯大之下，誕生了新興的市民階層。他們生活上富足安逸，在物質需求之上就產生了更多娛樂需求，因此，原本只屬於上流貴族的藝術活動在民間流傳開來。

利用變幻莫測的法術在民間進行藝術表演成為許多宋代民間方士謀生的途徑。宋代是民間賣藝者職業化發展的重要階段。

民間許多擅長咒術、幻術表演的奇人異士已經開始從玄妙數術、神通法術的神靈操控中解脫出來。儘管他們有些人仍打著神仙旗號，但只是吸引眼球的手段，並非一定有宗教信仰。

因此，民間許多幻術、咒術的活動只是單純的表演娛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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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總而言之，宋代數術方士們的行為活動上聯結著帝王與官僚士大夫，下又聯結著底層庶民。他們所挾之術給予了他們這種特殊的交往能力。因此他們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群體。

他們的內部又是複雜的，知識水平、社會身份、品性追求皆有差異。道教方士散落在各類方士群體之中，蓋因道教方術原本就吸收廣博，龐雜多樣。

在占卜、相命、風水、醫藥領域我們可以看見諸多道士的身影，而精於養生修煉、符咒法術的方士大部分都是道教方士。

宋代著名的道教方士，無論品性高低、名聲好壞，基本都與朝廷有著緊密的聯絡，在史書與筆記中皆有相關的事蹟流傳。這些方士的活動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