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是為了吃喝玩樂嗎

作者：劉勃

乾隆是一個喜歡到處跑的皇帝。有人統計，他在位60年，或遠或近的出巡逾150次。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六次下江南。

說起乾隆下江南，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有觀點提出，他就是為了吃喝玩樂；有人則說，他其實有複雜深刻的政治用心。是對江南士人的恩威並舉？是巡視河工？還是瞭解地方上的吏治民情？

微服私訪？不可信

按照現在講故事的套路，乾隆下江南，稱得上是改變飲食風氣、風靡萬千少女。

隨便走進一家江南的小飯館，就可能看到廣告板上寫著：乾隆皇帝迷了路，飢腸轆轆地來到這裡，於是老闆端上一份熱氣騰騰的……一種傳統美食就此誕生。隨便開啟一部古裝劇，就可能看到清純女主馬上就要摔倒，微服私訪的乾隆恰好路過，把她一把抱了起來，然後兩人四目相視、旋轉起舞。

這樣的情節，有很多誇張之處。乾隆下江南，一大要求就是吃的須和平日沒啥兩樣。茶房用乳牛75頭，膳房所用羊1000頭、牛300頭，都是從京城提前運至鎮江、宿遷等地的。這些御膳單，現在不少還儲存著，其中瀰漫著濃郁的北方風味。至於乾隆對飲用水的挑剔，更是出名。泉水裡，他排第一名的，始終是北京玉泉山。至於濟南珍珠泉、無錫惠山、杭州虎跑等，都得靠後。

當然，御膳房有時會有蘇州廚子幫忙，地方官員也會進獻菜品。但毫無意外，裡面最突出的是蔬菜。確實也有雜史筆記提到，乾隆對江南飲食表示過好感。比如，《國朝逸事紀聞》記載，乾隆在揚州時曾特別打聽：有什麼江南的時鮮蔬菜沒有。於是，御膳房呈上油煎豆腐菠菜，號稱“金鑲白玉版，紅嘴綠鸚哥”。乾隆因為“甘脆肥濃”吃多了，覺得這道菜特別清爽，故大為讚賞。

還要看到的是，即使在當時的野史裡，這些菜品也通常是走過一定流程，才送到皇帝面前的。所以，指望皇帝迷路而一步登天的飯館老闆，可能只能哭暈在廚房了。總之，以微服私訪為前提的諸多傳聞，幾乎都值得推敲。

事實上，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下江南。但諸般事宜，在乾隆十四年即已提上議事日程。籌備工作是“旗人事務”，行進路線很大程度上和清初戰爭重合；途中，還不時舉行各種軍事活動，八旗將領不得乘轎只能騎馬……這一切似乎在刻意向外展示：八旗兵丁仍是那支“無敵之師”。

乾隆當然也精通恩威並舉的道理。在“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炫耀武力的同時，他也不斷頒佈免除賦役的詔旨。皇帝還時不時展示自己對漢人詩文、學術的熱情和才華。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下江南之間，乾隆有過一次東巡，特意強調注意避免被“腐朽沒落的文化”所腐蝕。

總之，封建統治者心中有一盤無比巨大的棋。對旗人，強化本族意識穩固基本盤；對漢人，暗中提防，但也確實注重輕徭薄賦，以及表示對漢文化的熱切認同，從而淡化人們的反抗意識。

一路上，和水較勁

乾隆下江南公開的理由，是有一番說辭的。所謂“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即最重要的是治理黃河水患。自宋代黃河奪淮以來，黃河、淮河以及大運河的河道，三者糾纏不清。由此，河工與一件關係國家命脈的大事密不可分，即透過大運河把南方物資運往北方的漕運。

現在我們知道，要想治本，就要減少河水中的泥沙；要減少泥沙，就要改善上游的植被狀況。但在乾隆時期，相關地區正在瘋狂地燒山墾殖。

清代大體採取鼓勵人口增長、獎掖土地開發的政策。到乾隆年間，平原地區已沒有進一步開發的空間。於是，地方大員紛紛上書，請求允許百姓入山開墾。乾隆七年，皇帝下詔正式推行這一政策，並對新開發的山地免徵賦稅。

如果當時中國只有稻米、小麥等傳統作物，那這個政策的影響也未見得會如此“立竿見影”。因為這些傳統作物不太適合在寒冷、乾旱的山地生長。但問題在於，美洲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已經傳入。這個環境，對它們來說正是“廣闊天地”。

於是，短短几十年間，“西南巴山老林，開闢大半”“跬步皆山，數十年前盡是老林，近已開空”“雖深山密菁，有土之處，皆開墾無餘”“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類似記錄，密密麻麻地出現在各種地方誌之中。

糧食增加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伴隨水土流失。黃河下游水患的特點，本來就是淤積導致決口，決口又加快淤積的惡性迴圈。水中泥沙含量暴增，防洪的難度也隨之增加。好在，和其他諸多問題一樣，從積弊到徹底爆發不可收拾還需要一段時間。河道淤廢不堪、水患頻發，要到嘉慶、道光年間才真正出現。而天崩地裂般的黃河最後一次大改道，則要到咸豐五年。

史料記載，乾隆下江南期間，對治河作了許多指示。但從治理效果來看，如此深度地介入河工，會不會打擊治河大臣的主觀能動性？實際上，乾隆自己也對河道總督連常識問題也要早請示晚彙報的作風表示不滿，曾批示他們應該根據即時動態予以策略調整。

但是，在技術和體制的限制下，治水工程並沒有什麼大的進展。為此，朝廷還必須拿出“金山銀山”往裡填。而這些財政撥款，真正能用到工程上的，有1/10就算不錯了。河道的官員倒是成為肥缺，甚至於當時一個個官員貪汙腐化、生活奢靡，人們乾脆稱之為“河務習氣”。

從這一點來看，乾隆對河工高度重視，還是有正面意義的。畢竟，有皇帝這樣親自盯著，官員故意放任河堤決口等朝廷追加救災款好藉機發財的事，總歸不那麼容易發生。

耗費不少白銀，“我錯了”

《紅樓夢》裡有一段文字：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曹雪芹的這段描述，據說講的是康熙下江南。一般認為，康熙比較節儉，乾隆的開銷則要高出幾個數量級。乾隆六次下江南究竟耗費多少白銀，無法精確統計。從京城到杭州，往返水陸路約2900公里。要造精美龍舟，要修整道路，沿途還陸續興建行宮30多處。這個成本是明的。各個地方的官員還要組織民眾，帶領大家演練迎送儀式。這個開支，就不在賬裡了。

花的錢哪裡來？最好的解釋是鹽商捐款。當時，在鹽商最集中的揚州，真真假假的傳聞到處都是。比如，總商江春和乾隆關係很好，號稱“布衣結交天子”。又如，鹽商修了幾處園林供皇帝遊覽。還如，瘦西湖邊為什麼會有一座白塔？就是因為乾隆遊湖的時候，說了句“這裡挺像朕的北海，就是少了一座塔”，結果鹽商連夜用鹽堆了座白塔出來。

鹽商為什麼樂意在乾隆身上花錢呢？一是錢花出去了，有助於拉近和皇帝的關係，鞏固鹽商的特權地位。二是沒有真捐，先動用政府經費，再許諾以後慢慢補上。但是，拖著拖著，可能也就不還了吧。所以，《紅樓夢》裡的趙嬤嬤說：“還不是把皇上的銀子往皇上身上使唄？”三是鹽商希望乾隆開恩，把食鹽的官方定價再往上提一提。這倒算鹽商和封建統治者雙贏的選擇。鹽價定得高，商人賺得多，朝廷鹽稅收入也多。至於老百姓買鹽多花了錢，就暫時不管了。畢竟，只要不加人頭稅，就不算違背大清“永不加賦”祖訓的。

第五次下江南後，乾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寫了一篇《知過論》，就是“我知道錯了”。他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呢？乾隆說：自古以來，可能造成重大政治災難的，有強藩、有外患、有權臣、有外戚、有女謁、有宦寺、有奸臣、有佞幸。所有這些，我統統沒有。我的錯，錯在“心有所縈者，必有所疏忽”，即太重視一件事情，反而容易出紕漏。同時，我下江南的時候，各省督撫的沿途接待，真的是好奢侈。雖然看到這些，我也不開心，還批評他們，但他們的錯畢竟因我而起，所以我錯了。

這樣的行文節奏和方式，千迴百轉、一唱三嘆，真是令人不得不服。

（夏斌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