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有兩副面孔，一個該拋棄，一個該繼承

文化是制度的基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之上的。就好比在一個員工文化水平低下的工廠，無法推行一種精細嚴格的管理制度。同樣的道理，在春秋戰國時期，人類文化的基礎是尚武，但是孔子他們卻要在那樣的文化土壤上推行仁愛之道，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孔子自己也說自己的行為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但是，從尚武到崇文，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

剛開始，人們都認為靠武力解決問題簡單快捷，而且一切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想要獲得更多的生活物資，就要讓自己變得強大；想讓自己變得強大，就努力的鍛鍊身體。一個人想要鍛鍊身體，增強體能，這是沒有人可以阻止的。周伯通在桃花島上關了十幾年，最後不是也練成了出神入化的左右互搏術嗎？

然而時間長了人們就發現了“強中更有強中手”的道理。今天你打贏了他，明天他又打贏了你。如此往復，生活永無寧日。所以，鬧夠了之後，人們就想要安靜，因此又說“君子動口不動手”，人們開始講道理。

當人們願意講道理的時候，儒學就有了用武之地。孔子和孟子都跑去當老師，教別人講道理。久而久之，講道理的人多了，尚武的文化精神就逐漸演變成崇文的文化精神。

文化基礎變了，所以社會制度也就變了。大家都願意講道理，管理國家的人也就會根據大家講的道理，制定相應的制度。於是，儒學的道理，逐漸演變成國家的制度。

但是制度和文化是有區別的。文化有其隨意性，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只要文化精神不變就行了。但是制度是死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因此，當儒學變成制度的文化基礎之後，儒學就有了兩副面孔：一個是制度化儒學，也有人稱為帝王儒學。另一個是作為文化的原本形態儒學，也就是社會化的儒學。

社會化的儒學，其實就是教人閱讀經典，學習古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將傳統文化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同時，儒學也從傳統文化經典當中提煉出一些指導社會行為的原則，並且用來指導人們處理家庭以及家庭外部的社會關係。

簡單的說，社會化的儒學告訴我們：對父母應該怎麼，對兄弟姐妹應該怎麼樣，在外面和朋友交往又應該怎麼樣，在單位工作要遵守那些基本規則。

在這些方面形成一些基本原則，供大家遵守，這難道有錯嗎？當然沒有錯。所謂沒有規距不成方圓，我們不能一直都按照道家說的“隨機應變”來處理事情吧？要真是那樣的話，社會不就亂套了嗎？

所以很明顯的，社會化的儒學是作為文化的儒學，它是教我們尊重傳統、學習文化經典的儒學，是應該繼承並且發揚光大的。當然，在不同的時期，處理社會關係的原則可能需要做些調整，古時候有些事情可能做得太過了。

孔子大概也知道，歷史是有侷限性的，因此他推行“中庸之道”。這就是在教人根據實際情況，對處理事情的原則進行適當的調整。這個調整，就是孔子說的“損益”，損益就是刪減或者新增，而不是一概否定。

至於儒學的另外一副面孔，那是歷史的產物，根據孔子中庸之道的損益原則，當然是應該被拋棄的。因此，說儒學，不能一概的否定，也絕對不能不分好壞的一概接受。你得分清楚，哪些內容是文化層面的東西，哪些是帝王時代的制度化的糟粕。該留下的，就毫不猶豫地留下，該拋棄的就毫不猶豫地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