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頭直指皇親國戚權臣重吏 明清隴籍士人有多嫉惡如仇

身處封建皇權制度內的傳統士人，藉助體制賦予自身的優勢，時常透過進諫、彈劾等方式，一方面肅正朝廷綱紀、為政策“糾偏”，另一方面也為桑梓鄉黨謀取公益、造福地方。明清時期隴籍官員及舉人亦擅此道，諫章摺子屢見史載，矛頭直指皇親國戚、權臣重吏尤其是宮裡太監，讓朝野上下見識了隴右士人的風骨，也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個頗具傳奇色彩的甘肅故事。

【1】

故事從一位短命的明初駙馬爺說起。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歐陽倫娶安慶公主，成功實現階層跨越，躋身皇親國戚之列。當代有句網路流行語——你永遠賺不到超出自己認知範圍的錢——但對於這位駙馬都尉來說，大明朝就沒有他不敢賺的錢，瞧，他都將主意打到了“茶馬互市”上。

茶馬互市圖（ 網路圖片）

明人魏煥著《巡邊總論》載：“洪武初，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當年的牌價是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給茶七十斤，下馬給茶五十斤。“互市茶馬，羈縻得法，彼各向順”。茶馬互市每兩年一次，“差京官齎捧金牌信符，招番對驗納馬”。歐陽倫可能覺得身為朱元璋的乘龍快婿，朝廷律法管不著自個，多次遣家奴走私茶葉出境，從中謀取暴利，地方官員不敢過問。

洪武三十年（1397年）四月，歐陽倫玩了一票大的，要求陝西布政使司行文，遣家奴至河州（今甘肅臨夏）販賣私茶，家奴周保強徵民車五十輛，至蘭縣（今蘭州）河橋巡檢司，暴力抗法、毆打稅吏。地方官吏不堪其辱，上告明廷。同年六月，朱元璋下令賜死歐陽倫，時年三十九歲；盡誅家奴周保及沿途徇私放行之官員，茶貨罰沒入官。秉公執法的稅吏及地方官員受到嘉許。

由此可見，茶馬貿易有風險，駙馬入市須謹慎。對於甘肅官場來說可謂揚眉吐氣，駙馬爺怎麼了？不服從屬地管理、不交過路費也得正法。

然而有明一代，並不是每次進諫都有這樣的圓滿結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明代文壇“前七子”之一、戶部主事、甘肅慶陽人李夢陽上書揭發張皇后之弟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奪人田土，拆人房屋，虜人子女，要截商貨，佔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等罪行，被勳貴聯手誣陷入獄，險遭殺身之禍。

【2】

看過新派武俠電影《新龍門客棧》的讀者大多對影片開頭的一幕印象深刻：兵部尚書進諫皇帝，請求裁撤東廠，結果自己反遭東廠太監拷問，被逼咬舌自盡還被扣上屯兵關外謀反的黑鍋。在真實歷史中，明代官員與紫禁城裡的諸位公公不對付那是肯定的；對於文官群體來說，反對宦官干政事關立場問題，其中自然少不了隴籍官員的份。

明代宗景泰年間，蘭州人聊讓（景泰五年進士，官至知縣）上書，請令文武大臣有德望者使典樞要，延訪智術才能之士佈列朝廷，獎勵直言之臣，罷黜宦官干政。前面幾句其實都屬於正確的廢話，最後一條才是乾貨，但未免失之寬泛，況且宦官集團雖然不像電影裡那般囂張跋扈，但皇帝對其也算有所迴護，類似聊讓的這種奏章不在少數，皇帝只當是看傳閱件了。

但在明神宗萬曆年間，有位隴籍官員審時度勢、精準進諫，成功翻盤，算是文官群體對宦官集團少有的戰果之一。胡忻，秦州（今甘肅天水）人，萬曆年間進士，先後任職工部和太常寺。彼時御馬監太監趙欽督辦陝甘兩省開礦事宜，聲稱秦州拖欠金三百六十五兩、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在地方橫徵暴斂，官民怨聲載道。胡忻進諫時很講策略，首先在《懇請減免秦州包礦疏》裡哭了一陣窮，聲稱秦州地瘠民貧，“銀礦雖有數處，砂脈微細，乃金礦則絕無也。”朝廷不是缺金少銀嗎？天水這地界歷史上壓根就沒產過金子，銀子也少得很，沒有多大開採價值。然後委婉指出，微臣充分體諒朝廷財政困難，皇上的小金庫亟待充實，派駐太監開礦亦屬無奈之舉；雖然“夫天下苦礦久矣”，但是把皇上的財路和公公們的差事全廢了肯定也不現實；只不過懇請皇上，能否對自己家鄉網開一面——潛臺詞其實就是您從天水確實榨不出什麼油水了，作個順水人情算了——明神宗心一軟，果然下旨免除陝甘礦稅，撤回稅監。

如果說在職官員進諫尚屬常規操作的話，那麼在野舉子逮著進諫機會則猛人輩出，什麼話都敢說，什麼建議都敢提。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 年）六月，蘭州舉人段堅上書，痛陳宦官監軍之弊，請徵還四方監軍太監，銷天下道佛之銅像以補軍器，並天下僧道少壯者以實軍伍。段堅進諫的時代背景是：明英宗因“土木之變”被俘，明代宗臨危繼位，剪除權閹王振黨羽，同時廣開言路，鼓勵吏民上書。這原本是新君臨朝後的一種政治姿態，沒成想段堅不僅罵太監，連佛道兩家也一勺燴了，打擊面之廣令人咋舌。武當少林聽到訊息趕緊自查——咱們好像沒招惹老段吧？拆廟充軍？這得多大仇哪！禮部官員看完之後暗道：段哥你夠狠！但大家都是明白人，憂國憂民、慷慨陳辭是一回事，諫書還得擱在禮部落灰。不過段堅仕途倒算順暢，景泰五年中進士，授山東福山縣知縣，歷任萊州知府，南陽知府等職，是為蘭州歷史名人之一。

【3】

甲午戰敗，舉國悲憤。一時間政潮、學潮暗流湧動，隴籍士人也有兩件事蹟震動士林和朝堂。

第一件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進京趕考的甘肅舉子參加著名的“公車上書”，共六十一人署名；隨後意猶未盡，又有七十六名甘肅舉子聯撰《甘肅舉人呈請廢除“馬關條約”文》，曰：“舉人等生長西陲，於外洋交涉諸大端，每苦聞見不悉。然是非所在，人有同心。竊以和局不更，則中國萬無自全之理。使因循姑息，苟圖暫安，恐一倭得志，眾倭效尤，剜肉補瘡，終無上策。”懇請朝廷“罷可危之成約，樹不敝之良圖”。後因清廷已批准條約，該文最終未能呈上。

第二件堪稱有清一代進諫史上武德最為充沛之壯舉。安維峻，甘肅秦安人，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十月任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次年十二月被貶戍軍臺。據張大可《鐵漢御史安維峻——讀〈諫垣存稿〉札記》一文統計，安維峻雖然只幹了十四個月御史，卻上疏六十五道，除了諫言革除科場弊端和整頓吏治外，主要圍繞甲午戰敗議和彈劾李鴻章等權臣。安維峻進諫頻率之高、火力之猛，成就其朝野意見領袖地位，一時天下聞名，雖遭貶戍，卻被譽為“隴上鐵漢”。

安維峻《諫垣存稿》書影 （網路圖片）

明清隴籍士人固然有其自身侷限性，上文所述這些“硬核”操作，很大程度上僅僅是製造輿論或對既有體制小修小補，畢竟無法挽救封建統治的衰落。但隴原前賢不畏權貴、敢於發聲、善於發聲、為國分憂、為民請命的風骨仍然值得後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