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道昭——北方書聖、一代文宗

孟雲飛/文

由於唐代李世民的推崇等原因，王羲之書法有近乎一統天下的態勢，以後長期的歷史程序中，書法基本按照南方書風發展。直到清朝 ，在發達的學術的背景下，人們開始熱衷於金石碑版。北碑書法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康有為認為：“魏碑大種有三，一曰龍門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岡山、鐵山摩崖。”說到雲峰石刻，我們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被譽為“北方書聖”的鄭道昭。

一、家族背景

鄭道昭（455—516），字僖伯，自號中嶽先生。滎陽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官至光州刺史、青州刺史。北魏時期著名書法家。

鄭道昭出身於北魏望族——滎陽鄭氏之家。鄭氏來自於古老的姬姓。綿延時間之長，地位之高，影響之大，非一言可表，簡述如下：

鄭氏家族崛起於西漢 。東漢時，鄭興、鄭眾父子及其同祖鄭玄皆為著名的經學家。毛漢光先生認為，滎陽鄭氏在東漢時期“尚屬較大計程車族”。魏晉時期，鄭渾及鄭袤、鄭默父子官高位顯，躋身於世家大族的之列。北朝時期，鄭氏家族發展到高潮，鄭氏與崔氏、盧氏、王氏同被定為漢族四大著姓（後加入趙郡李氏），享有多種特權，鄭氏族人透過與皇室及權貴政治聯姻、以經入仕等，家族地位得以極大鞏固。至唐代，滎陽鄭氏多人官居要職，成為家族勢力的第二次高峰。滎陽鄭氏長期是“公侯接武，臺衙繼跡，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幡之威”。唐末五代隨著士族勢力的消亡而衰落。

鄭道昭的父親鄭曦，字幼麟，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娶趙郡望族李孝伯女為妻。文成帝末，拜中書博士，攜全家由滎陽入平城，執教於當時的最高學府中書學（國子學）。孝文帝時任中書侍郎、中書令，後為秘書監。以軍功授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3年）卒，諡號“文靈”。

鄭道昭是鄭曦次子，7歲隨父、兄（鄭懿）入平城，ll歲與兄鄭懿，以博士子弟身份人中書學，26歲娶孝文帝寵臣李衝之女為妻。鄭道昭“少而好學，綜覽群言” ，“博學明俊”，“好為詩賦”， 被稱為“一代文宗”。 魏孝文帝時為官，任國子監祭酒、秘書監等職，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出任光州刺史、平東將軍。延昌二年（513年）轉青州刺史，延昌四年，復為秘書監。在任期間，“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熙平元年，暴卒於洛陽，終年61歲，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

二、鄭道昭與雲峰刻石

鄭道昭任光州刺史期間，因政局變化，而樂仙好道，寄情懷于山水。踏訪了萊州雲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和青州的玲瓏山，併發起、組織或者親筆書丹一批摩崖石刻三十七種，這些石刻與其子鄭述祖主持刊刻的五處刻一起，被稱為“雲峰刻石”。

“雲峰刻石”共計四十二種，較為著名的有：雲峰山的《鄭文公碑》（下碑）、《論經書詩》、《觀海童詩》、《左闕題字》、《右闕題字》、《九仙題名題字》、《當門石座題字》、《雲峰之山》等；大基山的《置仙壇詩》、《仙壇銘告》、《中明壇題字》、《青煙裡題字》、《歲在壬辰建題字》等；天柱山的《鄭文公碑》（上碑）、《東堪石室銘》、《天柱之山題字》、《遊息題字》等。 青州的《遊粱題字》、《白駒谷題字》、《百峰山詩》等。 最為著名者當屬《鄭文公上、下碑》。

《鄭文公上、下碑》又稱《鄭曦碑》，均刻於北魏永平四年（511年）。上碑刻於山東平度天柱山半山腰的崖壁上，比下碑字小，石損嚴重；下碑刻於萊州市東南7．5公里處的雲峰山上，全名《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所刻碑面高2．65米，寬3．67米。字跡完好，計1243字（一說1244字），可謂宏篇鉅製。上下碑內容相同（文字略有差異），乃歌頌鄭氏家族光輝歷史和鄭羲功德之文。

關於書丹，清代包世臣提出《鄭文公碑》“為中嶽先生（鄭道昭）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秘穎，研圖注篆’不虛耳”。本文沿用此說。

我們通常所說的的《鄭文公碑》多指下碑。下碑“以石好刊之”。碑額“滎陽鄭文公之碑”，字徑約12釐米，碑文字徑約8釐米，額與正文皆為正書。正文字跡起、收筆方圓兼用，圓筆為主，行筆沉著。筆畫生動，鋒芒內斂；結構嚴謹，骨力內含。氣象渾穆，有廟堂氣象。包世臣讚美其“篆勢、草情、分韻畢具。”《鄭文公碑》（下）和其它被稱為帶有“氈裘氣”的魏碑石刻不同，已經有初唐楷書的雛形，侯鏡昶先生說：“鄭書雖具天趣，而已呈法度之端倪。”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把《鄭文公碑》尊為“圓筆之極軌”。

沈尹默《鄭文公下碑》跋中寫道：“通觀全碑，但覺氣象淵穆雍容，骨勢開張洞達。若逐字察之，則寬和而謹慄，乎實而峻肆，朴茂而疏巖，沉雄而清麗，相正書之能事。”

清人龔自珍認為能與《瘞鶴銘》媲美的只有北方的《鄭文公碑》，他在詩中說：“欲與此銘（指《瘞鶴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

對於鄭道昭書法的讚美，清康有為不吝其辭。他在《廣藝舟雙楫》中還說：“體高氣逸，密緻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無盡。” 近人祝嘉亦謂“其成就決不在王羲之之下，應奉為北方書聖，與王羲之並尊”。

在這些刻石中，既有以圓筆為主的《鄭文公碑》，又有純用方筆的《白駒谷題字》，而更多的卻是圓筆、方筆兼用之作。

《論經書詩》全稱為《詩五言與道俗十人出萊城東南九里登雲峰山論經書一首》，摩崖刻石，永平四年（511年）刊刻於雲峰山。刻面高3．38米，寬3．5米，約330個字，每字徑達15釐米。此為鄭道昭書自作五言詩。 面對如仙境般的雲峰山，他盡抒發自己厭倦名利 、寄情山水，養神處靜之情；流露了對道教的崇拜，對神仙的嚮往。《論經書詩》結體方正，字勢開張，隸楷互用。用筆方圓皆有，自由活潑，筆畫猶如“太鬆蟠曲，鐵幹虯枝”；逸氣豪邁，洗練大方。僅次於《鄭文公碑》。

《詠飛仙室詩刻》

《詠飛仙室詩》刻面高0．37米，寬0．55米。詩刻5行，每行5字，計25字。字徑6釐米。詩云：“巖堂隱星霄，遙簷架雲飛。鄭公乘煙至，道士披霞歸。”

《觀海童詩》

《觀海童詩》刻石呈不規則的三角狀。刻面未經加工，高1．17米，寬1．74米，字行傾斜，詩文13行，行8字，共104字，字徑約12釐米。書寫工整，鐫刻精到。書寫工整，鐫刻精到。詩中盡述鄭道昭觀海聽濤的喜悅和懷古撫今的無限感慨。清葉昌熾認為，此為最早的以詩題刻於石者。

總之，雲峰刻石的書法藝術風格豐富，上承秦漢遺緒，下開隋唐之風。

葉昌熾對雲峰刻石推崇備至，他在《語石》中說：“鄭道昭《雲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入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割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

鄭道昭何以獲得如此讚譽？應該是北朝書家群體的特殊性。與南方傳承關係清晰的發展脈絡相比，北方則顯示出片狀的發展事態。除了崔（浩）、盧（諶）有明顯的師承外，絕大多數都是民間書家，師法不明，姓名不詳。北方書法以碑刻為主，書體主要為隸、楷。書寫鮮有留名者。這樣就給書作者的判定帶來了麻煩。鄭道昭為名門望族，由於石刻的文字內容和史書的記載，可知其人以及其家人的生平事蹟。也為書寫者的判斷帶來了一定的便利。不能說雲峰石刻均出自鄭道昭、鄭述祖父子之手，但最少可以推斷，鄭道昭發起並組織了這項活動，並且極有可能親自參與了部分石刻的書寫。在這樣一個群體中，以其顯赫的身份，出眾的才華，不難被記住名字，有如花開滿園，一枝獨秀。

鄭道昭是北朝書法群體中的一個傑出個體，代表了時代的高度，在北朝書法的楷化程序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雲峰刻石吸收了各種書體的有益成分，去粗存精，雅化了石刻書法藝術。作為知識淵博的漢族精英的鄭道昭，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以其特殊的生活環境和人生經歷，汲取各種文化之長，引領時代，創造了以《鄭文公碑》為代表的雲峰石刻書法藝術。而云峰石刻書法風格多樣，內涵豐富，可視為文化大融合的一個縮影。

轉載自《書法導報》